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与桂林石刻

桂林石刻起始于东晋,勃兴于唐,鼎盛于宋,繁荣于明清。现存南朝至清代石刻两千余件。历代从中原南迁的官员、学士,是河洛文化在桂林传播与交流的主体,亦是桂林石刻作品的主创人群。桂林山青、水秀、洞奇、石美,岩溶石质优良,为桂林石刻提供了最优越的物质条件;桂林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为桂林石刻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广阔的创作空间。     

先商文化源头考辨

《世本·居篇》云:"契居蕃。"蕃即河北保定的古博水;契"封于商",商即漳,即冀南豫北的漳水。博水流域是商部族先王契的祖居之地,漳水流域是商部族由博水流域逐步南迁后的居地。在夏末商初时商汤南渡黄河来到郑洛地区,并在这里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这样,随着商部族的逐步南迁,留下了三个阶段的商文化,即保北型先商文化、漳河型先商文化、郑洛地区的先商及早商文化。漳河型先商文化是南迁过程中的中间站,不应该成为寻找先商文化源头的出发点;立足于保北型先商文化,并探寻它与河北龙山文化的承袭关系,才是寻找先商文化源头的正确途径。     

河东裴氏南迁述论

河东裴氏南迁述论韩树峰一、晋末宋初河东裴氏的南迁东晋南朝时期,关洛大姓的南迁多集中在襄阳,并形成以此为中心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东晋南朝,在抗胡御边及政府内争中显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其流民领袖如柳、薛、韦、杜之属也藉此登将入相,为当时...     

斡朵里部何时南迁

从洪武到正统年间,斡朵里部曾进行过四次较大的迁徙。在这四次较大的迁徙中,有关首次南迁的文献记载缺乏,因而其存疑问题较多,如南迁的时间、路线、地点等。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一下斡朵里部首次南迁的时间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斡朵里部与明朝及朝鲜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日本学者池内宏认为,斡朵里部的南迁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与明朝于斡朵里设置三万卫的事件有关。和田清从其说。我     

宋代金银饰品研究——以杭州博物馆藏品为例

自唐中叶以来,杭州城市日益兴盛繁华。北宋末时,已成为东南最重要的商业都会之一。宋室南迁时,数以万计的贵族、官员和富商巨贾南迁避祸,他们携带家眷仆佣涌入杭城,产生了巨大的消费需求,使得杭州的物质文化在这一时期实现了激进的发展。《梦粱录》云:“杭州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     

试论1644年南迁之议

1644年,明朝崇祯皇帝面对内忧外患,南迁之议提上日程并且历时两个月之久,但最终未付诸行动,究其原因崇祯本人负有很大责任,他的犹疑态度和刚愎自用断送了南迁的出路。南迁未成、崇祯殉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多,最大的恶果是使明王朝在政治上失去了主动性和凝聚力,使得明王朝中兴的一丝希望最终化为泡影。     

南朝经学家分布与文化变迁

南朝时期,南方文化持续发展,经学家人数不断增长,形成了建康吴会地区、寻阳豫章地区和江陵长沙地区三个经学中心。这三个经学中心的形成,与那个时期的移民浪潮、南朝特殊的政治形势以及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南朝儒学以此三个中心为基础,继续向西向南迁播,从而引起了南方儒学传入地区的文化变迁。     

客家祖地寻根

客家祖地寻根○揭建华金风送爽,秋桂飘香,我们驱车来到了被称为“客家祖地”的福建省宁化县石壁镇。据史学家考证,东晋时期,受五胡的影响,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唐末,黄巢起义,南迁的汉人再翻过武夷山来到宁化石壁,发现了这里在茂密树林掩映下的一条河很像黄河,于...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与故宫文物南迁研究

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这批中华文明瑰宝的基本完整保存,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也是对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贡献.理事会是故宫博物院的决策与监督机构,在故宫文物南迁中,作为领导核心起了决定性作用.本文依据理事会档案文献,梳理、研究了从1932年故宫文物南迁筹备直至1949年初部分文物运台的17年中,理事会的重要决策以及南迁文物的保护过程,探讨了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制度的特点,阐述了理事会档案的重要价值.     

唐代元云墓志浅说

唐代元云墓志发现于河北曲阳县,本文在对志文释读的基础上,对元云的家世、北魏政权的南迁以及曲阳县的历史沿革做了叙述和考察,特别是对墓志的书法艺术水平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很高的评价。     

宋代汉族迁入岭南及其对南疆的开发

两宋时期,由于辽、金、西夏、蒙古陆续在我国北方扩张其势力,战争相当频繁。于是北方的汉族纷纷南迁,自黄淮流域渡江移居江南;进而逾五岭、迁到珠江流域乃至海南。汉族南迁的势头与避战乱密切相关,“靖康之乱”后是汉人渡江南迁的高潮,衣冠士民“襁负而归,相属于路”。南宋在临安建都之后,偏安东南,“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荆襄沅湘一带,是自西北迁往东南的交通要道,也有不少汉族士民在荆湖地区定居,“西北士     

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文化生活和民俗

一定的文化生活和民俗是一个特定地区人们的文化心理与经济生活的反映.不同地区的文化往往存在许多差异,这又与地理环境及历史传统有关.明清时期的杭嘉湖是经济发达的江南经济区的中心之一,地处太湖南端,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誉称.是运河南起的始点,交通便利.风景、人文皆著称于世,有人间天堂之谓.南宋建都临安,北方士族南迁,将北方民俗传之于浙北三府,所以在这里既有北方的习俗,又有本地特色,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端:     

巢国的来源和迁徙

巢国,源于有巢氏,帝尧时有巢父,其后为夏的亲族于巢父故地建立巢国,商汤灭夏时,夏桀奔于南巢。商封亲族子姓于巢,周武王灭商,巢国被迫南迁于今安徽居巢,春秋时被楚所灭。     

客家人生仪礼中的中州渊源

在以往的客家研究中,为论证客家人的根系中原,人们十分重视客家人的南迁历史。罗香林先生提出的五次南迁之说,奠定了客家源流研究的基础,堪称厥功至伟。其中西晋末、唐末五代、宋末三次南迁,更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有着重要联系。     

黄国与黄国青铜器

黄国之先,乃东夷族鸟夷的一支黄夷之后。黄夷亦即黄鸟族,起源于燕山之北的黄水,南迁到河南的内黄、外黄、黄沟、黄池、黄亭一带,并与华夏族交往,进入山西汾水下流,建立黄国。一支则南下山东黄县的黄山、(?)城商代中叶又南迁于河南潢川,建立黄国。周代为黄子国。公元前648年为楚所灭。     

作为“遗产线路”的文物南迁与“遗产线路”概念再认识

文物南迁是20世纪30至50年代为保护故宫等机构文物而进行的文物大迁徙活动。这次迁徙在20余座城市留下了丰富的史迹遗产和报纸档案资料。文物南迁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期间由于战争与和平、文物价值与文化认同的变迁,南迁之举被不断赋予了新的历史价值和精神文化意义,使得这一历史事件的遗迹可以被放到"遗产线路"的视角下去看待,并对该遗产概念的发展完善具有推动作用。     

《世说新语》与中国文化的长江时代

<正>《世说新语》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确定撰作于长江以南区域的第一部文化名著，在它之前，至少还有《楚辞》《吴越春秋》和《论衡》，这三部名著也是在长江以南的地理空间中产生的。但是，长江对于《世说新语》的意义，或者反过来说，《世说新语》对于长江的意义，是上述三部名著所不能比拟的。三国鼎立、永嘉之乱引起的北人南迁以及由此形成的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历史一次又一次将长江推到前台，     

故宫博物院古物南迁各方来往函电一组

抗战期间,为保护故宫古物安全,故宫博物院决议将古物南迁。此组史料系1933年1-3月间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部、铁道部等与故宫博物院之间关于古物南迁运输及保护情形的来往函电。     

故土明月 两岸乡心——前河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南迁运台和海峡两岸的合作

<正>河南博物院的前身是河南省立博物馆,从1927年成立以来,光阴荏苒,人事变迁,八十多年一路走来,成为中国大陆名列前茅的历史类博物馆。1937年河南博物馆文物南迁和1945年部分南迁文物的运台,是河南博物院发展史上一段重要的史实。而台北历史博物馆1955年成立之初入藏的首批文物,就是前河南省博物馆的南迁运台古物。这段特殊的文物际遇,正是1998年以来海峡两岸两馆缔结友     

论太湖地区文化重心地位的确立

相当长一段时期,江南深受中原士人的轻视,被看作蛮荒之地。魏晋以后,随着中原士族和人民的避乱南迁,不仅带来了众多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南北文化的差异逐渐缩小,情况有所改观。隋唐以降,伴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文化中心相应地发生位移,太湖地区的文化地位越来越突出,终究成了全国文化重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