信仰基础:理解农民宗教信仰区域差异的一个框架

传统民间信仰和基督教是当前农村的主要信仰形式。不同区域农民对传统民间信仰的不同态度、认知与信仰模式,会影响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与选择,进而影响农村宗教的分布状态。北方农村功能性、多神论的信仰基础,使当地农民将基督教当做功能强大的神祇予以选择,为基督教快速传播铺平道路。中部地区农民不信"鬼神",对基督教既不排斥也不选择,基督教在当地发展缓慢。南方农村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信仰体系相对完整,能够满足农民的信仰需求,同时又与基督教一神论相抵触,因而当地农民对基督教有拒斥心理,使基督教难以发展。     

灵、份与缘:民间信仰观念与人群结合——以保生大帝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因缺乏统一教义和组织形式而被杨庆堃先生归为分散性宗教,但是这种分散性的信仰形式却与世俗社会的制度和结构紧密联结在一起。以闽南保生大帝信仰为例,当地民众宣之于口的三个信仰观念——"灵""份"与"缘"以及相关实践,从信仰观念的共享和实践的角度,展示了民间信仰神明与庙宇网络的形成以及民间信仰的弱关系与地缘、血缘强关系的结合,从而围绕神明信仰形成了超越社区、地域甚至跨国的信仰共同体。     

晋东南的七佛殿与七佛信仰

晋东南地区众多古代佛寺中七佛殿的存在表明七佛信仰在古上党地区颇为流行。晋东南七佛殿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以高平市为中心的古代寺庙中,偶有一些民间祠庙中亦有七佛殿。这些七佛殿大多创建于明代。晋东南七佛信仰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北朝时期,隋唐以后,七佛信仰继续在民间流传,并且与当地的炎帝信仰、玉皇信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民间信仰文化。明代水陆法会的盛行又推动了七佛信仰的兴盛,促成各大佛寺兴建七佛殿的风潮。     

近代北京的四大门信仰三题

近代北京民间信仰中的四大门是四种带有灵异色彩的动物,在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微妙而特殊的角色。通过考察可知:其一,在近代北京民间的视野中,四大门与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王三奶奶构成了区域化的神灵谱系。其二,四大门或直接与信众对话,或通过其代言人"香头"与信众沟通,而"香头"必须经过朝拜碧霞元君仪式的认证。这种信仰习俗具有鲜明的伦理教化性,但并非民间宗教。其三,四大门信仰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境遇顺逆不定,由此产生了四大门信仰的正当性问题。     

“奶奶”的庙: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以鲁西区域社会为中心的研究

"奶奶"是鲁西地区对女性神灵的一种称谓。泰山奶奶、鲁姑奶奶、托山奶奶是该区域流行的奶奶信仰。明清以来,三种奶奶神灵有着各自的神缘脉络,又相互借鉴与影响,进而形成鲁西区域社会特殊的层累与融合方式。信仰人群与神灵"交流"的时代变异,导致了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突破国家与社会二元信仰研究模式,将"文化符号的创造与借鉴"、"信仰观念与礼仪实践"作为区域文化发生与发展的核心,强调了人群在文化创造中的主动性和原则性。     

从龙泉窑青瓷塑像看观音信仰

观音是龙泉窑青瓷塑像中最具代表性的宗教人物塑像,这些塑像的制作与南宋及之后浙江地区发达的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浙江地区有两处与观音传说和信仰有关的佛教道场——杭州的上天竺寺与舟山群岛的普陀山。青瓷观音塑像,尤其是南海观音形象的塑像,在龙泉窑大量生产,这与传说中普陀山是南海观音的修行道场,以及当地佛教徒对南海观音的崇拜有关。普陀山自宋代起就成为了浙江地区乃至全国,甚至全世界观音信仰的中心。龙泉窑青瓷观音塑像不仅反映了在中国的观音信仰中观音已变为女性形象的特征,同时也为研究观音信仰的发展,以及观音形象在宋元明各时期的面貌特征提供了实物依据。     

明清时期黑河流域的水神信仰探究

甘肃河西地区黑河流域民众的水神信仰由来已久,抛开信仰活动中的迷信成分不难发现,当地水神信仰一方面体现着人们对掩藏在水问题背后的水规律的敬畏,另一方面反映着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对维护、遵守水利秩序的需要。     

《狸猫换太子》之一——包公出世

星宿下凡助大宋《狸猫换太子》,是近代包公戏中最为著名的连台本戏,长演不衰。它的头本就是"包公出世",专演包公家庭故事,讲述包公生平传奇故事。并穿插宋仁宗的生平传奇,逐渐将这对君臣的故事合轨到一处,宣扬"百善孝为先"的道理。     

雷州半岛阴阳墟形成原因探析

广东省有两处名曰"阴阳墟"的墟市,一在广东省曲江县白沙镇大村;一在雷州半岛雷州市杨家镇西汀村。雷州半岛阴阳墟的形成原因是多样的,其形成既与当地民众的妈祖信仰有关,也与当地生产生活、物产资源、地理环境有关。     

论城隍神信仰的产生与龙神职能的变化

城隍神信仰是我国汉族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民间信仰。这种民间信仰很有来历,龙神职能的变化与它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对此进行初步探讨。城隍神即城市的保护神,这是“城隍神”一词的基本涵义。这种民间信仰产生以后,有所衍变和发展。后来,人们不只是把城隍神当作城市的保护神,而是把城隍神当作一般意义上的保护神。在汉族地区,城隍神信仰非常普遍,人们总是把当地城隍庙里所供奉的城隍老爷当作自己的保护神进行崇拜,祈求避邪御凶、吉祥幸福。文献记载保存了不少魏晋南北朝时期城隍神信仰的材料。据宋代赵与时《宾退录》记载：…     

民间信仰与村落传统文化的当代建构——对茂名“冼夫人信仰”的人类学考察

“冼夫人信仰”是茂名的重要民间信仰之一,这种民间信仰在当地的乡村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尝试考察民间信仰及其在当地文化建构的作用,以及乡村社会对传统资源的再次塑造和利用。     

清初苏州的道教与民间信仰——穹窿山施道渊的个案

清初苏州道士施道渊(1617—1678)的有关文献记载颇丰,为研究正统道教与当地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道教神祠与"灵媒"信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例证。本文梳理这方面的研究现状之后,介绍了施道渊的有关文献,特别是他如何应对地方信仰,尤其是"五通"崇拜的有关史料。施道渊常应苏州当地士绅之邀,主持禳灾祛邪的仪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役使经典道教雷法传统上的各类"武神",同时还将地方神明纳入其神役体系。因此,像"五通"这类具有"正邪"两面性的神明,在某种程度上被"驯服",变得更容易被人接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有的田野调查显示,尽管"五通"仍然具有一定的边缘性,但是整体上已被纳入了主流道教。     

明代赣南"土城"的修建探索

由于赣闽粤湘四省交界的赣南地区历来盗寇频发,明代弘治八年设置南赣巡抚,在此背景下,赣南乡村修筑了大量仿县城形制的"土城"以防守自卫。这些"土城"主要分布于粤赣交通路线上的赣江上游章江一带,其在修建与命名上需官方认可或批准,并逐渐成为集军事防御、生活居住、信仰祭祀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似城聚落"。当地宗族"聚族自保"与"聚族而居",族群"保""居"与"土城"建置成为这一地域乡邑空间的显著特征。     

河湟西纳地区一个多民族乡村的夏季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作为重要的文化形式广布于各民族中间。本文描述了河湟西纳地区一个多民族乡村——民联村挡雨和求雨、插箭、给山神献羊等三种民间信仰活动,并试图说明民间信仰的功能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现象对当地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仪式、记忆与知识传承——辽东满族"二月二"节俗调查

辽东满族地区的"二月二"节俗包括初一的祭祀准备厦初二当天的祭祀仪式两大部分.时至今日,"二月二"节俗仍然在当地有所传承,其仪式的宗教意识淡化,实用功能凸显,并具有调节农耕周期、传承农耕知识、祈盼农事顺利的地方性功能与意义.正是通过民众的个体与集体记忆的描述,仪式程序及信仰心理的不断强化和巩固,传统农耕知识与技术智慧得以延续传承.     

明清漕运与淮安天妃信仰的变迁

淮安地区的天妃宫最早建于南宋,来源于福建籍军士征戍两淮的地域流动,此后天妃宫庙在淮安地区的空间展布与当地河道变迁密切相关。山阳、清河的个案研究表明旧城天妃宫曾作为一亦游亦祀的胜境,国家漕粮的转运导致了淮安地区天妃信仰中心的转换,清口惠济祠逐渐成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天妃宫庙,从天妃宫到惠济祠的转移,与山阳、清河城市变迁的轨迹基本一致。官方对天妃神灵的标榜和塑造,使惠济祠内呈现泰山娘娘与天妃混祀的信仰生态,而对其庙会的分析则显示出民间信仰意涵的延展。     

三川张家寺遗址

土族人信仰佛教,因此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三川土族地区历史上建起了很多有名的寺庙,至今存留的有朱家寺、文家寺、梧释沟寺、王家寺、赵木川寺、华尖寺、卧佛寺,附近还有藏东名寺卡的卡哇寺.这些寺院大都建于明清时期,有着数百年的历史.在三川地区众多寺院中,还有一座寺,鲜为人知,这就是"张家寺",当地人称之"张家孜格尔" (孜格尔,土语即寺院之意).     

信仰类型及其社会建构——以陕西宝鸡地区的炎帝信仰为例

本文以陕西某地区炎帝信仰的祭祀仪式及其信仰类型为研究对象,从中梳理出炎帝信仰在当代重建过程中所呈现的官方、民间、官民共建等三种模式,进而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权力、利益、资源、地缘等诸多现实要素及其与当代中国信仰建构的内在关系,梳理出"一个炎帝,三种信仰"的内在构成逻辑,以此讨论多种信仰类型之间的公共认同、如何能够构成的信仰社会学难题。     

舞水流域妈祖信仰发展史略

妈祖信仰是先民在海洋生活中逐渐孕育出的民间信仰,自宋时发源于福建莆田后,相继南下传入两广至海外,北入江浙鲁辽,西入云贵川等省。清初,随着闽粤移民流入及其商业开展,这一信仰亦传入湘黔边界的舞水流域,渐在苗疆山区兴起发荣。妈祖这一信仰传入路线大致与"填四川"的移民运动相同,另一条重要路线是闽粤商人进入江、沅贸易的路线。其传播的主体是来自闽粤地区的农工和商人,也渐为舞水当地的民众及渔渡者信仰。     

道教在青海土族地区传播演变历史的考察报告

道教传入青海河湟地区后,就与当地宗教文化民俗等相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道教文化。本文结合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以实地考察为依据,对道教在河湟土族地区的传播历史进行梳理,并对道教对土族地区的民间信仰、风俗民情所带来的影响进行较为客观系统的分析,提出道教与土族传统风俗之间互溶互进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