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叶子龙

1998年中央电视台《世纪回眸》栏目为拍摄一部专题片,当时担任编导的吴海悦找到我,让我担任制片主任,负责外联,采访当年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当中,有叶子龙、张木奇、李银桥等。因为我的父亲杨平曾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过,我和这些老同志都很熟悉,所以我很快就做好了采访安排。首先,我们决定采访当年担任毛泽东主席政治秘书的叶子龙。     

万里的耄耋之年

书刊是万里一生的伴侣。当听说毛泽东主席批注的《二十四史》新版发行后,非常想一睹为快却又不懂行市的万里很爽气地说"我在秘书那儿还有点钱,好几千块呢!快去买一套吧!"秘书立即去联系了,回来汇报说:"人家照顾首长,只收成本价,13万5千元(原价15万元)。"老人一昕只得摇摇头,默不做声了。     

忆邓小平视察丹江口大坝

<正>1980年,我在原郧阳地委办公室工作,给当时的地委书记李海忠当秘书。这年的7月18日,我们突然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同志近日要来十堰视察。通知要求我们     

政务院指示将有关文物法令作为土改学习参考文件

我局七月十五日具呈中央文化部请转呈政务院将院颁各项保护徵集文物的法令加入土改学习文件之中,於八月二日接得文化部通知: "接政务院秘书厅七月二十九日政字齐字第四十二号通知開:据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秘字四二     

邓颖超的遗嘱

<正>自从周总理去世以后,邓颖超就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1978年7月1日,她对秘书说:"今天为了庆祝党的生日,我要给党中央写一封信,就是对自己后事的安排。"秘书给她准备好了纸和笔,她给中央写了这样一封信:     

林彪办公室的“十不”规定

正1963年12月中旬,我光荣地成为河南省洛阳总字352部队一名解放军战士。在此服役3年,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3次立功受奖,因此,1966年10月被调入解放军总参谋部管理处(军级单位)任警卫战士。一个月后,大概是11月16日下午,一个中等个儿、戴着近视眼镜的中年人来到我的宿舍,找我谈话。他自我介绍道:他是首长的第一秘书,名叫阳地,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组织审查决定,你明天到林副主席家任内勤警卫员。当时我喜忧参半,喜的是能够见到林副主席这样的首长,忧的是担心做不好工作。     

从晏婴炒鱿鱼谈起

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把在他手下为官三年、谨慎小心的高寮炒了鱿鱼。开创了“老板炒鱿鱼”的先例。晏婴的家臣不解,晏婴却说：“我是个不中用的人,正如弯曲的木头,需要墨绳来取直,斧头来砍,刨子来刨,才能作成有用的器具,高寮在我身边三年来看见我的过错从来不说,这对我有何用？所以把他辞掉。”又如解放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期间,每遇到重大事情时就想听听秘书的意见,结果秘书每次都是那句话：“首长决策英明,太好啦。”久之,陈毅意识到听不到不同意见的危险性,便将那位秘书调离了工作岗位。     

毛主席接见交易街街长

1953年春节。毛主席视察武汉的时候．我在汉口交易街任街长。2月19日上午8时,毛主席要秘书打电话通知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代市长王任重,请他找一位街长去谈谈街道工作。王任重立即派人到汉口交易街（后来并入了大智街）找到我。带我去见毛主席。     

我为胡志明主席治眼病

1955年我从齐鲁大学附属医院调至济南市立第二医院,任眼科主任期间,进行科学研究,积累了一些治疗疑难眼病的经验。最先由新华社内部刊物将我的经验作了介绍,《人民日报》又于1965年6月13日发表了我的关于学习研究及治疗疑难眼病的体会,题为《勇气、力量和智慧的源泉》的专文。经全国许多报刊转载,介绍推广。国内外许多眼病患者来我院找我就诊。中央卫生部也经常邀我去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给中央首长会诊治病。1965年9月中旬,院领导对我说:卫生厅来电话,北京有会诊任务,给一位重要首长会诊;你把科里的工作安排一下,明天就去北京,到了北京,卫…     

我眼中的南京军区将帅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南京军区工作。其间有幸接触到许世友、王蕴瑞等一大批我军杰出的高级将领。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许世友选秘书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是全军有名的虎将,是济南战役被毛主席点将的攻城总指挥。我在军区司令部里或在校以上(即团以上)干部会上常能看到他。许司令的后两任秘书是我参加选调的。当年许司令选秘书的要求是老三条:“胶东人,打过仗,初中以上文化。”司令部办公室赵增奎主任向我交代时又增加了四条:“政治可靠,办事老练,任劳任怨,责任心强。”赵主任说:“政治可靠是每个首长秘书都得具备的,后…     

我仿林彪字体批文件

林彪说"都是例行公事"1964年10月,我从首都警卫师调到林彪办公室,给林彪当了两年内勤。1967年新年一过被调到秘书办公室,协助机要秘书于运深做文件收发管理工作,不久被军委办公厅任命为林彪办公室保密员。关于这次工作调动,叶群同我谈话说:"首长这里的文件都是最高机密的。现在这个形势,从外边再调一个人来我和首长也不放心,所以决定叫你去管文件。你是党员,支部也认为合适。"叶群反复强调要"守口如瓶"。我虽然离开了内勤岗位,但林彪、叶群仍然     

给中央委员当秘书

今年4月22日,刘春樵同志走完了他83年的人生历程,悄然而去了。望着老人的遗像,我一下想到了20多年前我给他当秘书的日子。 1979年4月13日,我根据中共常德地委办公室领导的安排,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刘春樵同志报到, 担任他的秘书。我知道春樵同志是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湖南省委常委, 常德地委副书记,是一位早已耳熟能详的传奇式人物。当时我真是诚惶诚恐,担心不能胜任,给组织上添麻烦。那一年,春樵同志56岁,身体结实,穿一套旧军装,理着平头,皮肤黝黑。他一见到我,显得很高兴, 连忙握住我的双手,把我拉到他的面前坐下。他笑着说,听说你小张也出生农村,是从大队、公社、县里,     

参加中央工作组追查“梁效”文章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当月7日上午,我先后接到二机部秘书组长张兴和政治部副主任赵振清的通知,他们悄悄告诉我：午后在刘伟副部长力呓盏!开会,将被派往驻光明日报社的工作组。在下午的专题会议匕,刘伟副部长传达了紧急任务：中央将派出多个工作组进驻新闻单位开展工作。     

我在广东省委当秘书

一位从不发脾气的领导人1962年6月,组织上调我去当赵紫阳的秘书。当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心里有点胆怯。推荐并向我移交工作的前任秘书汤戈夫说:"你不用担心,肯定行,紫阳同志(那时不论对多高职位的干部,都称同志)的脾气很好,他也不需要秘书帮他写什么东西。"并举例说:"有一次,紫阳同志交代我通知办公厅,明天晚上七点开全省     

跟随朱总司令巡视冀中

1947年10月底,我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央工作委员会机关工作。有一天,组织上通知我:朱总司令要出去巡视工作,他原来的秘书黄华同志参加土改去了,要我跟随他出去。并且说,朱总司令要找我谈话。我走进总司令住的院子,又轻轻走进他的住屋。朱总司令正在理发,前面遮着掉有头发的白布。"我要出去,你和我一起走,做我的秘书。"朱总司令说。     

德高望重的詹副司令员

1960年春,组织决定调我到詹才芳副司令员处当秘书,接受任务后,兴奋不已。詹才芳首长在军区机关名声很大,他赤胆忠诚,默默奉献,为人宽容,不争名利,是军中一老。他参加过黄麻起义,是鄂豫皖苏区的革命领导人之一,中央和各军区首长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我带着这些传闻,来到了这位老将军的身边。     

去五棵松看望王震

正1966年11月30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当我在农垦部食堂刚吃完早餐后,王震部长的秘书汪文华通知我:"王部长在五棵松医院接见你和周鸣远。"我高兴地跳了起来,立即叫来周鸣远,从西单乘37路公交车,前往五棵松解放军总医院。我们预先商量好由我向王部长汇报情况,护士把我们领到医院会客室,说:"王部长在这儿等候多时了。"我们在门口     

安志文谈高岗

2001年8月22日,在安志文办公室,安志文谈到高岗及其问题,谈话整理如下： 从西北到东北这一段时间我给高岗当秘书,个人关系也不错。东北土改是他主持搞的。我觉得当秘书时间长了,找李富春,希望调出来,下去搞土改。李富春把他的秘书刘家栋给高岗当秘书,我才调出来。赵家棵在高岗事件前后都给高岗当秘书,他最近还给中央写了一个东西,意在给高岗翻案。给我看了。我认为高岗的事解决不了。     

1966年四见陈丕显

1966年的中国,云诡波谲;我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四次前往陈丕显书记养病处,接受他的直接指示,做了一些工作。多年往事,历历在目。2月份,江青在林彪支持下在沪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与此同时,《二月提纲》传达到上海市党政机关,山雨欲来风满楼。5月10日,陈丕显秘书余永年通知我去华东医院见正在养病的陈丕显书记;我即赶去,在华东医院病房,陈     

周恩来指导红二十五军走上长征路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一伟大事实发生在1934~1935年期间,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从江西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从大别山地区开始长征。但江西与大别山区两地相距一千多里,在当时交通阻隔、通信落后、国民党军队封锁和围剿红军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两支红军无法联系。那么,红二十五军是如何走上长征路的呢?程子华生前的一段回忆为解读这个问题似乎提供了一些线索。1981年上半年,我料理完父亲程坦的丧事,即调入民政部。到民政部工作不久的一天上午,程子华部长的秘书白桦通知我,程部长要我去他办公室谈话,我向司长请假后即刻到程部长办公室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