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司马迁没有为李陵投降匈奴辨护

汉武帝天汉三年,司马迁惨遭“李陵之祸”。一般都认为司马迁遭祸是由于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最近,倪昭敏同志发表文章,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司马迁并没有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李陵是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兵败被俘的。被俘后并没有马上投降匈奴,其投降匈奴是在天汉四年全家被杀以后;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李陵兵败被俘不久,其受刑则是在天汉三年,而这时李陵显然还没有投降,司马迁怎能是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     

有关司马迁的两个问题

一、‘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应从汉书作‘十年’ ‘太史公自序’有‘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天历始改’的记载,这里的‘五年’,是指司马迁自元封三年担任了太史令的职务这一年算起,到太初元年,共力五年之数,(公元前一○八年到公元前一○四年)。这是自来史家一致承认的算法,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自序’中的‘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     

司马迁受宫刑

司马迁由于议论李陵而受宫刑,前人对此事的谈论已多。但是,他受宫刑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及对于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究竟该怎么看,我觉得还有一些话可说。一、李陵其人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司马迁说他“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天汉二年,李广利伐匈奴,汉武帝命李陵在后面“将辎重”,李陵不肯,自请独当一面,于是遂使率五千步卒而出。结果,这支步兵恰好遇上了匈奴大队。李陵及其部下当时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的。司马迁说他“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印亿万之师,与单干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成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     

司马迁结局论证

司马迁是我国占代的史学巨匠,关于他的最后结局,两汉史文记载模糊。唯卫宏《汉书旧仪注》(以下简称《汉旧仪》)载录:“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条资料对于探讨司马迁一生的结局极为珍贵。1955年,郭沫若先生提出“司马迁之死可能是不自然的骤死”,1956年又以上举《汉旧仪》记载为主要沦据,明确指出司马迁“在既受宫刑之后”,又“再度下狱致死”。公平地说,这一结论是目前仅有的以汉代明文记述为据的研究所得。但多年来,相当一些同志却坚持旧说,认为《汉旧仪》之文不可信,进而否定郭沫若的论点,近年仍可见到这类文章。其根据主要是两个:第一,汉武帝没有见到景帝本纪的可能,因汉太史令不掌记     

李陵,没有伟业能和做个忠臣相比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一支五千人的汉军没于塞外,主将李陵投降了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这是司马迁人生最大的灾难,但《史记》中对李陵事件的记叙,只有寥寥二三百字。为了解这个改变太史公命运的人,只能看看班固在《汉书》中的描写了。     

李陵的投降应分为假降阶段和真降阶段——兼与倪昭敏同志商榷

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受宫刑,史有记载。倪昭敏在《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3期撰文指出“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其主要根据是“李陵的投降是在全家被杀之后。”即“天汉四年或天汉四年以后”。他根据司马迁答武帝“召问”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得出“怎能说一年多以前的司马迁为一年多以后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的结论,他还指出,李陵从兵败被俘到投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李陵只是被俘而没有投降,或者也只能是处在情况不明的阶段。笔者对此不能苟同。倪昭敏同志的结论之所以不能成立,是由于他使用的论据是虚假的。     

《南》、《北》史之正统观

有的史学史论著,称李延寿所撰《南史》、《北史》“贯通前后不分正统。”或说《南》、《北》二史“承认南北分裂,不强调谁顺谁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还有的论著亦仅赞李延寿父子贯通南、北诸史、削其相互攻讦之辞而表现出来的史识,对《南》、《北》二史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正统观念鲜加论述,因而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一辨正。《北史》卷一百李延寿自述其著述之由:父“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延寿承其志,编为纪传体断代通史。在《北史》卷九三《僭伪附庸列传》序中,李延寿说:“至如     

李陵败降应分为假降和真降两个阶段──兼与倪昭敏同志商榷

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受官刑,史载昭然。倪昭敏先生在《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3期撰文认为,“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其主要根据是：“李陵的投降是在全家被杀之后。”即“天汉四年或天汉四年以后”。而司马迁答武帝“召问”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故得出“怎能说一年多以前的司马迁为一年多以后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的结论。他还认为,李陵从兵败被俘到投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这～年多的时间中,李陵只是被俘而没有投降,或者只是处在情况不明的阶段。笔者对此不能苟同,特将个人的读史心得提出与倪昭…     

关于司马迁的结局问题

《汉书·司马迁传》没有具体交代司马迁的死因、死期,这就给后人留下了附会的空隙。裴骝的《史记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王肃也有“投而削之”之言,其言当是本于《汉旧仪注》,但不言“下狱死”事。至于葛洪《西京杂记》所记,其言与《汉旧仪注》一字不差,显系抄自该书。对于上述说法,前人多不相信。颜师古注《汉书》,征引诸家之说,至为详博,对于此说却弃而不录。清人王鸣盛以为此说“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王国维亦力驳卫宏、王肃之说,以为“此二说最为无稽”。后来的一些关于司马迁生平的著作,如口人泷川资言的《太史公事历》,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季镇淮先生的《司马迁》,对《汉旧仪注》之说皆摒而不取,但也都不曾对其加以驳斥;二王虽有所辩驳,却又都语焉不详,所以这个问     

《唐会要》误记一则

各史书对唐德宗李适被册封为皇太子的时间记载不一。中华书局所出一九五五年版《唐会要》卷一“帝号上”载:广德元年拜尚书令,元帅如故。食实封二千户,赐铁券,图形凌烟阁。三年,册为皇太子.两《唐书·德宗本纪》及《通鉴·唐纪》皆记德宗册为皇太子的时间是代宗广德二年。今考证诸史,(《唐会要》之记为误。理由是:(一)代宗无广德三年:代宗子壬寅,即公元762年4月改肃宗上元二年为宝应元年,癸卯即公元763年7月改宝应元年为广德元年,乙巳,即公元763年改广德二年为永泰元年.可见并无广德三年之     

论司马迁撰史宗旨

司马迁发愤著书,写成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多字的巨著《史记》,目的究竟是什么?历来评论家几乎都认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笔者以为,司马迁花毕生心血撰史,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从史的角度探求治国之道,以上三句话十五个字是司马迁撰史的一般目的和原则,是司马迁深入探求治国之道的三个方面。本文略伸已见,就教于同好。考察司马迁的撰史宗旨,主要还是依凭司马迁自己的阐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研究司马迁撰史宗旨的第一手资料。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     

为卫宏之司马迁“下狱死说”辨诬补证(《太史公卒年考辨》之四)

郭沫若先生认为:“司马迁之死是有问题的”,他很可能在写作《报任安书》之后“再度下狱致死”。(《关于司马迁之死》,载《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期)郭先生的推断是有根据的。他的根据是汉人卫宏的《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句下裴骃《集解》注引)     

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续)

(三)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 最令我们重视的是司马迁所揭示出的《春秋》之义的最高层次的含义:即孔子把三代之礼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并探讨了礼的发展的规律性。请读司马迁如下的一系列论断。他写道:“《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太史公自序》)。他又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甚至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观殷、夏所损益曰:‘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司马迁“卒于太始四年说”献疑——太史公卒年考辨之三

一关于司马迁的卒年与死因,由于《汉书》缺载,遂或一大疑案。汉唐以降,学者们为解决这一重要课题,耗费了诸多心血,提出了种种假说或论断。在纷纭异说中最具影响的,首推王国维先生的司马迁“卒年与武帝枢终始说”,次数程金造先生的司马迁“卒于武帝以后说”。这两说尽管持论各异,取证不同,但却不谋而合地都认定:司马迁担任中书令后,尊宠任职,安享天年。但据我的固陋之见,这两种“善终说”并无坚实的基础。王先生的大前提——至迟在后元二年郭穰已为内谒者令,事实上并不存在;而他的小前提——内谒者令即中书谒     

司马迁与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大师,司马迁曾闻道于董仲舒。拙文仅就司马迁和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以礼说《春秋》”实发于司马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四《春秋》的《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一节,引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提出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问题时的内容后,评论说:“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并且说“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     

松赞干布、赤松德赞陵调查记

1985年8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普查队对吐蕃松赞干布陵和赤松德赞陵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所获简报如下。松赞干布陵(封二:1),又名“红陵”,位于穷结县城西南的穷结河岸边,即藏王墓地的西北角。《贤者喜宴》云:松赞干布陵“在雅隆穷布境内”。《档木措》又载:松赞干布陵“在穷普下游”。以上两地名都指现在的穷结。松赞干布陵上有一“红庙”,属宁玛派著名的热巴坚·尼玛沃色(1124—1192年)时期所建。松赞干布陵除封土外,陵园范围内小部分已被水冲成河流,大部分成为耕地,现在地面上不能辨其周长。该墓位于孙芒松芒赞陵的北边,一线排列,     

隋文献独孤皇后存年考辨

关于隋文献独孤皇后——独孤伽罗的存年,据《隋书·后妃传》记载:“(隋文帝)仁寿二年八月……己已,太白犯轩辕。其夜,后崩于永安宫,时年五十。”李延寿的《北史·后妃传》则为:“(隋文帝)仁寿二年八月……己已,太白犯轩辕。其夜,后崩于永安宫,时年五十九。”《隋书》、《北史》两书记载互异,究竟孰说可取?据笔者所见,《隋书》50岁说与史实不符;《北史》59岁说则与史合。现试作考辨如下。《隋书》、《北史》均载文献皇后卒于隋文帝仁寿二年八月,加之唐人撰《隋     

《辽史》二“秃里”

《辽史》中有两个秃里。《辽史》卷二五《道宗纪五》、《辽会要》卷二0《边域二·阻卜》：大安八年冬十月，“辛酉，阻卜磨古斯杀金吾哈古斯以叛，遣奚六部秃里耶律郭三发诸蕃部兵讨之。”《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穆宗应历十二年，国舅帐郎君萧延之奴海里强陵拽刺秃里年未及之女，以法无文，     

记唐代渤海国咸和十一年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

咸和十一年(841年、唐武宗会昌元年、日本承和八年)唐代《渤海国中台省致日本国太政官牒》,是日本新发现的一件重要渤海文献。(见封二)。咸和十一年渤海国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原来收录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的《壬生家文书》“古往来消息杂杂中”。1950年宫内厅书陵部出版的《图书寮典籍解题》历史编发表了中台省牒的照片,始为世人所知。此后日本的三上次男、新妻利久、中村裕一、铃木靖民、酒寄雅志相继发表文章,予以介绍和研究。     

无须扬鞭自奋蹄,呕心沥血写春秋———记市人大办公厅修志人员赵春满简

任何时代,都会有一些人为了编史修志无私无畏地奉献着自己,可谓是蜡炬成灰泪始干,为伊消得人憔悴。如春秋时期的孔子,不被战祸频生、诸侯混战的社会背景所困潜心著述,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汉代的司马迁将修史看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虽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