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黑城出土写本《景德传灯录》年代考

本文考证了黑城写本《景德传灯录》的年代、所依据的底本、传入黑城地区的时间等问题,认为该写本所依据的底本是现在传世的最早版本,可能是《熙宁藏》或更早的版本。     

近百年来《史记》写本研究述略

中外现存《史记》古写本数量可观,近百年来《史记》写本研究分为写本的著录、校勘以及传播研究三个阶段。即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前为第一阶段,主要是著录、影印新材料而不及细考。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上世纪末为第二阶段,学者开始比勘写本文字,研究文本特征,并试图构建传本谱系。本世纪初以降为第三阶段,研究者尝试新的研究思路,较为注意写本本身的文献特征。检视《史记》古写本的相关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传统文本研究的不足,继续推进写本研究。     

敦煌文献的写本特征

敦煌文献以写本为主体,具有写本文献的特征,了解和认清其特证,是正确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最基础的环节,本文从敦煌文献分券不定、符号不定、内容不定、用字不定、文多疏误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敦煌文献的写本特征。     

敦煌孟姜女曲子的写本情境

传统的敦煌写卷研究,往往忽略具体的写本情境。2010年,由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公布了敦煌伯希和残卷的原件照片,使得敦煌写本的情境研究成为可能。现存四种敦煌孟姜女曲子,写手和抄写情境各异,既有乐工的演出用写本,也有寺院僧人、学郎的练习抄本。写手身份的多样性给写本带来了个人书写习惯、书写次序、语调音韵、讲述场合、装帧形式等变异性,有助于我们理解孟姜女故事在写本时代的口头传播,以及孟姜女曲子在晚唐五代的流行程度。     

谈旧方志中的写本

旧方志从开始纂述到成书未刻之前,往往形成两个写本系统,一为稿本,一为抄本。而在公私各家志书中,都一概称之曰“抄本”。这不仅不符合客观情况,而且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使人们看不到旧志遗产中的一个精萃部分。 稿本与抄本合起来讲,都叫写本。但又各有形成的特点和规律,具有两种不同的体系和概念,其学术研究价值也不一样,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研究,不在版本学的范畴,也无任何专文论述,但以往学术界已有些人对此引起注意,在碰到旧方志写本时,对各种不同的稿本与抄本,一般能做到立即判断,准确无误。其方法和经验都是从大量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把旧方志的稿本与抄本区分开来,对方志学和方志编纂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根据早年师友所授,以及后来自己一些粗浅见闻,略述     

敦煌写本类书S.7004《楼观宫阙篇》校注考释

一直以来,S.7004被当做《籯金》系写本加以研究,但是该写卷与《籯金》系诸写本之编撰格式却又迥然不同。本文通过对S.7004进行校注与考释,考证出其成书上限为大业四年,又因其避唐高宗之讳,知其抄写年代在唐高宗时或稍后。     

写本原生态及文本视野下的敦煌高僧赞

本文针对敦煌文献中的高僧赞写本原生态进行考察,从中国传统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赞体的流变,探究赞在唐代的多元发展,进而析论敦煌写本高僧赞的性质与功能,并从文本视角将其纳入僧传文学系统与高僧传、高僧因缘等进行比较研究,希望能拓展佛教传记文学研究的面向,并有助于敦煌赞体文学与僧传文学写本多层次文本解读。     

敦煌写本类书《应机抄》的性质、内容及成书年代研究

敦煌写本类书《应机抄》是敦煌文书中的一种抄本文献,残卷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编号:S.1380,该卷首尾残缺,共332行,不见书名和作者题文.此文就《应机抄》的编排情况和撰述方式谈其体制特征;通过《应机抄》援引书籍的情形和所反映的思想体系探讨其性质与内容;从《应机抄》卷中文字的避讳特点和援引书籍的情形推断其成书年代.     

俄藏Ф242敦煌写本《文选注》的避讳与年代

诸家对于俄藏敦煌Ф242《文选注》写卷注者、抄写年代多有论列,其论皆据避讳以为说,但结论分歧甚大。又此写本不避唐高宗李治讳,故诸家皆否认它产生于唐高宗李治时期。但结合其它唐写本的讳例及唐代避讳制度与习惯来分析,这个写本符合唐高宗时特殊的避讳实情。再结合写本内容来看,可论定这个写本必是产生于唐高宗时的李善注本,而前此诸家所断之年代皆不可从。     

应县佛宫寺木塔发现的辽代俗文学写本

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发现的辽代写本、刻本、绘画、板画等文物,是继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敦煌千佛洞藏经洞古写本、刻本、佛画等的发现后,同类文物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在木塔发现的古写本中,除了写经、科判文、戒仪、经疏杂钞、寺院经济史料以外,尚有一部分讲经文、变文、俗曲等。这一部分俗文学写本可与敦煌发现的俗文学写本进     

敦煌学研究论著《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研究》出版

屈直敏所著《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研究》由民族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本书是敦煌学研究文库的一种,是学术界第一次对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进行的全面研究。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研究篇和校笺篇。上篇对《励忠节钞》的研究现状、叙录与整理、引书、性质内容、成书背景与年代,以及其中所反映的唐代的知识道德与政治秩序,     

写本原生态及文本视野下的敦煌高僧赞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针对敦煌文献中的高僧赞写本原生态进行考察,从中国传统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赞体的流变,探究赞在唐代的多元发展,进而析论敦煌写本高僧赞的性质与功能,并从文本视角将其纳入僧传文学系统与高僧传、高僧因缘等进行比较研究,希望能拓展佛教传记文学研究的面向,并有助于敦煌赞体文学与僧传文学写本多层次文本解读。     

新疆库车出土鲍威尔写本中的印度阿输吠陀药物理论

新疆出土的年代为4—6世纪的鲍威尔写本医学文书,作为印度阿输吠陀医学体系形成早期的重要梵语医方选集,其药方在药物的性能分析、选取采集、分类使用等方面均反映出的独特的印度阿输吠陀药物理论,是研究印度阿输吠陀医学体系的珍贵原典资料。     

敦煌“童蒙”、“家训”写本之考察

敦煌古籍书卷内,保存了一些中古时代童蒙、家训方面的写本,为数并不甚多,对研究唐五代期间社会教育、举业诸问题颇有意义.今就阅读该等写本,并结合相关文献,就《李氏蒙求》、《新集文词九经抄》、《太公家教》等,疏通论说如下:     

俄藏B19号满文写本研究——以译音字为例

俄藏B19号满文写本是一部读本会话类文献,特点是以满文译写汉语语音。通过列举其中的译音字,对比汉语声韵与满语语音,归纳汉语与满语的语音对应规律,并分析其所处时期汉语语音特点,可发现该写本所处时期译音字的声韵格局已经接近现代汉语,但部分满语对音与清代官方规范不同,存在音位混淆、语流音变、文白异读等口语化特征。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乃孙盛《晋阳秋》考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记录东晋太兴二年二月至六月间事,属编年体,其文献归属迄今未有定论。先唐众家编年体晋史,“多用《左氏》以易旧闻”这一特点为孙盛《晋阳秋》所专有,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与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先唐编年体晋史记录东晋元帝朝事者有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刘谦之《晋纪》四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和孙盛《晋阳秋》为追求叙事的完整性而打破年月限制的特点完全契合。与此同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对王敦的评价和《晋阳秋》一致而与邓粲《晋纪》相左又为追寻写本的归属指明了方向。上述证据表明,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当钞录自孙盛《晋阳秋》。     

赣州慈云寺塔发现南朝梁写本《四分戒本》初考——兼谈其在六朝写本楷化嬗变中的地位

本文通过对赣州慈云寺塔暗龛发现南朝梁写本《四分戒本》的初步研究,揭示该卷发现的历史意义;并通过此卷的书法脱隶楷化的现象与存世的六朝写本进行类比研究,探讨其在六朝写经体楷化嬗变过程中的地位。     

普林斯顿收藏的敦煌写本残卷

普林斯顿收藏的敦煌写本残卷［美］Ｊ·Ｏ·布里特著杨富学,李吉和译在盖斯特图书馆（ＧｅｓｔＬｉｂｒａｒｙ）所获的资料中有８３件写本比较贵重。它们大部分为残片,出自中国西北边远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敦煌绿洲。２０世纪初以来,发现于这一伟大佛教中心的写本多为废弃...     

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潘岳书札残卷考述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有数件吐鲁番文书,这几件文书都是五十年代征集而来的。就其内容来说,有书札、毛诗、交易帐单和田亩帐等。除一件写本属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外,其余几件都是唐代遗物,对研究高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在此,率先对晋人书札残卷试作考述。     

敦煌写本残卷S.7004定名及作者考

本文发现敦煌写本失名类书残卷S.7004征引文献多有“劝谏”性质,通过对残篇中征引典籍中劝谏文本的历史背景的回溯,将残类书的编辑体例与唐初三大类书进行了比较后,认为其编写体例与《艺文类聚》更为接近,它的编撰年代约在唐初贞观年间.依史料,认为S.7004极有可能是于志宁所撰《谏苑》的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