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一同与“志家法程”〔咸丰〕《邳州志》

<正>清代是中国古代地方志纂修的鼎盛时期,“现存清代方志有5701种,约占现存全国地方志总数8200余种的70%。”^[1]这些方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经名儒精心纂修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一节说：“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     

清代至民国楚雄州彝族服饰考释

从古代地方志记载资料研究少数民族服饰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图通过清代至民国楚雄州旧方志有关彝族服饰资料的收集整理、归纳研究,力求勾勒出清代至民国楚雄州彝族服饰的概貌。     

民国第一位海军上将刘冠雄

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刘冠雄是一位无法忽略的人物。此公文武兼备,能谋善断,长于权变,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的近代中国军政舞台上,从清季一路闯到民国,直至执掌中国海军经年,是北京政府时期6位海军总长中的一位,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位海军上将。其人其事,颇有些传奇色彩。崭露头角1861年6月7日,刘冠雄出生在福建侯官县(大致为今福州市区和闽侯县部分)一个     

东冶候官考

汉代冶县,三国东吴时期更名为候官县.现以史料为切入点,结合考古资料,发现冶县更名为候官县确如王国维先生所推测,是因为冶县外有一处军事候官障塞,该候官所在地点可能为今福州市牛头山遗址.汉初冶县与候官为两处城址,经多年发展,逐渐融合为一城,至东汉末三国初时冶县之名被候官取代.冶县更名为候官县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两汉时期对东...     

清代地方志中《禨祥志》研究——以《东安县志》为例

《禨祥志》(或称《异闻》)是地方志中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有的地方志研究中很少有专门涉及这部分内容。清代是地方志纂修的全盛时期,大量的地方志中都包括《禨祥志》。以清代两部《东安县志》为例,试图对清代《禨祥志》的编纂特点、史学思想等方面进行细致研究。在此基础上,以清代《东安县志·祥志》为例,对《禨祥志》给予公允的判断。     

志书编纂流派论

古代志书编纂流派是古代修志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形成于清代。清代历史派和地理派对当时和后世志书编纂及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显示了流派形成后对于一项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古代志书编纂流派对当下地方志工作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应把新志编纂能否形成流派、如何形成流派等问题的研究提上日程。这个课题牵涉面颇广,可从修志实践、志稿评审、志书评论、理论研究和行政管理等多方面入手。     

《清代职官年表》载“奉天府尹”补正——基于地方志文献的考察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是研究清代官制与政治的主要工具书之一。关于"奉天府尹"一职,钱氏记历任者共97任、92人(其中5人两次赴任)。清代至民国时期修撰的地方志文献,对"奉天府尹"的记载亦数不胜数,收录在人物志、职官志、沿革志等部分中。地方志文献记载中有6人与《清代职官年表》所载有出入,结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考证得知:廖文山、鼎彝、姜希辙、俞化鹏4人应为地方志载误;岐元、增韫2人确实就任过奉天府尹,可能为《清代职官年表》漏载。     

区域法律社会史视角下的地方志研究——以清代福建省地方志“既健讼又寡讼”的矛盾记述为例

地方志具有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真实性等诸多特点,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之一。但地方志成文过程亦带有不少地方精英阶层的思想烙印,需要我们客观对待其作为司法史料的意义。以清代福建省区域法律社会史研究为例,清代福建省地方志编纂者的政治理念与成文技巧,使地方志呈现出一幅"既健讼又寡讼"的矛盾图景。面对地方志的"矫饰"与"修辞",我们应该通过各种资料的对照阅读,重新思考地方志作者眼中的"健讼"或者"寡讼"评价能否真实反映地方社会诉讼实态。     

清代贵州地方志中灾害记述探析

随着贵州内地化进程深入,清代成为贵州地方志修纂的高峰期,保存流传的地方志数量多。与前代相比,清代修纂的地方志体例趋于完备、内容趋于翔实。这一时期,贵州地方志中保留大量的灾害相关记述,除了专门设置《灾祥》篇目外,在《祀祷》《艺文》《物产》等篇目中也有灾害记述。不同篇目灾害记述的来源、繁简、侧重不同,从内容上看可分为灾害灾情、灾害理性认知、禳灾祈福、灾害文学四类。灾害记述中隐含官方对自身正面形象的塑造,蕴含对民众安分守己、积极行善的教化引导。本文对清代贵州地方志中的灾害记述进行探析,分析文本所显示的灾害文化,透过文本看到官方的话语体系。     

浅谈地方志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的应用

地方志作为中国古代史史料来源之一,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具有资料性和教育性的作用。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史》课程时,应充分利用教材中的地方志资料,并进行适当的补充;指导学生运用地方志资料,发挥地方志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