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司法化散论——从我国宪法司法第一案谈起

近年，最高人民法院这一起民事案件作出的司法解释引发出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有着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的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因此，目前实行宪法司法化并非一蹴而就，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本就此问题，作一些分析和探讨。     

“微时代”网络媒体公信力问题探析

“微时代”下,新媒体的异军突起不断改变着传播生态和传播形态,互联网所催生的“媒体革命”正在悄然的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信息传播。其中,网络媒体成为受众获取新闻信息、认知新闻的重要渠道。但在新闻信息传播时效性高、互动性强、形式丰富的优势背后,网络媒体出现“关注度高,信任度低”的现象,使得网络媒体面临着严峻挑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化对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影响

后转型社会,稳定是首位的,较高的政府公信力对于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如何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问题必然有其中的规律,加深对其认识有助于政策的实施以及对于政策的评价。较高的评价是公信力建设和公信力形象建设的基础。然而公信力的建设规律内在地包含与其他因素的联系,本文正是在全面分析政府公信力面临的困境、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以及建立政府公信力的对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并分析研究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政府公信力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旨在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化促进政府公信力的建设。     

谈司法和谐与和谐社会

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那么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有一套标准能够公平公正的裁决人们的分歧和争端,所以司法和谐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将主要探讨二者的内在联系以及相互影响的过程。     

语用含糊对公共媒体公信力的影响研究

语用含糊作为语言所固有的一种本质特征是必然存在的,因而在媒体语言中也得以普遍使用,其灵活性和含蓄性使媒体语言更加具有活力、渲染力和影响力。语用含糊的使用不影响媒体的公信力,然而,媒体含糊语言运用不当,对媒体的公信力势必造成一定的影响。     

公信力的概念辨析

公信力研究是信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基本概念研究不足。从已有的概念来看,主要有“信用”观、“资源”观、“能力”观、“信任”观。这些观点分别从某一侧面揭示了公信力的内涵。综合这些研究,对公信力可以作出这样的定义:公信力是指公共权力领域与公民社会领域中以组织形态存在的行动者(公共机构)及具有“公共性”的抽象存在物(主要包括语言、制度、权力、货币、真理等)因赢得公民的普遍信任而拥有的权威性资源。     

论揭露性报道对媒介公信力的影响

新闻媒体承担着舆论引导的重任,务必建立一种有公信力的媒介文化。本文试图探讨揭露性报道与媒介公信力之间的关系。通过解析公信力的构成要素以及揭露性报道的制作方式,从而得出结论---揭露性报道本身是塑造媒介公信力的利器,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会对媒介公信力产生冲击,降低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和依赖。因此,在揭露性报道的制作过程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     

从“无讼”到“好讼”:明清时期的法律观念及其司法实践

明清两代正处于一个社会的变迁时期。若以法律诉讼为视角,社会史层面确乎发生了巨大的转向,亦即从"乡土社会"逐渐向"好讼"社会转变。于是,"无讼"的理想与"好讼"的现实必然产生冲突。其冲突的结果,则使明清两代的学者与官员对"无讼"重新进行理性的思考,认定"无讼"并非是一种无为而治的理想世界,而是通过具体的"听讼"过程而达到司法公正。随之而来的则是"息讼"观念的流行,以及"息供"、"省词讼"一类司法实践行为的普遍化。     

微博传播的公信力问题与对策分析

微博作为一个全新的互联网交流工具,所有的用户都有可能成为＂公民记者＂,同时也造成微博发布信息的公信力不及传统媒体,因此,加强信息发布者的自律和完善法律法规的监督是必然之举。     

论中国社会新闻公信力的缺失

所谓的公信力,从字面上解释就是一种使公众相信的力量,它是受众对于新闻以及作为新闻媒介的媒体的一种价值判断和综合评定,它是在媒体的发展中日积月累形成的无形资产,对于日后媒体的发展具有绝对的定向作用。公信力作为一种社会系统内部的精神产物,它的物质载体即是大众媒介信息产品的主体——新闻报道。     

论媒体监督对司法工作的影响

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司法权力也不例外,其主要措施是对司法权实施内部和外部监督。媒体监督是外部监督的主要措施。本文着重论述了媒体监督对司法工作的影响,提出规范媒体监督和司法关系的基本思路,以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从“曹赤烽案”看北京政府时期地方司法实践困境

1922年5月,江苏邳县八义集市发生了一场因豪族内部积怨纷争引发的刑事控案。被告曹赤烽在邳县知事崔季友庇护下,屡屡挫败家族兄弟告发。面对基层投诉的不利局面,原告方被迫越级向江苏省公署检举,引起省长韩国钧和高等检察厅厅长周诒柯介入。曹赤烽不但公然阻扰和反对司法机关的侦查行动,还利用自身特权相继催生多方力量卷入,使案情从普通悬案升级为各界瞩目的重要事件。江苏地方司法机关在调查过程中举步维艰,虽然一度坚持追查真相的强硬态度,但最终仍屈服于军人对司法的干涉,致使案件中途而止。"曹赤烽案"透射出北京政府地方司法实践的某种特征,即在政府威权相对不足的条件下,司法官虽具有较大的独立办案空间,却受制于强大的地方势力而很难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司法机关不得不在各种力量的夹缝中寻求平衡点。     

大跃进时期基层干群冲突及司法介入研究--以肥西县“方世新案”为中心

"方世新案"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时期安徽省肥西县发生的比较典型的因干群矛盾与冲突升级而导致的"凶杀"案。该案最终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案件。官方处理此类案件,审判程序极为简化,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作出判决。就审判过程而言,加强党的集中领导与管控、贯彻群众路线及考虑案犯罪恶的历史与现行关系,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共最为重要的司法实践逻辑。这种逻辑也对应体现了这个时期司法发展历程的3个面向,即:司法政党化、司法群众化及司法革命化。但这3个方面的实践,最终将难免矮化司法的独立性、专属性及程序化,即会产生"秩序",也会导致"失序"。该项研究为探访大跃进时期基层干群冲突及司法介入问题提供一个基层个案与视角。     

何帆从警员4214506到司法燃灯者

36岁的何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他喜欢背个双肩包,体态圆润,长着娃娃脸,这样的外形不容易分辨年龄,以至于有一次,在地铁里,这位法官被问路的阿姨唤作“小朋友”。     

政府公信力的现实困境和提升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集中表现出层级差现象显著、整体水平偏低两个特点,政府公信力现状不容乐观。腐败问题、作风问题、诚信问题及民生解决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流失,行政理念层面及制度安排层面上的滞后与缺失则是政府公信力流失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要想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提升政府公信力,政府只有转变与更新思想观念、以法治立公信、以公开树公信、以服务赢公信,使自己变得更加值得被信任。     

从三鹿毒奶粉事件看媒体报道的“失”与“得”

媒体在三鹿奶粉事件报道中的失误主要表现在缺乏早期的预警与监督,原因是媒体与记者职业道德意识不强从而缺乏独立调查精神、媒体行业利益使然、公众利用媒体传达诉求的意识淡薄;而媒体在三鹿奶粉事件报道中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媒体的公信力、媒体对信息的及时透明传播、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上。媒体在三鹿事件报道中的"得"与"失"有2点启示:建立信息预警系统,完善立法、扩大媒体的报道权利。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媒体监测社会环境与信息沟通的功能。     

司法民主的意涵与困局

司法民主是中国司法制度秉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民主的意涵可以从认识论上的民主、司法的民主权利、司法民主制度来加以梳理。通过理论的梳理,发现司法民主的理论问题,总结司法民主实践中的问题,寻求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发展,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扬人民司法的重要保障。     

从党权政治角度看孙中山晚年的司法思想与实践

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因时势变化而变化,其司法思想也因而变动不居。党权政治学说引入后,晚年孙中山完成了从“主权在民”到“主权在党”、从“天赋人权”到“革命民权”的思想转变。与此相适应,孙中山认为,在革命时期,作为治权之一的司法权要掌控于国民党手中,而非超越党派政治。实践中,孙中山努力探索司法“国民党化”之道,但囿于国民党党势、党力之不足等原因,国民党掌控司法的很多举措不免流于形式。     

基于公民参与的地方政府公信力研究--以聊城市东昌府区为例

政府公信力是衡量社会信用状况以及信用程度的重要概念。可以说,政府的公信力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一个讲诚信的政府,不但可以教化民众,而且还能促进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但据调查显示,当前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公信力水平都普遍偏低,对高速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本文基于公民参与的视角来研究地方政府的公信力状况,以期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研究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公共危机管理下政府公信力的几点思考

如今,公共危机事件时有发生,不仅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也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政府如能在公共危机中从容应对,可化主动为被动,在处理危机中提升自身形象,提高公信力。要通过从诚信着手,给予公民知情权,完善相关监督机制确保政府公信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