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与赵尔丰之死

提起赵尔丰,许多人自然就会联想到他血腥镇压保路运动的罪恶行径。赵尔丰是清末汉军正兰旗人,1903年随四川总督锡良入川,镇压会党起义,1905年即升任川滇边务大臣,1908年继升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1911年4月被调任四川总督。[第一段]     

尹昌衡怒杀镇压“保路运动”的刽子手赵尔丰

提起赵尔丰,自然就会联想到他血腥镇压"保路运动"的罪恶行径。赵尔丰是清末汉军正蓝旗人,1903年随四川总督锡良入川,镇压会党起义。1905年即升任川滇边务大臣,1908年继升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191l年4月调任四川总督。     

边疆地理名称与晚清川藏边务——以“川边”、“西康”概念为考察中心

晚清是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地理发生巨大变动的转折时期。随着边疆危机日趋深重,晚清时人逐步意识到慎重命名地理名称的重要性。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的生成、运用,经历了"炉边"、"川疆"、"川边"等名称混用,以"川边"为过渡性名称,到弃用"川边"、强调"西康"名称的过程。地理名称的变更与晚清川藏边务密切相关,特别是对"边"、"藏"界域之争的有力回应。探讨边疆地理名称多歧性、竞争性,则是本文将历史地理学研究与概念史方法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时期赵尔丰盐业改革措施及其意义

清末,清政府积极推进川边改土归流,在对盐井进行改土归流过程中,赵尔丰对当地盐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成为当地盐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先后经"腊翁寺事件"、官盐局的设立、商盐局的成立等重要阶段,各项盐业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得以推行。盐业实行制度化的运作方式,使得盐税的征收增加了边务经费,同时为川边改土归流的推行和边疆稳定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有效打通了同中印边境察隅等地的联系,维护了国家领土安全,促进了边疆稳定。     

清乾隆朝富察家族与涉藏事务

本文利用正史及档案资料,以乾隆朝富察家族为例,对清朝重用"满洲"贵族作为边务大臣处理西藏事务进行了考察。在乾隆一朝的涉藏事务中,无论政事或是武功,多有富察家族成员参与,其中有三人担任过驻藏大臣,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本文还试图通过乾隆皇帝重视富察家族的史实,进一步探讨其在边疆事务特别是涉藏事务中的用人原则与得失。     

《艽野尘梦》路线考

1909年即宣统元年,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历史背景下,应末代驻藏大臣联豫请求,清廷派遣协统钟颖率四川新军一协（旅）号称两千,实则一千七百人由川进藏。毕业于长沙军校,在校期间一度参加过同盟会,后投效川军的陈渠珍,时任该军一标三营督队官,后被川边大臣赵尔丰提升为三营管带（营长）。这支队伍从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出发,由此开启了其迤逦蛇行于青藏高原的风雪之旅。     

刘湘与重庆“三三一惨案”

1890年生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的刘湘,在民国历史上是个颇为重要的人物。他从1921年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始,历任四川善后督办、川康边务督办、川康绥靖主任及四川省主席,近20年以川省统治阶级的当权人物活跃在军政舞台上。他制造的重庆“三三一惨案”,就是刘湘居于四川统治最高地位时期反对人民革命的突出表现之一。     

诺那活佛传奇

诺那活佛原名赤乃降措,清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年）５月生于川边恩达县,父亲是藏人,母亲是汉人。自幼被选为噶拉寺活佛。７岁就位,法号诺那。他通晓汉、藏、梵语,研习红教典籍,为莲华生大士教派高僧。曾在拉萨、印度游学,在康藏颇有声誉。 清末,十三世达赖在抗英斗争失败后,因憾于清廷之腐败无能,不足倚恃,加之与驻藏大臣交恶,竟转而投靠英帝,疏远中央,走上民族分裂的道路,不仅停止供应驻藏大臣粮秣乌拉,并征调藏军阻击奉调入藏的川军,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月,川、藏两军在工布江边发生激战。这时,诺那活佛正受聘于工布…     

民国时期川边镇守使的治边活动

民国初建,北洋政府设立镇守使以绥靖地方,但川边镇守使除负责军政外还兼管民政。此职系由尹昌衡西征后设立的川边镇抚使演变而来,在民国初期固川卫藏、遏制西藏地方上层分裂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14—1925年间先后有四人担任川边镇守使,分别是张毅、刘锐恒、殷承瓛、陈遐龄,又因川边镇守使往往陷于边军派系争斗和内地军阀混战,更替频繁,诸多治边计划未能完全付诸实施。     

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1876-1886)为例

"固川保藏"、"固川图藏"、"筹边援藏"是晚清经营西南边务的封疆大吏们逐步提出的西南边防战略.本文以丁宝桢十年督川治边为例,探讨晚清政府在海防、塞防俱紧背景下川藏经营思想的形成以及"固川保藏"、"筹边援藏"等边防策略的初步实施状况.     

云南殖边督办公署治边能力剖析

近代以来,云南边疆地区事件频仍,危机深重。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及云南地方政府均注意在边疆地区调整建制,组建新的管理机构,试图强化管理,稳定边疆。民国时期设置的云南殖边督办公署是具有代表性的边疆高级管理机关,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因此,考察该机关在边疆地区处理边务的能力,是总结民国时期云南边疆政策的一个较好视角。     

清末桂越边务筹办中的权责调适及其人事纠葛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筹办中越边务善后,其广西段(桂越)边务除任命提督为边防督办外,还另设道员总辖全边,但两者权责并不明晰,边界民事与军事管理事权混一。郑孝胥为督办后,意识到军政与民政筹办方式不同,有意添设专员办理边界涉外民政事宜。随后相关权责归属问题纠葛不断,"以一事权"抑或"各专责成"成为各方争执焦点。自革命党人中越边界起义后,清廷也有感边事棘手,有意改变边省各自为政的局面,自上而下统筹桂边与滇粤两省边务,边务事权格局再生变动。     

吴大澂在督办吉林边务中的历史贡献

吴大澂在督办吉林边务期间大力实行移民实边,驻军屯田政策,设置驿站、建设道路;修筑军事设施,加强军事训练,和边防建设;化敌为友,奖惩分明;建立军事工厂,发展军事工业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勘疆划界过程中,以理据争,收回被俄罗斯强占去的土地,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为巩固边防,作出了历史贡献。     

“韩边外”与“安分务农”匾

19世纪70～80年代,中国发生了边疆危机,东北边疆自然也不安宁。清政府鉴于这种形势、谕旨河南、河北道吴大澄为钦命边务大臣,驰赴吉林,以巩固边庭。当时,在柳条边外吉林南部的长白山区,盘踞着一伙以开矿挖金为生的流民团伙,其首领人称“韩边外”。本来,清政府一向认为“金匪”是不安分因素,并一再通缉其首领“韩边外”。可是,吴大澄到达吉林后,对“韩边外”不但不剿,反而与之握手言和,并为其亲自题写了一块“安分务农”匾。下面将其经过作一介绍。     

民初的吉林垦植分会及其筹边活动

民国初年,吉林革命党人杨福洲在吉林筹建以开发边疆、巩固国防为宗旨的吉林垦植分会,直辖于资产阶级革命领袖黄兴领导的中国垦植协会。该会成立后,积极筹划边疆开发方案。开展边务调查与研究,兴办边疆实业,形成了一股开发祖国东北边疆的热潮。本文依据吉林咨档案馆藏的“吉林垦植分会档案”,对该会的筹边活动、贡献作初步考察。 一、吉林垦植分会的成立及东疆移垦规划的提出     

蒙古边防文献两题

一、《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不分卷,署宋小濂纂,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铅印本,一册。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徐世昌编《东三省政略》亦收作其边务·呼伦贝尔篇的附录。从宋小濂序文所述和正文内称其为“宋公”来看,该书实由宋小濂主持编纂,实际纂者为齐守濂、赵春芳等。宋小濂（１８６３年～１９２６年）,字铁梅,吉林永吉人,清监生。历任黑龙江将军文案、哈尔滨铁路交涉局总办、海伦同知、暂护呼伦贝尔副都统、学部二等谘议官、呼伦贝尔兵备道、署黑龙江民政使、中俄勘界专员、民国政府黑龙江都督、…     

中国边疆史地古籍题解选登

盛京(今辽宁地区)地理考证书。6卷。(清)杨同桂、孙宗翰辑。杨同桂(?～1886年),字伯馨,顺天府通州(今北京通县)人,性警敏,学多有涉。东三省练兵大臣以年番阅,同桂来行营,历充帮办、奉天支应局总理、发审营务总办兼署翼长。后历充总理吉林边务粮饷处发审局帮办、《吉林通志》提调兼分纂。光绪二十年(1894年)署长春知府,才干过人,颇得人心。撰有《沈故》、《吉林舆地略》、《吉林舆地图说》。孙宗翰,字藩,山东黄县人。有     

杰出的东北史地学者曹廷杰

曹廷杰,字彝卿,号楚训。1850年生于湖北枝江县,是清末民初杰出的东北历史地理学者,又是一位积极主张抗击沙俄侵略的爱国主义者。曹廷杰1874年由廪贡生考取汉誉录,入北京国史馆。1883年离开国史馆北上吉林,由吉林将军派往三姓(今黑龙江依兰)靖边军后路营中,办理边务文案。1889年奉命到山西,先后任和顺、宁武、崞县知县,办理大同、阳高、天镇等处赈务。1895年因边务紧急,吉林将军思铭调曹廷杰返回吉林,先后任吉     

尹昌衡西征三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政制转型的关键时期,英国加紧对西藏侵略,策动西藏分裂,川边、滇边政局随之动荡.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军西征平叛.西征对初创的共和国是有力支持,它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团结,推动了边藏地区的近代化转变,为后来边地建设奠定了基础.尹昌衡作为川省都督,在川内政局未稳之际,不按常理出牌,主动提出远走他方征战,除去其对国家的责任感外,成渝政争、川滇矛盾、利益争取都是不可忽视的推动因素,但多重因素的驱使并不能消减西征的功劳.西征的胜利说明尹的战略战术是成功的,他调动人、财、物各种因素,运用攻心和实战的软硬两手,初战即捷,并且出战年余就获得了最后胜利.     

川边藏区交通“乌拉”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本文主要记述了川边藏区交通“乌拉”的形成和发展,重点阐述了清季赵尔丰和民国时期刘文辉对“乌拉”的整顿和改革。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交通“乌拉”对川边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希望通过交通“乌拉”这段历史研究,能对今天“治藏安康”有所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