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北方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近代以后,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步由传统的农、牧、工、商业经济向现代外向型经济转变。这一嬗变与北方沿海港口尤其是天津港的开埠和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天津进出口结构的变化,则是北方社会经济这种变迁的主要体现。通过港口与腹地间经济的互动作用,近代北方外向型经济体系逐步架构起来。     

从上海与北方关系的演变看环渤海经济崛起

上海开埠以后,在成为全国最大对外贸易口岸的过程中,把北方变成了它的间接经济腹地,带动了北方经济的外向化。进入20世纪以后,环渤海港口城市的直接辐射作用得到加强,促使该地区的直接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经济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并迫使上海的有效辐射范围从北方逐步向长江流域退缩。直接龙头取代间接龙头,是近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结果。它加速了环渤海经济的崛起,不利于上海经济的更好发展。     

近代中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

长期以国内区域市场为主要贸易范围的中原地区,在进入近代以后,借助于传统水路和现代铁路,与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实施对接,从而逐步发展起了以沿海和国际市场的进出口贸易为导向的近代外向型经济。它不仅改变了中原经济发展的面貌,而且在中、西部地区近代经济的外向化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     

商学教育与新加坡华人经济的近代化转型

论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商学教育活动为例,梳理商学教育的发展状况,并探讨了近代海外华人经济的近代化转型问题。研究显示:在近代欧美商业冲击与中国民族主义影响下,商学教育在新加坡华人社会悄然兴起,逐渐改变传统华商家族式或学徒制的商业知识传递模式。以中小学和补习学校为主的学校商学教育与以报刊杂志、国货展览会等形式进行的社会商学教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华人社会商学教育的主要新形态。商学教育不仅是当地华校新式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地华人经济近代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新式交往工具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之嬗变——以近代西江水系轮船运输发展为视角

西江是广西对外物资流通的主要渠道。近代新式交往工具——轮船通行西江,为西江内河航运从传统的运输方式向新式航运转变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新式航运的发展缩短了民族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促进了人员的流动、扩大对外交往的范围,使腹地与外界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推动了腹地社会经济生活习俗、思想观念向纵深发展。     

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多质性——以铁路外债观为考察点

经济民族主义的载体是经济问题，但它又并非仅局限于中外经济关系的调整，而是服务于总的民族主义目标。挽回利权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起点；均势外交是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工具性特性的延展；将经济民族主义的旗帜指向国内政治，则是近代中国政治革新举步维艰的曲折表现。在近代中国，内政与外交、外交与外债联为一体，互联互动，使策略性、功利性运用民族主义成为可能，使经济民族主义发生了功能的异化，进而形成内涵上的多质性。它深刻地展现了近代中国在发展经济与维持民族利益之间的两难选择。     

边界效应与跨国界经济合作的地域模式——以东亚地区为例

边界是划分不同政治实体及其管辖地域的政治地理界线。国际边界对地区经济发展有屏障和中介两种效应,并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从跨国界经济合作的角度,可划分出封闭型、半封闭型和开放型等边界类型,不同的边界类型对跨国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不同。边界效应在空间维上是可变的,通过空间扩散向腹地外延。文中图示了核心腹地、紧密腹地和边缘腹地三种类型。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推动下,开放型边界逐渐增多,跨国界次区域经济合作日益发展,成为区域经济集团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本文以边界经济合作发展迅速的东亚地区为研究样本,提出了边界跨国界经济合作的3种基本地域模式,即通道模式、贸易口岸模式和开发区模式,并探讨了各自在边界经济合作中的发展内涵及发展前景。     

论晚清湘绅对外患的抵制与湖南经济近代化

在内外条件的刺激下,晚清湘绅对西方新事物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经历了由盲目排斥到以创办实业为主进行抵制的变化过程。在创办和发展实业的过程中,一些绅士的态度是矛盾的。但总体上说,促进了湖南经济的近代化。     

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近代、特别是清末农地的开发较大地促进了新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从根本上改变了有史以来北牧南农的经济格局,形成了新疆以农为主、各业并举的混合经济形式,并带动了工、商、矿、牧各业的发展,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为稳定边防起到了积极作用。近代新疆农地开发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全疆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近代两湖地区的市场体系

经济地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市场体系的形成及其变迁。就两湖地区而言,近代时期的市场体系与传统时代已有重大变异,不过这种变异的基础部分地根植于传统。以省区为视域,汉口进入近代之后继续保持其湖北商业中心之地位,而且更形扩展,拉大了中心地与腹地之经济差距。对比之下,湖南的情形与之不同:原有的商业中心发生位移,省区内部的经济差异性有所减小,若干重要城市之间的经济关系趋于均衡。无论通商口岸及其腹地之变迁,抑或对外贸易和长距离贩运贸易,近代两湖市场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