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将吏弩机考

2003年9月,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刻有铭文的弩机,可称“三年大将吏弩机”。这件弩机由望山、悬刀、栓塞(键)和钩牙组成。造型精致,机件灵活。从铭文字体以及还没有出现郭来判断,当属战国晚期之物。弩机望山长8.4、宽4.55、厚2.25、键径1.05厘米,钩牙长6.7、宽2.48、厚0.9、     

有关《三年大将吏弩机考》的灋丘问题

"三年大将吏弩机"上的"灋丘"铭文为秦系文字,是弩机落入秦人之手以后加刻上去的,其时代在战国晚期之后,正是物勒工名制度盛行之时。将"灋丘"二字释解成人名较为妥当。灋丘当为人名,即姓法名丘,其人很可能是齐人法章后裔。     

集安出土赵国青铜短剑之阳安君为李跻

1977年吉林省集安县（现集安市）出土赵国阳安君青铜短剑,正面铭文“十（七）年相邦阳安君邦右库工师吏厩朝冶吏疱敦剂”20个字,背面铭文“大攻尹□□”5字。关于剑铭中的“阳安君”,简报称：“查找古籍赵国无‘阳安君’的记载。”黄盛璋先生《跋集安新出土阳安君剑》一文中也说不见记载。     

二年主父戈与王何立事戈考

《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第17册11364号著录一件战国赵“二年戈” ,原器曾为清末陈介祺(斋)旧藏 ,今不知下落。笔者见过该戈的两件全形原拓本(图一)[1],内部刻铭可释为 :“二年 ,(主)父攻(工)正明(?)我□ ,左工师邬许 ,马重丹所为。”胡部铸铭可释为 :“□奔。”(图二)从拓本看 ,戈阑侧加宽加厚 ,这种特征见于战国中晚期。铭文“我”字之上一字不能确释 ,其下一字仅余残画 ,铭末“所”下之字也有残损 ,但还可以看出应是“为”字。赵国题铭常在铭末有“所为”二字[2],这是此戈国别当属赵国的证据之一。戈胡部的铭文可能是…     

勉县出土一件三国魏弩机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初,勉县温泉乡牟营砖厂取土时,发现一件有记年铭文的三国魏弩机(见图)。弩机铜质,完整无损,重三市斤。箭箱长13.3、宽4厘米,望山高6、下柄长7厘米,前后栓帽为方形。在箭箱上面的右边尾部,阴刻有三行文字,一半已剥蚀难识,据其字距来看,第一行十一字,第二、三行各为八字。文曰:“黄初七年六月一日,□□□监作吏萧诗已,□□□师张倌耳师造□”。在箭箱右侧,阴刻有“才廿二”三     

也谈"三年大将吏弩机"的灋丘问题

<中原文物>2007年第5期刊载<有关(三年大将吏弩机考)的灋丘问题>一文,对吴镇烽、师小群先生<三年大将吏弩机考>文中所持"灋丘"即"废丘"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并认为法丘是人名,可能是齐人法章的后裔.我们从音韵学、文献学、先秦工官制度等几个角度分析,认为其提出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不足以推翻吴、师两位先生的推测.     

蜀汉铜弩机

1964年3月,在四川郫县太平公社的一座晋墓中,出土了一件蜀汉景耀四年(公元261年)制作的铜弩机(缺悬刀)。弩机的郭上刻有铭文"景耀四年二月卅日,中作部左兴业、刘纪业,吏陈深,工杨安作十石机,重三斤十二两"三十三字(图一、二)。     

"灋丘"即"废丘"辩证

我们在<三年大将吏弩机考>一文中将弩机望山和悬刀上所刻的秦系文字"灋丘"解释为"废丘",是战国秦所设置的县名.王琳先生在<中原文物>2007年5期以<有关"三年大将吏弩机考"的灋丘问题>为题,提出不同见解,这种勇于探讨的精神可嘉.可是,王先生说"将灋丘释为废丘,在音韵学上是难以成立的",并认为"灋丘"是人名,即姓法名丘,进而说"其人很可能是齐人法章的后裔",对于王先生这些说法我们不敢苟同.     

谈徐王炉铭文中的“闾”字

《文物》1984年第1期刊布了绍兴坡塘所出徐王炉的器形照片及铭文拓本。铭文中的最后一字(图左),原简报及《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一文皆释为"煛(炙)胃(炉)"二字。今按:此字实从门从膚(臚),即闾字异体(《金文编》601页闾字条)。战国陶文中与此相近的闾字习见(《季木藏匋》38页)     

释吴王夫差矛铭文中的器名之字

一九八三年湖北省江陵县出土的吴王夫差矛,矛身有错金铭文两行,共八字。现将其铭文按原行款释写如下: 吴王夫差自乍(作)甬(用)a 我们要讨论的是“甬”下器名之字。此字见下文字表,为便于印刷起见,以小写拉丁字母a代表. “甬”下的a宇,有人释为从“金”从“乍”,谓即“(予昔)”字,也有人释为从“金”从“亡”,谓即“?”字.按a字所从的右旁,无论是释为“乍”还是释为“亡”,都     

“中播簋”应为“中獘簋”

《洛阳北窑西周墓青铜器铭文简论》一文首次刊布了15种铜器铭文,内容十分珍贵。其中有1件簋,铭文中的作器者被作者释为“中播”,称此簋为“中播簋”。我们认为“播”应释为“弊’。西周散氏盘铭中有地名(?),旧多释为“播”。张亚初先生最先改释为“敝”,李家浩和李零先生将此字及包山楚简中从“敝”的字释出。这些考释是非常正确的。獘字下部从“犬”应没有问题,上部所从可视为散氏盘“敝”宇的省形,与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前》63下蔽字所从“敝”形近。《说文》犬部:“獘,顿仆也。从犬敝     

弩机·抛石机·火铳

古江油得名蜀汉江油戌。《三国志》载 ,邓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 ,凿山通道 ,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艾以毡自裹 ,推转而下 ,将士皆攀木缘崖 ,鱼贯而进 ,先登江油”。邓艾取江油关以后 ,沿涪江而下攻绵竹 ,直袭成都 ,蜀中已无险可守。1982年 ,在江油市太平镇河西普照村的汉王台一地 ,出土了三枚铜驽机 ,俱有铭文。其中一枚系有景初二年等铭文的魏弩机 ,另一枚从制形和铭文与四川同类弩机比较看来 ,应为蜀弩机。在同一地点出土魏、蜀两种弩机 ,又是在阴平古道去成都途中 ,显然与邓艾伐蜀有关 (图一 )。1983年 6月 ,在江油市…     

四川江油出土三件有铭铜弩机

1975年7月,四川省江油市河西乡普照村农民在汉王台挖沼气池时,于距地表1.2米深处发现3件有铭铜弩机和1枚铜棺钉。弩机后移交市文管所收藏。经清洗除锈,铭文多可辨认。为叙述方便,现将3件弩机分别编为1、2、3号予以介绍。 1号弩机郭、望山均完好,望山无刻度,悬刀下端残。长15、宽4、望山高6、悬刀残长8.5厘米。铭文錾刻于郭面、左侧及前端:郭面望山右侧有一“右”字,字迹较工整,錾刻较浅(图一);左侧有“上卫十六”,字形潦草不工,刻划较浅(图二、三:4);     

出土文献中的战国名将李牧

说到战国时期的名将,大家一定会想起赵国的廉颇和李牧。这两位大将在当时和后代都很有名,古书合称"颇牧","颇牧"后来甚至成了名将的代称。他们的事迹,在传世文献中主要见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在出土文献特别是战国兵器铭文中,有时也能够见到一些与这两位名将有关的记载。据学者研究,廉颇的名字已经在战国兵器铭文中出现,原作"波"即"埶波",是"廉颇"的通假写法[1]。     

“河内工官”的设置及其弩机生产年代考

目前发现和出土的汉代“工官”铭文弩机,仅见河内和南阳的产品,其中又以“河内工官”弩机的数量最多。《汉书·地理志》虽记河内郡的怀县有工官,但对其设置时间及产品制造等不见记载,因而引起学界长期争论,莫衷一是。近年来,随着多件“河内工官”铭文弩机的出土,为考证“河内工官”的设置及弩机生产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考证前,我们先将见诸著录和建国以     

宰兽簋铭补释

《文物》1998年第8期罗西章《宰兽簋铭略考》,载有周原博物馆 1997年8月征集的西周宰兽簋铭文拓片,铭文第9行有关册命赐物的记录,原释文作:“易(锡)女(汝)赤市、幽亢、敡勅,用革。”其中“敡勅”一物,原未作说明。覆按铭文拓本,“敡勅”二字分别作图一:1、2之形。图一:1 金文仅见,左边偏旁与本铭“易”字及其他已确识的“易”字有明显的差异,原释为“敡”,恐不确。实际上,此字左偏旁应即“川”字异构。这种写法的“川”数见于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资料,旧释为“川”     

“(石鼎)(鼎它)“橐驼”考

襄樊市博物馆所收藏的襄阳山湾铜器中,有一件有铭的铜鼎。关于鼎的形制、铭文,王少泉同志已撰文作了详细的介绍。此鼎盖、器皆有铭文二行六字,据王文所释,盖铭为:“邓尹侯之洉(池皿)”,器铭为“邓尹侯之”。杨权喜同志则释盖铭末二字为“浴(池皿)”,器铭末二字为“(鼎可)?(化鼎)”?.从所发表的铭文摹本看,盖铭中的“(池皿)”字当隶定为“(沱皿)”,其上一字释“浴”于字形无据;释:“洉”,形虽相近,亦不可通,此字应释为“沰”,为从水石声之字。春秋战国文字中,“石”或写作后,见《先秦货币文编》及《古玺文编》卷九;或写作,见《说文》“磬”字古文所从,     

二十九年弩机铭文补释

吴镇烽、朱艳玲的《二十九年弩机考》公布了新见的一件战国有铭弩机,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弩机的铭文,二位先生的释文十分精审,但偶有不准确之处。本文就铭文中的"则"提出新的考释意见,并对其所在文句进行重新释读。     

洛阳吉利区西晋墓出土刻砖铭文释读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于2006年10月发掘清理的洛阳吉利区西晋时期墓葬中,出土有6件刻纹砖,其中5件(M2490∶49、M2490∶50、M2492∶38、M2492∶37、M2492∶39)有铭文[1]。其中将M2492∶37释为"百■"(图一);M2492∶39释为"百平(?)"(图二)。经仔细辨认,M2492∶37中的"■"可释为"廿",其书写顺序,是先写两竖,最后再写横笔,与西晋"廿"字砖[2]、西晋"百廿"字砖[3](图三)相同。从发表的拓片可看到两竖被最后一横穿过时所造成的裂痕,只是处在横上的部分笔画较轻细。M2492∶39"百"后一字确实与"平"相像,但无论从字形还是语义来看显然都不可能是"平"字,应是"五十"的合文,     

释“■”

《中国文物报》在1991年4月7日第三版刊载了《周代铭文铜鬲鼎》一文,其中提到该器物之“内壁有二竖行铭文‘春史正作宝彝’”六字,文章没有对铭文作任何解释。我认为该器物之第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