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康陈寅生关系考略

正鲍康是清末著名的钱币学家,收藏宏富,著述严谨,在钱币学界影响卓著。以往对鲍康的研究多集中在其钱币收藏、钱币学著述和出版等方面,涉及其人际交往和学术交游等内容多附属于其师友如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李佐贤等人的专题研究中。陈寅生是清末知名的铜刻艺术家,以镌刻铜墨盒、铜镇尺等铜刻文房享誉一时。近年来,随着铜刻文房收藏的方兴未艾,陈寅生研究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一个是钱币学家,一个是刻铜艺人,他们俩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游尚未见到专文讨论。本文拟就陈寅生与鲍康的关系作一番梳理和推论,就教于感兴趣的博雅方家。     

刻铜墨盒

墨盒这一文房用具,其肇始并不甚远,据赵汝珍编述的《古玩指南》记载,当始于清嘉、道之际。由于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高雅的格调和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而独树一帜,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收藏兴趣。在铜墨盒上施刻铜艺术,首创于清同治秀才陈寅生。陈氏工书能画擅篆刻,在京都开设“万礼斋”,专营铜墨盒。他镌刻的铜墨盒独具艺术风格,深受文人学士的钟爱,当时就被视为艺术珍品,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在此后刻铜墨盒发展的一百多年里,许多良师名匠毕工穷智,制作出大量精美的铜墨盒供人们使用和欣赏。清末民初     

从“买办”到“儒商”——晚清商人陈次壬的身份转换与阶层融入

作为晚清新兴的社会阶层，买办背负着负面的社会形象，影响了其进一步发展。因此，身份淡化和转换成为买办超越污名化处境的策略之一。买办陈次壬是其中的突出例子，其通过诗词酬唱、从事慈善和搜救古籍等符合传统价值观的文化和社会活动，融入晚清文人士大夫这一精英群体，并获得了他们的接纳和认可，淡化了其买办身份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文人笔下的“儒商”,甚至在其身故后得以入选方志善行列传，成功扭转了被污名化的结局。陈次壬对自身传统文化修养的积累、经营和运用过程，是通过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化并扭转社会评价的一次有效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非科途出身群体运用传统文化修养的动机、逻辑及机制不啻为晚清绅商研究的又一视角。     

说图

乡贤姚华的铜刻作品很多,他将书法、线描画刻在铜墨盒上,使之升格文玩,并为人们所关注。姚华在京时,与同古堂老板张樾丞相交甚洽,常为张樾丞提供镌刻画稿,自己也自画自刻。作品落款有“茫父”加尾印篆字“姚”;又有“姚华”,或加篆书“茫父”的尾印。据业内刻铜收藏专家考证,凡署“茫父”款的刻铜墨盒,是由姚华提供书画底稿,张樾丞刻制;凡署“姚华”款的,则是姚华亲手撰画刻铜。当时刻钢墨盒盛极一时,是文人墨客赏玩馈赠的佳品,因此,后世将姚华与陈寅生、张樾丞三人誉为“近代刻铜三大家”。     

易顺鼎致梁鼎芬、荣禄等函札八通考释

本文通过对易顺鼎致梁鼎芬、荣禄等函札的考释,在其生平行迹的研究上,做了若干补正,揭示了他与当世名流刻书相赠的情形,以及干谒权贵的微妙、复杂心态,以此揭示晚清湘军末期,文人游幕的结局与人格特点。     

晚明文人游风炽盛原因及新游观

在晚明游风炽盛的社会现象中,晚明文人山水之游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文人游风炽盛形成了晚明极具时代特色的文人游赏文化。晚明文人作为这种现象中的主体,他们异于前人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是产生这种极具时代特征的“游赏文化”的深层原因。他们钟情于山水,其游因之多元,游观之更新透露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是晚明文人游赏文化的集中体现。     

《清闲供》：明季文人的乡愿生活观及其保真意识

明季文人普遍追求的是一种世俗化的乡愿生活观,他们将世俗生活极度艺术化、精细化,并在这种生活中“以性立命”、“修命留性”,以求“采真”、“保真”,追求生命的真谛。“三清”作品则是这方面的最好诠释。探索这种乡愿生活观有助于我们认清晚明文人的生活本质,纠正所谓个性解放的偏颇。     

明清时期苏州文人与教育市场

明清时期,苏州的一些文人出于各种原因参与教育市场,并多根据自身的特点、条件从事治生活动,主要集中在授徒、就职于书院、卖文、刻书和撰稿等几个领域,其中一部分官员在去职后,也加入了治生队伍的行列.一部分文人获利不菲,亦有许多文人仅能维持生计.文人治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与当时的环境、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     

晚清中国西学书籍的流通——略论《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

晚清西学知识的传播在“知识复制”上呈现出多种形态,是考察晚清书籍史需特别重视的环节。这襄期望结合《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以揭示晚清西学书籍在流通上所展现的特质。通过各种“类书”、“提要”的方式对各种书籍进行选择,是晚清较为流行的方式,而书籍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被士人阅读,往往与斯时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联,在晚清不得不提及的即是科举改制的影响。此外,就知识传播来说,还不可忽略作为新型媒介的报章发挥的重要影响。对这些因素略加分析,对把握晚清中国西学知识的传播所呈现的特质,不无裨益。     

博雅、隽永的刻铜艺术——简论姚华,陈衡恪的书画刻铜

一、不朽的刻铜艺术北京琉璃厂于民国初年制作的铜墨盒、铜镇尺,是著名书画家亲临指导,刻艺高超、精心创制的艺术品,深受人们喜爱,名传遐迩。众多名人、学士购置案头,既方便实用,又庄重典雅,其上镌刻的诗文,多是箴言、警语,益人心智,催人奋进。它与北京笺谱艺术一样,成为观赏艺术的珍品。鲁迅在北京所记的日记中,留下多处偕同陈师曾(衡恪)往琉璃厂同古堂的记载。这同古堂是一爿墨盒销,兼营篆刻,设在琉璃厂西头路南。《鲁迅日记》记载着自己及为别人在同古堂选购墨盒、镇尺的事,而饶有情趣的是邓云乡考证的,鲁迅手头有一买自同古堂的破墨盒子,多年置于案头。鲁迅偏爱上这“破”墨盒子,是由于它出自姚茫父(华)之手笔。足见茫父手书的刻铜在民初时期是深受文人喜爱的。     

中国老玩意(四题)

刻铜墨盒在今天我们写字画画,需要用墨时,多用现成的墨汁,偶或也在砚中研磨而成,至于使用铜墨盒的几乎没有了。铜墨盒已经变成了稀罕的玩艺儿。晚清的谢崧梁在《今文房四谱》中说：“墨盒者,因砚而变通者也。因块墨而用砚,因砚而用盒,因盒而用汁,古今递变亦其势然。”铜墨盒到底创制于何时？“传说,乾隆年间进京应试的士子感到用石墨研墨不便,有人用粉盒装入丝棉,浇入研好的墨水,代替研墨,携带方便”（陈重远《古玩史话与鉴赏》）。微言在《墨盒》中亦说：“一般认为它始于清乾隆中期。”据陈重远先生考证：“嘉庆年间,按天圆…     

近代常州文人风气的演变

江苏常州是一个有名的文化古城.这里“自古以文物为尚,秦汉而下,代有名人”.清诗人龚自珍诗云:“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对常州文人素质评价甚高.常州文化应是研究东南文化史的不可或缺的篇章.本文拟就清代至民国这一历史阶段中,常州文人风气的转变作粗浅的论析,以窥见常州文化的一斑.一、科举 常州文人的取向,首推科举,历史上有两次人口迁向常州的高峰,一在西晋末,一在宋末.本(?)大姓如蒋氏、庄氏、秦氏、恽氏、陈氏、顾氏、刘氏……几乎都是由北方并多为聚族迁(?),(?)家大族子弟都希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对研究宣南“士人文化”的一点意见

有清一代,北京的宣南地区是文人学士主要聚散之地,是全国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一时期出现在我国文化史上的许多著名学派或学术门类如“皖派”,“公羊学”,“西北地理”、“蒙古史”等等,都相继在这一地区形成。到晚清,北京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又在这里诞生(如著名的“京剧”)。所以,不论作为世界文化名都的北京,还是作为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北京,其形成和发展,都与“宣南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水晶狐狸”徐世昌

晚清至民国的大人物中,徐世昌算是地位很高的要角,晚清做到军机大臣、太傅衔太保,民国后做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内阁总理）,最后居然成了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号称“水晶狐狸”,手下没有一个兵,但他却位极人臣,身为“文人”的他,是如何把官场“太极”打得风生水起,如何从容周旋于各大势力,最终平步青云的呢？     

王阳明裔孙在贵阳

<正>偶然得知1949年贵大有王姓毕业生是王阳明裔孙,不禁十分好奇,于是搜考清末贵州文化名人资料,果然发现晚清“西南巨儒”郑珍、莫友芝的交友圈中,有来自浙江山阴的王姓父子。他们在晚清贵州政界和学界十分活跃,捐赠阳明遗像,重刻珍稀古籍,在贵州掀起一股王学热潮。他们在贵州活动的时间,由道光年间延续到光绪年间,前后长达40余年。     

浅谈刻铜墨盒的收藏

刻铜工艺产生于清朝的中晚期,以阴文刻、阳文刻、双钩线刻为主,在工艺上吸取了平雕、竹刻、篆刻的技法,其铭刻题材多以书法、绘画、治印形式出现,并主要在文具、烟具上发挥,尤以铜质墨盒上铭刻最为常见。刻铜墨盒集质地、作工、造型、刻工、诗文、书法、绘画、印章、篆刻、装饰花纹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于一体,可谓气象万千,玩味无穷,有着极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极高雅的收藏品味。一般意义上的刻铜墨盒,并不一定值     

十二生肖文化撷趣

“十二生肖”在我国是最神秘而又最普及、最悠久而又最现实的文化现象,它既是庶俗文化,同时又是高雅文化。△生肖诗南北朝梁陈间文人沈炯写过一首《十二属相诗》：“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传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票羞芳果,鸡砧引青杯。狗其坏屋,猪蠡窗悠哉。”这是史籍记载最早的生肖诗,贴切通畅,饶有风趣。此外,南宋的朱熹和明人胡俨也都写过十二生肖诗。△生肖联浙江省旅游胜地莫干山,开辟了石雕十二生肖公园。进口处是一座石牌坊,左右立柱上刻有这样一副对联：“子丑寅…     

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

晚清时期,兴盛于乾嘉年间的清代儒学主流学派－汉学－尽管走上衰落的道路,但这种衰落并非直线性地下降,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变化的过程。自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汉学依然是中国学坛人多势众、著述丰富、分布广泛的强势学派,居于学界“老大”的地位。晚清汉学家们秉承乾嘉宿儒治学传统,在经学、小学、音韵学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直驾乾嘉而上。晚清汉学因处于与乾嘉汉学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形成“实”、“通”、“变”的历史特征,并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实现着自身的新旧更替。晚清汉学既沿袭了传统儒学的许多消极因素,也包含着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产生了复杂而多重的影响。     

毕竟高歌能拔剑——论祁寯藻诗的师法渊源和诗歌意象

祁寯藻是清代道、成、同三朝帝师,位居首辅,影响整个咸丰初期的政局走向。他在政事之余作诗,出之以性情,寯平生哀乐于诗中,展示出晚清特定的时代风貌与文人士大夫的心态。他是宋诗派领袖,诗歌除宗法杜甫、韩愈、苏轼外,尤其推崇白居易,在师法渊源上独具特色。在表情达意方面,则常借助“剑”“春晖“‘萱草”等意象,形成个性鲜明的抒情体系。     

试论晚清德式军制的缺陷

近代以来,中国的军事领域发生了重要巨变,尤其是在晚清军事变革的过程中,清政府借鉴当时先进的德国军事制度,建立起了中国近代第一支陆军部队。但由于受到晚清社会的大背景限制,特别是传统文化、落后经济、社会风气以及德国目的等方面的影响,晚清陆军只能停留在模仿的程度上,无法触及德国陆军的精华,因此也不可能成为欧洲那样的现代化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