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口号引起的风波

天津解放后,我被调到天津担任二区区委书记,并一直列席市委会。在天津进行的反封建"把头"等活动中,我参与了一些工会工作。1949年12月,中央调我到全国总工会筹备全国搬运工会代表大会的工作。从此     

我执笔起草了第一个国库券条例

我在北京出生的地方叫“小四眼井”。3岁到上海,上到小学五年级。11岁到天津,1947年从天津工商学院附中毕业,进了工商学院财政会计系。我和我爱人赵遁芬是大学同班,1951年一块儿毕业,一块儿分配到中央财政部。而且都在预算司。     

更正

读了《武汉史资料》2004年第9期上的《熊廷弼传略》后,令我回忆起童年时听江夏纸坊家乡老辈人说熊襄愍公、熊芝岗的故事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从事明清历史研究,曾读到过有关熊廷弼在明末清初,明王朝没落、清王朝强大,以致崇祯自缢、清军人关的历史局面中的作为和遭遇。     

王光英、王光美回忆刘少奇片段

正与王光美的相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准备收集有关刘少奇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的史料,计划编辑出版一本《刘少奇在天津》的史料集,当时决定由我负责。我通过曾在天津工作过的王光英联系到了王光美的秘书王小苏。不久便很顺利地和王光美见面了。王光美听说我是天津人,很高兴,可能因为她母亲也是天津人吧,多少有天津老乡的一种情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见面后我告诉她,     

七 最后挣扎

（一）逃匿原籍1951年2月,我的潜伏住所──汉口友益街辅仁别墅待一号“荣丰堆线”,因该淡经理黄荣全（即点传师黄顺升）家庭发生矛盾,不便避居。本拟指使点传师程福林通过其岳父利用程死在信阳做麻袋生意之便,在汉口筹组麻袋庄作为我的掩护机构,但一时不能成功,于是决定暂回天津等候。我到了天津住在南关大街怀庆里4条胡同28号我二弟效纯家里,并与住天津北门西项家胡同的点传师孟宪章,以及当时已在天津的山东无津县各坛的负责人王秉初、点传师张云堂等取得了联系。当时镇反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不久,孟即通知我：王秉初、张云…     

旧时汉口杂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发生了天津事件,《大公报》由天津日租界搬到法租界新址。那年年底,胡政之派我去汉口当特派记者。在此以前,《大公报》只有南京、北平、上海三个办事处,我去汉口。也成立了办事处,成为四大办事处之一。我名为办事处主任,实际还是单干。另外,请陶菊隐先生担任特约记者。     

编读窗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非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所讲《炎黄春秋》每期必读。天津开人代会期间，我带去几本，被其他代表拿走，说要仔细拜读。今年第3期让我爱不释手，又使我了解到几个过去不知道的事件和人物。与天津有关的内容，也令我感兴趣。爱国企业家毕鸣歧是我很熟悉的原天津市副市长，他的夫人就是新华社报道的天津工商十大姐之一，我们都很熟悉；陈必第的丈夫张纪正是天津有名的大夫。不过，介绍陈必第的文章中写道，1949年10月1日那天，陈必第在天津一个叫“法国公园”的地方听到广播，说毛泽东在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我在文革中挨批斗的经历

我原籍河北饶阳县,1938年生于天津。我的父亲17岁时就离开家乡到北京大栅栏学做生意。他在家乡念过4年私塾,有些古文底子,又能写一笔好毛笔字,因此受到老板的赏识,当了账房先生。后来积攒了一些钱在天津买了房子安了家,做布匹生意,又开了一个小织布工厂,所以我上学、工作后每次填表"家庭成分"一项总是填"资产阶级"(实际现在看来顶多算得上是一个"个体户")。     

起义有功，欢喜探亲遭报复 龙困浅滩，无端蒙冤30年——傅作义将军侍卫韩宝山的坎坷人生

一、被傅作义收为义子,取名“雨中” 1928年,时任天津水早码头稽查处处长的大祖父韩占彪,回山西太原出差,顺便回家乡探望我的爷爷。那年父亲16岁,已长成了大小伙子。大祖父见父亲聪明英俊,就把父亲带到了天津,在天津大沽口陆军指挥部第一警备兵舰报了名,成了一名军人。一年后父亲随部队返回太原,在阎锡山警备司令部执法队当队长。     

津门首景──天津广播电视塔登天塔有感

九一年的秋天，公务到天津，正值天津电视塔落成开业不久，这座名为“天塔”的天津标志性建筑，当时以其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的高度，刺激了人们的好奇，也增加了悬念。于是和几个同仁排在长队之中购票登塔，一求先睹为快。但在如潮的登塔人群中，登天塔并没给我留下乡深刻的记忆，只知道从上边看来，房屋如火柴盒．积木一般，人像小小蚂蚁。时隔七年，为陪同客商当我再次登上天塔我才真正了解了天塔了解了天津。黄错时分到达天塔，从玉带般的引桥引廊走过，泱泱碧波中，天塔如少女临波，引桥两侧喷泉如幕，三层跌水飞珠扬花。根据导游的建议…     

我的“工农兵学员”经历

1974年,我有幸成为天津轻工业学院(现天津科技大学)的一名解放军学员,在校学习三年后,回到了部队。有人对当年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那段历史缺乏了解,以讹传讹,认为这一批人都是白卷先生,这与我知道的事实有很大出入。我有责任将我所了解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情况及我的经历作一叙述:     

我在晋中公学的军旅岁月

正一1948年平遥解放后,我几经辗转到了北平当了几个月屈辱的流亡学生,后来我经过一位警察的直言指明,决定弃暗投明。于是,我和同学郭生旺决定和做生意的平遥人回乡。我们预先定好路线,定好时间在天津相聚。郭生旺路费不足,我在天津取了爹生前的遗物卖了,另有爹的抚恤费,并借给郭生旺路费,找到那位平遥生意人(我爹死前为天津市税务总局财务处主任,后来因为患肝硬化,     

读《熊廷弼传略》后

读了<武汉文史资料>2004年第9期上的<熊廷弼传略>后,令我回忆起童年时听江夏纸坊家乡老辈人说熊襄愍公、熊芝岗的故事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从事明清历史研究,曾读到过有关熊廷弼在明末清初,明王朝没落、清王朝强大,以致崇祯自缢、清军入关的历史局面中的作为和遭遇.深感这位历史人物值得后人景仰,特别是作为他的家乡人,更应该知道得更多些.     

陪杨拯民建设天津的钢铁基地

杨拯民同志“文革”前自陕西调来天津任副市长至1978年又调到北京,在津工作了十余年,1998年10月23日病逝,离开我们三年多了。1969年建设天津的三线工程——“6985工程”时,曾和他朝夕相处很长一段时间。回忆起那些岁月,令人难忘。 1969年11月,老杨、我和吴毅夫、郝诚、师义、刘兰泰等都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和几位年轻的干部一     

风风雨雨千家驹

1949年2月平、津解放,沈钧儒等从东北到达北平。我是3月下旬,随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进城的。李维汉和李克农商议即派我去给沈钧儒担任政治秘书。4月间,刘少奇去天津调查工商界情况。这期间千家驹和章乃器也去了天津,并参加刘少奇召开的一次座谈会,研究天津工商界特别是资本主义剥削问题。千和章提出一些意见,有些意见是比较“左”的。     

贵州的“五四”先驱谌志笃

１９９９年 ,天津北方工业大学三位同志来筑 ,了解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 ,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谌志笃先生 ,在天津读书期间 ,和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声援北京“五四”运动 ,创办进步团体———觉悟社的史料。我陪同他们采访了谌先生的侄儿谌伯印和其他知情人士。随后 ,我又和远在广州的谌先生的女儿谌曼玲联系 ,承她大力支持 ,寄来了有关资料和照片 ,现整理出来 ,以飨读者。谌志笃 ,号石僧 ,贵州织金县人 ,于１８９６年出生于一个殷实之家 ,幼读私塾。１９０７年随父来贵阳 ,１９０８年进贵阳南明中学 ,１９１５年考入天…     

小借故旧话津门 (上)

正想起第一次独自一人去天津,那时网络远不如现在这样发达,手机支付、电子乘车等等还只是设想,手机地图的导航也动不动就将人带进沟里,像如今这样只带一部手机出门的旅行还没有迎来它的春天,彼时我开玩笑地问天津的同学,这要是在天津走丢了可怎么办?同学也开玩笑地回答我,在天津你只要沿着河走,什么都能找到,沿着最宽的那条河走,一路上不论是风景还是商业的繁华,准能让你找到一个落脚之处。等我真正到了     

一名九旬党员的入党之路

三姐是我的革命引路人 1943年夏天,我在天津三中读初中,三姐在天津师范已快毕业.那些年她住校,只在周末回家一次,每次回来常穿着朴素的靠色(浅蓝)大褂,手里提着一个花书包,书包不大却装得鼓鼓囊囊,进家后总是仔细把它放在床头一个角落.     

我是怎么知道“林彪出事”的

我的原籍是河北饶阳县,1938年生于天津。我于1957年考入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当时这里只有历史和中文两系,第二年我们这两个系迁入北京,和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合并（现在河北师大的前身）。我1961年在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青县中学担任历史教师。1965年11月的一天,我在《文汇报》上读到后来被称作“吹响了文化大革命号角”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以他特有的“敏锐的无产阶级政治嗅觉”嗅到了吴晗的《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进而把历史上所有的清官好官一律打翻在地……     

粤声津度——天津广东会馆的前世今生

正2017年12月下旬,我和几位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赴天津、北京开展"从广东出发的文化人"专题调研。天津广东会馆是此行实地考察的第一站。这座拥有百余年历史的会馆,它的深邃古老和风云故事,它那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百年不绝的铿锵之声,令人久久不忘。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天津广东会馆,位于天津旧城鼓楼南,由时任天津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