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道在唐代政权安全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借鉴历史经验,李唐皇室自唐初就形成了以关中、巴蜀、荆襄三地为战略核心地带以保障政权安全的地缘安全体系。山南道所领秦巴山地、荆襄地区,既是核心地带之一,又是关中的南部门户及巴蜀的前大门,在安全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掌控山南地区,唐皇室从辖区设置、兵力配置等方面采取了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唐后期,因总体农业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关中基本经济区战略地位的丧失,山南道的战略地位亦逐渐丧失。     

太宗世民宽仁大度 魏征方成一代名臣

玄武门事变后,唐太宗大杀李建成的太子门党。魏征是太子李建成的主要谋士,当然在捕杀之列。     

《五经正义》编纂考

《五经正义》的编纂是唐初文化政策和经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唐初统治者重视儒学,《五经正义》的编纂是唐初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唐初经义繁杂,《五经正义》编纂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统一经义。《五经正义》由唐初著名学者孔颖达主持编纂,历经初撰、修订以及最后定稿三个阶段,耗时十四年,代表了唐初学者的主流认识,也是唐初经学宗尚的集中反映。《五经正义》是在南北朝隋代经典义疏的基础上成书的,其中既有对前人旧疏的袭用,也有对前人旧疏的删节、剪裁以及驳正。     

論唐康文通墓的“僭越”

2002年在西安發掘的康文通墓,葬於神功元年(697)。墓主康文通作爲處士,卻采用雙室磚墓,隨葬描金彩繪三彩天王俑、鎮墓獸和文武官俑等高等級墓葬的喪葬元素。在系統梳理唐墓中出土的描金(貼金)彩繪(三彩)器物的基礎上,結合隋末唐初渭北地區的政治動向,推定出土描金(貼金)彩繪(三彩)器物的墓主多是李唐宗室外戚、唐初建國元從及其後裔,以及武周至玄宗時期的墓主。康文通家族作爲地方豪族,可能在義寧初歸附李唐。正是在"首膺義旗"、"地方勢力"、"武周時期"多重因素的角力中,呈現出隨葬描金彩繪三彩天王俑、鎮墓獸和武官俑,且以雙室磚墓下葬的面貌,可以説康文通墓是李唐武周百年政治的縮影。     

虎牢之战：李世民军事才能的集中展现

正虎牢之战发生在唐武德四年(621年),是李唐实现全国统一的关键之战。在这场战争中,李唐军队准备充分,决策得当,一举击败驰援洛阳王世充的窦建德10万大军,继而又成功迫降困守洛阳的王世充,从而剪除了中原地区的两股主要武装势力,为统一全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敢于说真话的王珪

王珪,字叔玠,山西太原祁县人。唐武德年间,王珪曾担任太子中允。当时,太子李建成对他礼遇有加,不管大小事情,都会虚心地向王珪请教,两人关系很好。然而,李建成由于阴谋作乱被关押起来,和他相好的王珪自然受到牵连,很快被流放到云南。事后许多人对王珪表示同情,但令人意外的是,王珪从来没有抱怨过李建成,反而觉     

“玄武门事变”新考——以“事变”时李世民的职权为中心

“玄武门事变”是唐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过去的研究多注重于李建成、李元吉与李世民之间的政治斗争,唐高祖对于两个集团的态度等问题。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即对“事变”时李世民的职权作探讨。以李世民的政治和军事经验,他在发动“玄武门事变”时如此犹豫,即在于他虽然拥有来多高级官街,却并非如雷家骥先生所说是“实际上的皇帝”,而仅仅是一个并无多大实权,困于京城内的高级皇族。除了一批忠心护主的秦王旧将以外,他手上实无太多可用兵力,因此,他虽有盖世雄才,临此大变,仍举棋不定,最后才冒绝大风险,奋力一击。     

《全唐文》所收陈元光表文两篇系伪作考

陈元光是唐初闽粤之交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平定了发生在岭束和闽南的“蛮獠”动乱,对於漳州的建立和开发有重要贡献。但晚近有关族谱和方志所记载的陈元光生平与着述多属伪造,由此造成对唐初闽粤之交历史进程和民族关系的诸多误解。《全唐文》收录的两篇题为陈元光所作的表文,也是後人伪作。本文从职官制度、犯讳情况、地名错误、文体和用语问题等方面进行考证,特别是揭出此两文抄袭柳宗元表文的铁证,力证这两篇表文是後人伪作,附带论证《全唐文》所附《小传》谓陈元光光州固始人云云,亦是虚假不实之词。     

隋代帝陵制度研究

隋代帝陵制度在中国古代帝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过渡性特征明显.一定程度上而言,泰陵的山陵制度是对西汉帝陵制度的部分恢复,而其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又为唐高祖献陵所继承,这也与唐初诸多墓葬与隋墓相似较为一致,充分反映了唐初在文化面貌上对隋的继承与发展.     

常何与隋末唐初政治

常何是隋末唐初的一个重要人物。由于《隋书》中未提到常何,两唐书只在《马周传》、《东夷传·高丽》、《李密传》和《太宗本纪下》中提及,语焉不详。因此,长期以来对常何研究甚少。可喜的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卷李义府撰《常何墓碑》,为我们研究常何其人及隋末唐初...     

唐《等慈寺碑》研究

《等慈寺碑》是唐初刻立的一通名碑,碑文记载了隋末唐初中国之割据局面,记载了李世民大败窦建德的武牢之战的全过程。从宋代开始,历代金石著作对此碑都有记载,《等慈寺碑》在中国书法史占有重要的地位,既有北魏碑刻和墓志的严谨法度,又有潇洒飘逸的情致,在唐碑中颇为独特,代表了楷书从魏碑向唐楷的过渡。     

东都洛阳武则天明堂初探

东都洛阳的明堂建造,是武则天借用李唐王朝所具备的政治号召力,来充实完善洛阳所缺乏的国家祭祀功能,提升洛阳在王朝政治象征体系中的地位,让洛阳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都城,从而为革唐代周的政治野心做着礼仪方面的准备。明堂是武则天政治生命中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物,明堂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的变化,其实是完成两次转换:一是从李唐王朝向武周政权的转换;二是武则天从临朝称制的太后转换成大周政权的皇帝。     

柳怀素墓志所见武周改立“二王三恪”史事考

武周在取代李唐政权过程中曾两度改置"二王三恪",或远绍周汉,或近承隋唐,作为塑造自身正统性的重要手段。藉由柳怀素墓志提供的线索,可以考察永昌元年首次改立"二王三恪"政令在实际运作中的复杂状况,并由之审视圣历二年再度改制的内因,进而思考武周时期史料在李唐复政后遭致刻意删削的问题。     

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从“武家诸王样”到“山子军容头”

头饰是唐代统治者及其他政治人物构建文化身份、表达权力、缔结新的君臣关系和政治秩序的象征符号,与政治局势的变化关系密切。唐初武德、贞观年间,流行"平头小样"、"花搭耳帽子"、"魏王踣样"、"赵公浑脱帽"等。武则天革命后,颁行"武家诸王样",反映出她希望"武姓诸王"凌驾于整个朝局之上的意图,也是其构建新的君臣关系和政治秩序的重要举措。中宗复位后,于景龙四年颁行"英王踣样",属于其晚年树立政治权威、重建李唐天下的手段之一。开元中后期,玄宗颁行新头饰"长脚罗幞头",目的是为了改造权臣张说的头饰,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此时君进臣退的政治生态。"山子军容头"是中晚唐最流行的头饰之一,乃宦官势力之体现。唐代头饰变迁的进程,投射出唐代政治嬗变的图景。     

张彦远对中国书画装裱艺术的贡献

张彦远首次阐述了装裱的重大意义,总结了他亲手装裱书画的体会和见解,对唐初以前的装裱历史也作了记载,是考证装裱历史的重要珍贵资料。     

试论大革命时期苏联对国民二军的援助

国民二军,是20世纪20年代重要的军事集团.北京政变后,在苏联政府的大力援助下,国民二军获得迅猛发展.它的发展壮大,不仅直接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使河南和陕西境内的革命运动迅速高涨,为国民军经营西北打下基础,同时也有力地配合了南方巩固革命政权的军事行动.     

“玄武門事變”新考——以“事變”時李世民的職權爲中心

"玄武門事變"是唐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過去的研究多注重於李建成、李元吉與李世民之間的政治鬥爭,唐高祖對於兩個集團的態度等問題。本文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即對"事變"時李世民的職權作探討。以李世民的政治和軍事經驗,他在發動"玄武門事變"時如此猶豫,即在於他雖然擁有衆多高級官銜,卻並非如雷家驥先生所説是"實際上的皇帝",而僅僅是一個並無多大實權,困於京城内的高級皇族。除了一批忠心護主的秦王舊將以外,他手上實無太多可用兵力,因此,他雖有蓋世雄才,臨此大變,仍舉棋不定,最後纔冒絶大風險,奮力一擊。     

元末黄河中游地区的政治形势与军阀集团

元末,北方两大军事集团的活动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军阀集团严重削弱了政府的行政能力。在南方红巾军割据的同时,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割据。尽管元廷为恢复权威与控制能力进行过努力,但最终军阀集团的斗争在事实上瓦解了元朝的统治。     

唐人生活胡风浓重述略

胡文化是唐朝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文化因素条件下的综合。唐朝时期,胡汉民族以极其开放的态势进行频繁地民族交往,以至于胡化、华化风气大起,最后熔于一炉,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唐朝人在饮食、服饰、音乐、绘画等日常生活中受到胡文化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受李唐皇室本身有鲜卑血统、采取灵活的民族政策、各级官吏中少数民族官员比例加大等方面的影响。     

浅析唐代君主政治生态环境与制度文明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隋唐时期,开始步入一个空前完善的历史时期。尤其在制度与文化方面呈现出一派盛唐气象。这个时期的君主政治表现出许多为后代所仰慕、具有典范意义的君臣模式与制度文明,不仅对中国历史也对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唐代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历史地位,是与唐初以来的政治生态环境及其完善的制度结构与功能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