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的唯物主义自然学说和对明末的社会批判——读新发现的宋应星佚著四种

宋应星的佚著四种——《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图版陆),已经在江西省发现。这一发现,使我们对宋应星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宋应星不但是一位科学家,并且是一位思想家。对他的重要科学著作《天工开物》之所以能够完成,我们也找到了认识论上的根据。宋应星的著作,已经刊刻的,有《画音归正》,刊于崇祯九年丙子(1636年)。这部书今未见。《天工开物》,刊于崇祯十年丁丑(1637年)。两书均由宋应星的朋友涂伯聚"授梓"。刊《天工开物》的时候,本来还有《观象》,《乐律》二卷,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卷序》中谈到,"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现在发现的佚著四种:《野议》,自序题"崇桢(九年)丙子暮春上弦日分宜     

周学熙:一位民族实业家的教育缘

他是晚清重臣周馥之子,年轻时科举功名教育之路上失意连连,步入中年后却"异路功名发达",成为大实业家后热衷近代教育事业。37岁时任山东大学堂总办,倡导以实用、实业为学习方向。他创办"工艺学堂",让许多人学习到了先进的制造技术和管理知识;开设"考工厂",实为商品博物馆和"鼓舞商情"的全民职业教育机构……这位以"南张北周"留名近代史的北国民族工业巨子,积极推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和社会进步,被后人尊称中国职业教育之父。     

书与人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这部论述20世纪美国新中产阶级的著作,1951年出版后被誉为"具有远见卓识的启迪之作",之后成为该领域经典。《纽约时报》说,这是"值得白领金字塔中每一层次的人阅读和思考的著作。它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阅读这份有     

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评介

正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是近年明代科举与经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本书关注明代科举"一经取士"体制之下,同一地域士子肄习同一经典以应考的"地域专经"现象,选取江西安福的《春秋》经、湖广麻城的《春秋》经及黄冈的《礼记》经、浙江余姚的《易》经与《礼记》     

《玉壶野史》“生旦杂处”考辨

北宋文莹《玉壶野史》载南唐韩熙载事,有"生旦杂处"一语,学者或据此而论定其时已有"生""旦"脚色。今梳理该书历代版本流变,知是书在明初后五卷阙佚,嘉靖年间抄补时已有阙文,作"生杂处",鲍廷博校刊本则去此空格,作"生杂处"。另有清抄本作"生冝杂处",乃抄录之误,周星诒、陆心源等人校订时皆删去。作"生旦杂处"者后出,最早见《四库全书》本,乃将"冝"误作"旦"。参酌《南唐书》《宋史》《续通志》的相关记载,"生"之本意当为"生徒""门生",故此语不可作为南唐时已有生旦脚色之依据。     

“扬州书信”所见《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出版考略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刘文淇祖孙三代相传补续而成的一部书稿,在《左传》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34～1938年,南桂馨等人在为刘师培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过程中,也启动了刊印这部刘氏"镇家之宝"的工作。后因种种原因,不但刊印工作没有成功,而且其事也成为鲜为人知的学术文化出版秘密。通过梳理新发现的20世纪30年代的"扬州书信",可以寻觅出其珍贵的印迹,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有待破解之谜。     

读《清代科举家族》

史学的进展与新史料的发现、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另如兼容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探索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考察 ,也会对即使是较为传统的课题得到意想不到的崭新看法。读了张杰教授的《清代科举家族》一书 ,便给了我这样的强烈感受。《清代科举家族》张杰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0 0 3年出版 ,共 334页。此书的基本史料来自《清代朱卷集成》。朱卷系指与考士子在参加乡试、会试时 ,当局为防止考生舞弊 ,将原墨卷交誊录生用朱笔抄写后的卷子。整个朱卷除答卷、科份名次、考官荐批外 ,还录列本人姓名、字、号、别号、排行、生年、籍贯、以往功名…     

《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全两册)

正本书作者十多年来一直关注清季民国时期"思想界"的研究,这部专著是其多年思考的一个总结。该书将"思想界"作为问题的切入点,以此审视中国社会的变迁,主要关注出版媒介尤其是报章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发展,以及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依托于新型出版媒介所确立的新角色。"思想界"的要素既包含作为载体之"媒介",也包含与之发生关联的"读书人",所涉及的面向极为     

“全球投资之父”——约翰·邓普顿

在投资界有一本流传甚广的书,被冠以"价值连城的华尔街智慧"之名,叫做《约翰·邓普顿爵士的金砖》,据说书中记载着积累财富的奥秘,许多人慕名买了这部书。但是,不久便     

传承建筑学大成的中国营造学社

"营造"一词,古代常用之意为建造或建筑。在人类生活史中,建筑艺术是极其重要而又不可缺少的部分。900年前,北宋时期出现了一部建筑专著《营造法式》,但是长期以来"养在深闺无人识",也就谈不上相关研究了。进入20世纪之后,这部"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建筑技术专书"(梁思成     

越迁都琅琊时间初考

<正>越于战国初徙都琅琊(或作琅邪、瑯邪、瑯琊)之举,先秦著作多无涉,但至《竹书纪年》、《吴越春秋》1、《越绝书》2、《汉书》3、《后汉书》4、《水经注》5、《山海经》6等却均有述及。清人顾栋高尽管以为"《吴越春秋》与《越绝书》所书,皆怪诞不足信",但却指出"当从《吴越春秋》、《越绝》诸书",以"越徙琅琊为是"7。此事今天在学界虽然尚有部分争议,但就其迁都之事,可以说已基本成为定论,大都肯定这次徙都的事实,恰如蒙文通先生所言:"诸书所载勾践及其以后越事论之,亦必都     

“天下有事功名多途”和晚清科举入仕的逼仄

隋唐之后的一千三百年里,"以试为选"的科举制度成为选官取士的主要路径。至19世纪中期,时逢内忧外患,交迫所及,遂因四海穷困而广开捐例,因战争蔓延而保举军功,于科举入仕之外别开一种路径,即所谓"天下有事,功名多途"。之后天下有事了无止境,功名多途也了无止境。捐纳、保举虽属异途,却以其数十年之间成千上万造官汇成的庞大数量累积,节节伸展地形成对于科举制度的冲击和挤压,影响和扼制,并最终改变了科举制度的本义和科举取士的旧轨。而后是科举制度犹未停置,科举取士已前途失路。     

散叶

<正>周有光因还书致友挨批斗"破四旧"时,周有光清理家中藏书,把线装本《二十四史》等卖给旧书店,剩下的卖给废品收购站。有一部外版《世界美术全集》让他犯了难,因为这部书是林汉达借给他的,里面都是世界著名画作的彩色照片。最后周有光设法把这部书带了出去,物归原主。还书的第二天,林汉达     

《太平御览·咎徵部》所引“史记”来源考

《太平御览·咎徵部》所引"史记"之不见于司马迁《史记》者,论者谓其来源大抵有二:其一为《纪年》之误;其二谓"史记"自为一书。通过考察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及《汉书·五行志》,可知《御览》所引的这些并非出自《太史公书》的"史记",可能来源于《洪范五行传论》,其本附着于《洪范五行传论》中五行、五事、皇极各条之下。故而,这些"史记"既非《太平御览》误引,亦非自为一书。而《咎徵部》之外所引的"史记",或与《洪范五行传论》有关,或为《史记》佚文,或为《史记》注文。     

“不科举之科举”——清末浙江优拔考及其制度性困境

清廷立停科举后,保留了优拔考试作为善后之策。按照设计,浙江在提学使支恒荣主持下,先后于丙午年(1906)举办了优贡考试、己酉年(1909)举行了优拔考试。这两科考试吸引了大量具有新式身份的考生参加,造成很多弊病,更引发科举复归的争议,遭致时人与时论的诸多批评。当时认为续行的优拔考试实际是"不科举之科举",起到了强化时人的功名意识与科举崇拜的作用。因此,讨论废除科举制的社会效果与后续影响等问题,有必要从制度史与社会史结合的层面,将优拔考试等清廷采取的后续补救措施所起的作用考虑在内,并注意从历史记忆塑造的角度,结合其时与考优拔诸人的言行、学部和提学使的具体作为,来重新检视传媒、当事者及清亡后时人的后设反思,乃至后世研究者的研究于再现和重构清末科举停废一事中存在的差异与盲区。     

再论老子——神守、史老、道

此所谓“再论老子”,不是说我过去曾论述过老子之为人及《老子》这部书,是指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中叶,有许多著名的学者曾经讨论过老子这个人和《老子》这部书的年代及其思想内容。虽然如此,但有关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建国以来,关于《老子》这部书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大家意见也并不一致,所以现在我“再论老子”。在本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二期中有李尚英同志整理出我的《论基础科学》一文,曾经论及老子,其中说: 申和吕是先楚而称王的国家,不是始于西周而是更早。申吕,太岳后,姜姓;而楚     

三国时期的几位奇女子

不可不信书,也不可尽信书。女子奇寿达三百多岁,就不可信也。陈寿的《三国志》是中国史学界的鸿篇巨制,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列为"二十四史"之"前四史",是现存的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最原始资料。由于陈寿亲身经历了蜀汉和西晋的更     

中国高考的破与立

<正>"高考"的本义指"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作为现代教育制度的核心之一已在全球普遍实行,而作为人才选拔与晋升方式,则与中国古代的科举传统相贯通。近代"西学东渐"后,清政府在1905年将科举自行废除,同时在各地推广学堂。其中要旨,即如贵州籍的晚清变法精英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里所言,     

胡玉冰教授新著《西夏书校补》出版

<正>2014年9月,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胡玉冰教授的学术新著《西夏书校补》(全四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清人周春原著《西夏书》仅4万余字,胡教授校补资料多达105万字,是作者近年来在学术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学术成果。《西夏书校补》为"2002年度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2012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入选中华书局主编的《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西夏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立国近两个世纪,但却     

从学术史视角看吕思勉的通史写作

正"中国通史"写作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杜佑的《通典》,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1)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通史",具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资政、育人的价值。进入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传统的"通史"写作遇到西学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相继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激烈批评,鼓吹"史学革命",主张参照东西洋新史学,重建中国史学体系、史学方法。几乎与梁启超同时,章太炎也在"重订"《訄书》时郑重提出重写中国通史等计划。他们的主张赢得了知识界的认同。此后不久,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用新方法新思路重新整理中国历史的开始,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