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南京国子临刻印书考略

自从五代后唐冯道首介国子临刻书以来,历朝国子临都曾刻印过图书,而明朝并设南北两个图子临,皆有刻书,却是一个少有的现象,其中南京国子临在自己刻印图书同时,又以刷印、修补宋元等旧版印书为名,显现出不同于其它国子临印书的特点。本试从南京国子临的书板收藏来源、书板管理和刷印图书几方面做些初步探讨,以期对明朝南京国子临的整体刻印书面貌做个大致的概括。     

五代吴越国的雕版印刷

宋代的杭州,是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因为刻印俱精,纸墨优良,北宋时期国子监所刊行的许多重要典籍,如经书、史书和医书均下杭州刻印。南宋建都临安,国子监在杭刊刻的书版达二十余万,两浙东路、两浙西路及各府、州、县也都曾大量刻书;除官刻外,书坊和私宅刻书也十分兴盛。宋代三百六十多年间,杭州的雕版印刷术一直冠盖全国,获得了“今天下印书,杭州为上”的美誉。     

历代国子监刻书与监本概述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历代国子监均有书籍刊刻,国子监所刻印的书籍就称为监本。本文对历代国子监刻印书籍的情况与监本特征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胡正言和他的“三谱”——印谱、画谱、笺谱

一 明代的国子监、钦天监、太学都设在南京,最盛时共有学员九千人,包括日本和高丽(朝鲜)的留学生。在这样文化发达的城市中,为了满足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的需要,书藉刊刻业的经营必然会兴盛起来。 明初,南京国子监就集中了江南各地和杭州的宋元的书藉版片,在南京印书。远在广西刊刻的《桂林志》也调来南京印刷。佛教汇编性质的巨书《南藏》,也在南京出版。其它官用书和南监本史书以及其它书藉的翻版工作,也在南京进行。私人的刻书坊在南京也不少。有些藏书家、书画篆刻家又兼营出版事业,先后印了不少医书、戏曲、小说和其它书藉。     

清代河南书院刻书浅论

清代河南书院刻书浅论李景文雕板印书自唐五代始,发展至清代,可谓是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刻印的图书不仅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刻书地点遍及全国,而且官刻、私刻、坊刻都十分繁荣,并形成了高质量的＂康版＂。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从来到清也一直是刻书的重要场所,...     

漫谈写刻工——雕版工艺流变(二)

雕版印书,需时费力.一部书可分若干卷,一卷书又不知多少页,一页一版,有的正反两面镌字,两页一版,这样,刻印一部卷量不大的书,也需要几百上千块书版,要是雕印一部卷量大的书,动辄就是几千上万块版片.历代雕刻的大藏经,大都在五千卷以上,像宋太祖命令雕造的《开宝藏》5480卷,雕版就达13万块,民间募化雕印的《迹沙藏》为6362卷,最少当雕版15万块以上,无怪经历了两个朝代,费时91年.如果不是最高统治者的命令或宗教的魅力,雕印这样规模的书,是很难想像的.雕版印书,一书一板,要另印一部书,又得另雕一套版,     

关于清内府书籍经卷板片的采买、存贮等问题初探

我国自有版刻图书以来,书板便主要用于刷印文化典籍。封建统治者和儒林学士对书板一向是重视和珍爱的。元、明、清三朝定鼎之初,都有收贮和补刊前代官刻书板的史实。康、雍、乾三朝是清代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内府修书刊刻事业的昌盛之     

名家写版考述

就现存的中国古代典籍而言,雕版印刷方式占居绝大多数.雕版印刷一般经过写工写板、刊工雕版、印工印刷、表褙工装潢等环节.写工负责原稿写样,写样敷于版面后刻工负责根据版样刻字;印工负责敷墨刷印;表褙工又叫做装潢匠,负责书籍的装订.有些书的刊刻是集写、刻、印等工序由一人完成,有的是分工各司其职,合作完成.在刻书业兴盛的宋代,往往在书中留有或繁或简的刻工姓名,刻工姓名大都在刻书版面中缝的下方.刻工姓名除表示一定的责任之外,在当时可能仅为统计工作量以便发放报酬的依据.但由于刻工的工作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域性,为后人考查一部书籍刻印地区或刻印时间,进而进行版本考定及研究提供了线索.而刻板前的重要环节写板的信息在书中记载却极为少见.     

太平天国的刻书

太平天国很重视文化宣传,早在1844年(清道光廿四年),洪秀全游广西时,即作有劝世真文、百正歌等向人民宣传。金田起义后,因为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军声所至,敌人望风奔溃,不久即占领了广大地区。太平军在行军中需要雕刻印信、布告,散发宣传书籍,起初由广西、两湖及不少江西的刻字匠来刊印。到南京建立天京后,为适应文化宣传的需要正式成立出版机关,在复成仓大街设立"镌刻衙",在文昌宫后簷成立"刷书衙",并有"典鐫刻"的长官①来负责。南京在南宋与明代刻书已极发达,本为刻印工人集中地之一,至是又招致了一部分扬州的刻字好手,所以天京又成为天国的出版中心,刻书事业得到蓬勃的发展。这与当时在清朝统治下的地方"开书坊的连年倒运,做铁匠的到处发财"②的鼓儿词所描写的,形成鲜明的对比。     

市井奇书《耍谈经》

早在南宋时期,湖南邵阳就出现了雕版印书业,出版了贺铸的九卷《庆湖遗老诗集》。到清代光绪年间,邵阳发展为江南有名的书城。凡市面上有的书,邵阳无所不刻,其中包括邵西周旺铺下二里车塘铺刻印的《望星楼通书》、新化县刻印的《耍谈经》这两种奇经异书。     

百年武汉书业回眸

吾从事图书发行工作 3 6年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交往的大多数为业内人士。因此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积累了武汉书业的百年资料。由于篇幅限制 ,故按每个时期主要大事 ,谨为记述如下。一封建社会刷印业以雕版、木刻和活字刷印经典古籍。1 9世纪末叶 ,晚清时期的刷印业发展为铅印、石印 ,使图书贸易日渐广泛 ,但木版刻字刷印业仍占较大数量 ,多以刻印《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启蒙读物为主。首府武昌横街头贡院 ,每逢乡试 ,书贾之辈 ,初为临时设摊成市、规模也极小 ,后逐渐转为坐商。同治六年 ( 1 867年 )湖广总督李…     

旧板汇印本及著录

一明清间有些名家巨族,先后刻印过不少种书,若干年后板片犹存,由本人、后裔,或为他人购得重予汇印。旧板之所以被汇印,是因为著者晚年名气甚大,社会上对其著作竞相求索,而早年之初印本一般印数不多,已不能满足需求,因此印数较多。因汇印较初印年代稍近,传世者也相对为多。其特征是:1.似丛书、总集、全集,但无总名、总目;2.各单种版式、行格、字体多不相同,但纸色纸质一致;3.各单种皆具独立之序跋,刻年可征,或尚有刻书牌记;4.版多模泐,     

东阳木雕与建筑上的木雕艺术

浙江东阳县从事木雕的艺人,曾有千人以上,他们散布在上海、广东、青岛各地在雕刻艺术上具有地方风格,故称为"东阳木雕"。究竟"东阳木雕"起于何时,已无文字材料可以稽考,但它的起源是与刻书工艺分不开的。远在宋代,东阳胡沧就刻过"三苏文粹"(南宋版本),书的末页有东阳胡沧桂林堂王氏刻印。到了明朝用活字木子排印的谱牒,普遍发展起来,同时翻刻宋人书写的对联也很流行,那时东阳木刻工艺就有了很高的成就。此后木雕佛象、刘海钓蟾图、和合图、赵公明图、姜太公图、锺馗捉鬼图,以及神马、年画等     

贵州的刻板书业

贵州刻板印书,始于宋代,发展于元,明清逐步改进提高,民国时期则有新的发展。最早刻书以地方志书为主。《宋史．艺文志》载贵州刻书有《思州图经》一卷、《珍州图经》三卷和《南平军图经》一卷是贵州最早的方志,元代以后,仍以刻印志书为主,如《顺元路安抚司志》、《贵州宣慰司志》、《镇阳风立志》、《遵义郡志》、《播州宣慰司志》等。明代永乐十一年门413年）,贵州建省,设承宣慰布政使司,成为全国十三行省之一。全省刻印的志书和其他书籍有较大发展。现存明代志书珍本,如《贵州图经新志》17卷,刻于弘治年间,至今约500年;还有…     

谈《说文解字义证》许瀚校样本的学术价值

山东省图书馆藏有一部貌似普通,实则极具学术和版本价值的奇书.表面上看,此书是一部清道光二十八年灵石杨氏刻印的连筠簃丛书本<说文解字义证>,和其他的杨刻<义证>并无多少不同,但仔细检阅便会发现,它并非正式刷印的<说文解字义证>.     

关于甲寅四年重刻的“太平救世歌”——太平天国刻书史料之一

太平天国很重视宣传教育工作,早在政权建立之初,就曾刊刻过宣传上帝教教义的书籍,癸好三年(公元1853年)定都天京后,即组织南京、扬州等地刻书和印刷工人设立"镌刻衙"和"刷书衙"来进行雕版和印刷书籍的工作。太平天国官书中以壬子、癸好、甲寅等年代出版的官书为最多。去年秋季在北京发现了一本甲寅四年重刻的"太平救世歌",兹略作介绍,以见太平天国官书之一斑。 "太平救世歌"初刻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解放前国内未发现此书。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物资料,在旧中国一向不为人所重视,因而发现较少。这个本     

建国四十年来版本学成果述要

我国自宋以来,雕版印书大行,官、私、坊刻为数甚夥,历经元、明、清各代,所刻之书,无虑千百万种.仅清初纂修《四库全书》时,除“违碍”禁毁者外,著于目者即达一万余种,《贩书偶记、续记》所载又1600种,而同一种书又有各种不同版本.不论批校、注释和刻印,其质量都有优劣之别,且因转相摹刻,不无鱼鲁虚虎之弊,于是便有校勘之举.以正讹谬.善读书者必以选其校仇精确者读之,因而何时何地何人所刻何本为佳,不可不辨.读书欲知要领,目录学之事,而欲得善本,则版本学之事也.版本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图书的版刻情况,包括雕版时地、版刻者、款式、讳字、     

宜兴发现卢象升的一方两面刻印

1992年7月6日,南京博物院收到宜兴市茗岭乡岭下村卢仲珣老人7月1日的来信,告之他们村出土了一方明末抗清名将卢象升(1600--1639年)的进士印,要南博派人前去征集。7月16日,受院委派,我们前往岭下村。次日在卢仲珣老人的陪同下,我们找到了文物发现者卢永祥和蒋风奇两位村民,先在他们的带领下前往文物出土处实地考察,然后于村公所将文物征集得手。 这是一方两面刻印,一面刻阳文小篆:“卢象昇印”(图一),一面刻阴文柳叶篆:“壬戍进土”(图二),印高3.6cm,长6.8cm,宽6.5cm,近于正方形,形制较简     

唐国学《五经壁本》考——从《五经壁本》到《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是西安碑林最重要的藏品.这部长达160卷、65万余字的儒家石刻典籍,其刊刻始于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完成于开成二年(837年),最初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讲论堂之两廊,以供诸儒校正讹误.本文所要说的《五经壁本》,则是指《开成石经》刻立之前,国子监出于同一目的,在同一地点,直接书于屋壁之上的整部经书.《五经壁本》亦称“壁经”,起初是书于土壁之上,后来改用木版墨书,最后才改成石刻,创立“石壁九经”即《开成石经》.关于《五经壁本》,正史未见记载,《全唐文》中有几篇同时代人的文、赋,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资料.虽然资料很有限,但通过它们,仍可对唐国学《五经壁本》之始末有一个概要的了解.一、大历十年(775年)国子监始书《五经     

广西刻书考略（上）

广西刻书源于何时,尚未见确切的文献记载。从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提供的资料来看,至迟在北宋中叶之前,版刻印刷术已在广西运用。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广南西路转运使司在桂州(今桂林)牒准奉旨开雕了王叔和的《脉经》十卷。这部由官府出资刻印被称之为“广西漕司本”的医书,是目前知道最早的一部广西版刻书。漕司即宋代转运使司的别称,督治一路的财赋纲运,有较充实的经济条件,由它主持刻印的书籍在地方官刻本中占了相当数量。到南宋嘉定年间(1208年—1224年),广西漕司又刻印了宋人吴如愚的《准斋杂说》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