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范式”并存有益于史学的繁荣

历史研究中的新“范式”正在成为史学界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问题似由“现代化研究”而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回归,中国史学界兴起了对世界和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比之把“现代化”主要视为社会进化“目标”的西方早期研究,     

“人文地理学研究前沿问题学术沙龙”综述

1990年代以来,西方人地理学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和化转型。中国不断的改革开放和更加融人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需要人地理学家面对国内体制转轨和全球化的挑战,进一步发展符合中国国情、与国际人地理学发展接轨与兼容的人地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为了进一步交流人地理学研究进展：探讨人地理学研究前沿问题,加强人地理学国际合作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国际合作局于2003年12月10—11日在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举办了“人地理学研究前沿问题学术沙龙”。     

浅谈郑和、王景弘下西洋

郑和、王景弘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人数之众、组织之严密、技术之先进、经过地区之广、影响之深远,在当时都是空前的。正如英国科技史大师李约瑟博士所作的评价：“郑和下西洋在世界创造了几个第一：规模最大,时间最早;造船技术最先进;航海技术最先进。”郑和、王景弘不愧为杰出的航海家。     

大栅栏——独具特色的老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

世界历史化名城——北京城,汇集了中国帝都建设之大成。它以规划布局之严整、气势之宏大而称于世,被誉为“人类明之一大杰作”。     

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

20多年来,对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有了许多进展,从强调“生活世界”到强调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体验和感受,都有许多新见。但同时出现的问题是,民俗学科与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民俗学本位问题日渐凸显。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作为民俗学研究本体的“传承”和作为民俗学研究方法的“记忆”尤为重要。同时,民俗学既是传承之学,也是变动之学,符合这种学科本位的实践方法必须是能够解释生活与文化传承及嬗变的方法。     

《宁夏通志》总序

地方志是华夏化的宝贵遗产,编修志书乃中华民族的一项优良传统。方志化源远流长,“方志”,一词始见于儒家经典的《周礼》,其日：“诵训,掌道方志。”又日：“小史,掌邦国之志。”或日：“外史,掌四方之志。”故而学术界一般认为,地方志大约滥觞于周代,举凡“百国宝书”之鲁《春秋》、晋《乘》、楚《寿     

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三个生长点

民族理论如何与时俱进,就目前而言基于三个生长点：一是中国现代化推进对民族问题影响的说明和预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发展差距明显、民族之间利益矛盾随之增多、国内与国外民族问题联系日益紧密等,需要民族理论对此进行说明和预测;二是世界民族问题现状的概括和理论提升。民族理论从来就应该将全部民族现象民族问题纳入研究视野,关于世界民族问题研究理所应当包括在其研究范围之内;三是相邻学科的理论吸纳,因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总是与社会经济、政治、化、心理等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所在,民族理论发展需要从相邻学科－－民族学、政治学等学科吸纳养分。     

《诗经·周南》“王者之风”小考

《毛诗序》说：“然则《关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用公”。又说：“《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放系之召公”。对这种区分方法,人们很难理解。周南、召南是周公、召公的封地,两人都位列三公,为什么周南就是“王者之风”,召南就是“诸侯之风”？且“诸侯之风”是“先王之所以教”．那么“王者之风”是谁教的呢？先王又是指谁？孔颖达解释说：“王者之风,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圣,周公圣人,故系之周公。”“诸侯之风．先王太工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诸侯必贤,召公贤之,故系之召公。”“感文王之化…     

麦积奇观 巧夺天工——麦积山石窟漫记

敦煌以辉煌绚丽的壁画称雄于世,旱已妇孺皆知。然而,很多人还不知道,与之同属中国四大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却以生动、独特的泥塑屹立世界艺术之林,被誉为“东方雕塑馆”。2001年“五一”期间,大批中外学者考察后赞叹：这简直是中国的“狮身人面像”和“第二兵马俑。。有人断言,用不了多久,也许它会放射出和“莫高丈化”同样灿烂的光芒！     

从梁启超的学术定义说起

人社会科学有一些很宏大的概念,其内涵之丰富着实令人很难把握,譬如“化”、“人”之类。据说人们给化下的定义有300多种。人究竟何指,也是莫衷一是。“学术”这个概念也是如此。《现代汉语词典》给其下的定义为：“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而许多有关作在谈及学术这一概念时,语多含混。     

人地关系

世界上的第一份地图出自古希腊哲学家之手,时间是公元前6世纪。在哲学家们眼里,地图是对地球和世界的解释,借助几何学和天文学,地图确定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从希腊人殖民地中海、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小亚细亚、罗马人扩张、十字军东征、大航海时代来临,直到近现代,伴随着人类的探索和发现,地理学延伸和扩展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将学科的视线,超越了古希腊时代“有人居住的世界”的范畴。     

李贽的虚实之辨

<正>李贽提出“道不虚谈，学务实效”（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三《定林庵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页）以及“学道贵虚、任道贵实”（《焚书注》卷三《虚实说》，第287页）。虚实之辨作为李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在其求道之态度，在其学术思考、政治理念、日常生活等方面也皆有涉及。正如陈宝良所言：“虚实之辨，李贽论之最详。”（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页）从表面看来，李贽在虚实之辨中似乎将“虚”和“实”分别对待。许苏民在谈到李贽的虚实关系时，更关注二者对立的一面，强调李贽对“实”的主张，而忽略了其对“真虚”的坚守（许苏民：《李贽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页）。陈宝良在肯定李贽虚实之辨重要性的同时指出：“在虚实之辨上，李贽主张不可固执一端，而是应作一个出入虚实之间的‘真人’。”（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第126页）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李贽虚实关系中融合的一面，然而，对李贽为何主张不可固执一端的深层原因未作进一步解析。所以，在李贽的虚实之辨中，“虚”“实”的本质到...     

晋祠园林的用水初探

《晋祠志》载：“三晋之胜,以晋阳为最,而晋阳之胜,全在晋祠”。太原晋祠是国家重点物保护单位,也是山西名的旅游胜地。她之所以誉称三晋,固然与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化密不可分,但晋祠风景区的园林用水更使其增加了诱人的魅力。其园林用水之妙,在中国造园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初中语文教学之浅见

提高学生的兴趣是一门教学的艺术。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孔子看来,学习的最高境界是乐。在语文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把语文课堂由单纯的传授知识转变为学生满足求知渴望、培养能力、陶冶性情、净化思想的乐园,是语文教学所要追求的目标,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     

中国是世界萨满教文化圈的中心

本将世界萨满教化圈分成广义与狭义两种,并且主张采用狭义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世界萨满教化的中心。其理由是：中国是世界记载和研究萨满教最早的国家;“萨满”一词出我国的女真语;从地域上看,中国正好处于这一化圈的中心;这一地区的中国北方民族众多的人口中仍然保留或残留着萨满教信仰。     

“理解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笔谈——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一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实践是理论的重要来源和检验途径,而历史实践和历史认识本身也需要理论的指导,国际关系领域自不例外。国际关系研究之传统一人文主义与行为一实证主义两大研究途径完全可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当前国内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实现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国际理论研究的“中国化”或日“本土化”。或许,将历史学的长处、包括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优良传统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先进思想方法和研究手段结合起来,是值得尝试的途径之一。     

由“祼捐”想到的

“裸捐”是近年来媒体的热门词汇。2010年9月6日,有“中国首善”之称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在其公司网站上刊出了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一封信。陈光标在信中说：“当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把财富归还世界,是一种高尚和伟大”“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     

《尚书》《论语》札记十则

《尚书》《论语》札记十则李运富一、《尚书》（七条）（一）《皋陶谟》：“懋迁有无,化居。”孔实国《传》（本文所引古注皆推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影印《十三经注疏》）：“化,易也,居谓所宜居积者。”孙爽《疏》：“化即古货字。居者,积贮之名。”周秉钧先生《尚书易...     

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晚清知识界分别“新学”与“旧学”,相应地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中西历史之“会通”,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转向。史学之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在“援西入中”过程中,“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经历这些曲折,“史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有学科意识的问题为史家所关注。然而,史学学科的自主性,在史之范围愈益放大的同时,却成了问题,预示着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仍有其“未完成性”的一面。     

唯物史观与新时代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

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从一开始,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早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曾两次明确要求全党用唯物史观学习和研究历史。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带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以唯物史观为国家政治生活一切领域的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此后,包括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在内的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建设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经过探索和不断酝酿,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构建了不同于西方体系和苏联体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由于西方思想与史学思潮的影响,在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中出现了历史观混乱、唯物史观被淡化、立场观点不鲜明、西方化思维明显等问题。在新时代,我们要坚持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经验教训,与时俱进,在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中守正创新、自信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