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德让家”:从旌德方氏看明清皖南宗族的家史编纂

毗邻徽州的宁国府旌德县方氏宗族,在明代以降的数百年间,随着自身实力的发展和社会环境之变化,激发了追求地方影响力的强烈愿望。通过编撰家史,他们将地方名人方元荡奉为始迁祖,创造出与旌德县名相关的"方德让家"传说。此举巩固了地方精英对方氏宗族的支持,得到地方社会的认可,官方志书还纳入其家史。这些都使方氏在地方社会主导权的竞争中赢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本文通过分析旌德方氏塑造谱系和宗族形象的动态历程,揭橥其背后蕴含的地域文化传统,有助于理解明清宗族世系塑造与皖南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     

桐城方氏家族与凤仪里

正凤仪里,安徽桐城城东一条古老的里巷。人们徜徉于此,踩着麻石路上的千年沧桑,仿佛还能倾听到擦肩而过的古人的笑语悲歌,不由得深深感叹:那最先以"凤仪"作为族名,并让凤仪里名扬海内外,有着"诗礼世家、文化巨族"之誉的桐城方氏,尤其是包括方以智、方苞在内的无数名留史册的方氏先贤,一直都与凤仪里同在。     

方孝标闽越滇黔游因考

方孝标《光启堂集》清楚地昭示了他游闽越的原因,《钝斋文选》虽系游滇黔的归后作,并大量收录了他游滇黔的纪闻作品,但对滇黔行的游因只字未提。方孝标游闽越滇黔都是为了借贷还修城的欠款,任务完成即归。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中朝廷加给方氏的归顺"吴逆"罪和方氏乡党赞美他的"气节说"都不符合史实。     

桐城派方氏与地方志事业

清代一个重要文学流派——桐城派,以安徽桐城的方氏家族为早期代表,初祖方苞。方氏家族不仅在文学上建树卓著,而且在方志事业上亦颇有成就。由于清初方氏家族不少人曾被流放边城、据实地见闻撰成著作,对黑龙江省的方志事业贡献尤著。     

徐善安断臂救孤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建文帝即位后,立即实行“削藩”政策,燕王朱棣于建文元年（1399年）以“靖难”名义起兵对抗,经过三年攻战,朱棣率燕军攻下京师（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即位称永乐帝,令方孝孺起草登极诏书。方抗命拒绝,惨遭杀害。朱棣诏令夷其十族（第十族为朋友及弟子）,仅方氏一案被杀者达872人（一说847人）。     

旌德隐龙方氏与清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

毗邻徽州的宁国府旌德县方氏,通过重修家谱和兴建统宗祠,在清代前期完成了宗族整合.但山区开发的进程造成各支派实力的消长,使得旌德方氏的统宗行为难以维系,并推动其大宗隐龙方氏加强内部整合和寻求象征资源.隐龙方氏通过与徽州方氏联宗,在歙淳方氏真应庙会谱中占有一席之地,获得了东南区域方氏群体的认同,此举措对于维系其在旌德方氏族内的影响力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对隐龙方氏参与会谱的利益动机加以分析,可以在歙淳方氏宗族组织扩大的表象下,对清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有更全面的认知.     

中华书局整理本《朱舜水集》句读及校勘献疑

朱舜水著述最初由其日本弟子整理、刊印,民国初传入中国,有马浮本以及据马浮本整理、重印的世界书局本。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朱谦之整理的《朱舜水集》,是中国大陆目前最新、最通行的版本。这里就整理本的句读、标点和校勘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商榷。     

论年鉴的“著述性”

中国年鉴随着经济的繁荣而发展,但年鉴数量的增加与质量提高明显不同步,中国年鉴的整体质量不高,出现"千鉴一面"的局面,其主要原因在于未能把年鉴编撰上升到"著述性"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年鉴条目编撰没有任何一个一次文献可以替代,必须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整合,并深度挖掘,形成一个有质量的三次文献,即原创作品,年鉴编撰的这种原创性就是"著述性"。年鉴"著述性"有其理论和法规依据。"著述性"是年鉴质量的核心和灵魂,是年鉴资料性、新颖性、可读性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而年鉴正确的编撰思路又是年鉴"著述性"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只有强调年鉴的"著述性",才能切实提高年鉴的编撰质量。     

江西萍乡杨岐山唐碑校勘

位于萍乡城北部的杨岐山,是一座"岩拖锦障"、"涧朴银河"、"群峰四合"的风景名山。萍乡人称之为"祖脉"所在。俗语云"自古名山僧占多",自唐代禅宗荷泽神会的弟子乘广禅师和江西马祖道一的弟子甄叔禅师来到此开山创寺,宋代临济石霜楚圆的弟子方会禅师在此山普通禅寺创立禅宗五家七宗之一——杨岐宗,二百余年间,这里成了一座举     

早期章门弟子与"民俗学运动"的兴起

章门弟子是一个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风云一时、举足轻重的学术文化群体。它的阵容十分庞大,然而就其中坚主体而言,无疑是章太炎始终念念不忘的早期弟子。他们不仅著述宏富、造诣精深,而且均先后执教于国内各知名大学,有些人还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缘此,他们能有机会充分阐扬学术观点与文化主张,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这其中,“民俗学运动”的兴起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