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地理专栏序言

二十世纪初,西方政治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陆续引入中国,最早二三十年代就有海外归来的学者翻译了一些西方地缘政治的著作。五十年代后,中国关于政治地理的研究基本与西方世界脱钩,其间西方政治地理学与传统地缘政治分道扬镳,面向政策的研究由高校转移到咨询机构,出现了新政治地理学等等,发生了诸多变化,但中国国内的认识仍留在政治地理=地缘政治的时代。新千年后,西方新政治地理学的多尺度研究和批判研究范式开始引介到国     

西方入侵前夕越南阮朝的“外洋公务”

越南阮朝官船航行"下洲、小西洋公务"被认为达至其帆船时代航海活动的巅峰,还原史实后发现:西航仅沿近海岸进行,对航路的判断多参照主导海上贸易的华人的亚太海洋知识体系;对东南亚、南亚各文化区域和西方殖民者的认知以个人感受和推测为主;"下洲"具体所指多为新加坡,"小西洋明歌镇"为加尔各答;西航虽有官方垄断海外贸易、打探东南亚和南亚形势、演习海军、锻炼官员等多重目的,也是阮朝文武官员衔命"出使"、开始接触域外"蛮夷"、开眼看世界的具体表现,但缺乏对英法等西方殖民者入侵的深刻认知与具体应对措施,遂于19世纪中后期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论20世纪初越南汉学之发展——以《游学报》为例

20世纪前20年,汉学在越南被称为“Hán h.c”（汉学）,偶被称为“Trung h.c”（中学）,由于该国悠久的儒家科举历史,“汉/中学”被认同为儒家思想和儒家学说。20世纪初,越南汉学史的研究从越南的“本土叙事”出发,可以有效避免任何忽视现实多元性的宏大叙事。按照这一思路,本文通过中圻（保护地安南）阮氏王朝（Nguy n court）赞助出版的新闻简报《游学报》个案研究,集中探讨儒家伦理在20世纪早期越南的传播。为了使安南在技术上实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化,同时又不触及其政治制度的基础,阮氏王朝利用这份简报作为论坛,宣传根据西方哲学和伦理道德解释的儒家价值观,以使其青年精英在海外学习期间远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     

“宗主权”与传统藩属体系的解体——从“宗藩关系”一词的来源谈起

文章追溯了"宗主权"一词中文翻译的出现过程,指出该词是伴随着日本国际法著述的引入,出现于清末,进而认为中国传统藩属体系与近代西方国际法宗主国—属国关系体制不同,后者代表了当时国际社会强势规则,清朝传统藩属体系在进入国际社会时,不得不受其挑战而进行调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清朝对"宗主权"认识迟钝、国力衰弱、列强侵占等因素,无法最终依据当时西方国际法规范对与越南、朝鲜等国的传统藩属关系进行重新确立,而传统藩属体系逐渐被解体。当"宗主权"、"宗主国"等词语进入中文成为固定的术语时,后世学人开始用这些词语重新书写历史,由此产生了"宗藩关系"等词语。     

在“同种”与他邦之间:杨成志对越南民俗的考察及其方法论启示

20世纪20年代末,杨成志赴滇开展民族调查,往返途中在越南停留月余,收集了不少关于越南的文字、实物与影像材料。此后他根据相关材料撰文对越南社会、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总体性介绍,成为首位研究越南的中国人类学家。这不仅是中国人类学、民俗学的一笔学术积累,亦彰显出杨成志的家国情怀与其越南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迄今仍对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深具借鉴价值。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几种解读

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向近代的科学和技术转变,是在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下完成的。这一过程亦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过程。这一认知过程中,不同人物对接纳西方科学文化有或深或浅的解读,其中,“道器”与“体用”的文化认知模式是近代中国人解读西方科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明刊《异域图志》考

明刊孤本《异域图志》,曾由王闻远、彭元瑞递藏,后归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并由威妥玛捐赠给剑桥大学图书馆。《异域图志》的作者问题聚讼纷纭,然据《浙江采进遗书总录》,则以明宁献王朱权的可能性为最大,海外汉学界亦多主此说。本书有一部分为郑和下西洋时代所获知的前沿认知,然更多的是从《山海经》《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等十几种古籍中抄撮而来,并进行了整理加工,其材料与宋人《诸藩志》和《岭外代答》多有重合,且可能与《蠃虫录》有直接的沿承关系。《异域图志》被《三才图会·人物篇》整体采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以小说猎奇的心态和视角呈现了明朝大航海时代新的地理知识图景,虽不能说是一部谨严的历史地理著作,但此书对我们了解明人的世界-地理观以及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认识历程,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传教士与海外中国学的创立

十五世纪末是世界航海史上最辉煌的时代,非洲好望角绕航成功,美洲的发现和欧亚航线的开通,使中西交通愈加便利,直接促进了东西方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1552年10月耶酥会主脑之一沙勿略搭乘葡萄牙商船前来中国,揭开了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序幕。这次传教与唐时是教、元代罗马教的传播有所不同,它不仅促进了西学传人中国,而且还形成了海外中国学（亦称国际汉学）的研究雏型。本文试图通过对传教时期海外中国学初创历程的回顾,就传教士与这一学科创立的关系及其作用,作一粗浅的探讨。地理大发现后,葡西两国掌握了海上贸易的霸权,其…     

近代西方在中国东半部的地理探险及主要游记

地理探险和游记是西方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近代西方在中国主要地区开展了许多探险和考察活动,并留下了不少游记报道。但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题目及有关游记的研究仍属空白。尤其是关于西方近代在我国东半部的探险活动和游记报道,国内外均缺乏系统的介绍。本文对十九世纪后期英国等国在我国东半部地理探险的路线、主要游记作品及其特点进行概括和分析。     

论越南南河阮氏政权的华侨华人政策——兼论北河黎郑政权的华侨华人政策

简析了华侨华人移居南河的背景并重点对南河政权的华侨华人政策进行了研究探讨。结果表明,17—18世纪,越南南河阮氏政权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华侨华人实施的是相较北河而言更为灵活的入境政策,更为宽松的居住政策,更为自主的行管政策,更为优惠的经济政策,更为开放的文化政策。这种政策对阮氏政权和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是一种双赢的政策。     

从对中国电影的态度看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中的传播——对英国华裔青少年的调查分析

论文以英国华裔青少年为例,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中国电影在海外华侨华人中的接收情况,探讨了电影对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侨华人中传播的作用和效果。论文认为中国电影是华侨华人接触和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有强烈的认知渴求,希望从中国电影中获取关于中国"言"、"象"、"意"的多层次、多元认知,他们对历史和当代中国的情况并重,对中国电影的解读体现出其文化间性。电影作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窗口,应该增加其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摆脱题材的单一性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用中国的话语讲好世界的故事,以摆脱文化弱势的处境,彰显中华文化的魅力,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被华侨华人和世界所接受。     

异域表达与胡适的民族文化观——以胡适英文著述为中心的探讨

胡适娴熟的英文表达能力使他易于在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跨文化交流中的双重角色:在国内,用国语向中国人宣讲、介绍西方文化;在国外,用英文向西方人宣讲、介绍中国文化。面向西方话语世界,胡适一直是用和缓、冷静的语态,撰述文章介绍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力图消除西方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胡适认为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自有其规律与原则,在交流过程中胡适对中国文化充满信心,明白提出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主张,指出文化交流的最终结果是那个"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     

清代中国与邻国“疆界观”的碰撞、交融刍议——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

有清一代,在自身“疆界”、与邻国疆域关系等问题上,中国与越南、缅甸、朝鲜等邻国往往同时出现两种“疆界观”：一是文化上的“疆界观”,是指在文化归属感上的认同与否,即传统的“夷夏之辨”;二是地理上的“疆界观”,是针对领土、疆域等的现实认知。这两种“疆界观”密切相关,对中国、邻国的疆域变化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在这两方面的认识差异,17世纪中期以后中国与一些邻国出现了观念上的碰撞,19世纪中期又因列强入侵从碰撞转向交融。     

西方汉学的重要成果──读《剑桥中国史》有感

西方汉学的重要成果──读《剑桥中国史》有感胡志宏西方人士对中国的认识最初是传说式的,中国的丝帛和瓷器早已传到海外,使西方世界为之心向神往。自１３世纪马可波罗亲临中国以后,特别在１６至１８世纪,欧洲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开始常驻中国,传布西方宗教学说与自然科...     

越南西山农民起义

十八世纪下半叶,越南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西山农民大起义,推翻了阮氏、郑氏的统治,灭亡了黎朝,击败了外国武装干涉,建立西山王朝。这次农民起义在越南和亚洲的近代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中国典籍流播越南的方式及对阮朝文化的影响

中国典籍传播越南主要通过包括使节在内的官派人员来完成,中越之间商业性质的书籍贸易并不发达。这一点与汉籍流播朝鲜的状况相近而与中日之间的书籍传播状态不同。原因是:一、中越之间的定期朝贡制度带有贸易的性质,其便利性压制了普通商业贸易;二、中越贸易中心在两广地区,离清代的书籍集散地长江中下游地区较远,这推高了书籍的成本。越南重印中国典籍的情况并不普遍,这种以包括使节购买在内的官买为主的书籍输入方式造成越南的汉籍数量相对较少,汉籍在越南各阶层的分布极不均衡,朝廷或王族获得的汉籍最多,使节其次,普通士人获得汉籍相当困难。这一情形影响到越南士人的文学水平,促使阮氏朝廷屡次颁布官书。     

从《坤舆全图》看16—18世纪关于中亚的地理认知

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作为清初刊印的中文版彩色世界地图,既反映出16—17世纪中国经由来华传教士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早期接触,又呈现出这个时期西欧对世界地理的认知。文章对坤舆全图中所绘制的亚欧大陆腹地的中亚地区加以考察,并将之与在此前后于中国刊印的世界地图关于该地区地理认知进行对比,可知中亚地区在16—18世纪经由东西方两种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完全呈现在世人眼前。这种变化反映出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中国早期地理书写与地域观的域外接受——法国汉学《山海经》阐释考

18-19世纪,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扶桑即美洲”等争论中,《山海经》进入了西方人的学术视野,并持续推动着法国对中国早期景观和领土想象的地理科学探索。百余年来,何赖思、拉克伯里、巴赞、罗尼、布勒努夫、施古德、葛兰言、雷米·马修、魏德理等人的法文研究从地理学、人种学、政治学、文献学等多元角度阐释这部中国早期地理书写,作为外部成果提出了新颖的研究角度和思维方式,证明了在对中华文明历史脉络的认识中,地理、历史、民族、政治等方面密不可分,与我国现当代学者的成果相得益彰。这些研究既显示出法国当代汉学离不开欧洲东方学的既有传统和框架,亦有助于我们在对西方相关课题的了解和批判中反思和深化当前的研究,进而探讨如何在跨文化中就中国古代历史地理课题拓展国际对话平台。     

从卜辞“亚”字的一种特殊用法看商代政治地理——兼谈“殷”的地域性问题

关于商代王畿、"四土"与"内外服"问题,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做过探讨,所得成果亦很可观。本文对殷墟YH127坑出土的一组特殊卜年卜辞进行对比,发现存在"亚"与四土在地域性质上相对的现象,由之配合传世文献、文字学以及考古材料的观照,进一步对此问题做意义上的梳理,指出在传统的内外服观念外,商代可能还存在一种对大邑商边缘的特定政治地理认识。此外,本文同时针对卜辞中的"殷"字进行探讨,对其地域性用法做出较为清楚的剖析。     

谁是“犹太人”——关于“Ioudaios”的札记

西方现代语文中的“犹太人”来自希腊文“Ioudaios”。它最初是民族—地理术语,指居住在犹地亚的人。散居海外的犹地亚人日众后,此词的地理含义渐趋弱化,逐渐获得了民族—宗教内涵,这种转变加剧了身份表达的暧昧性。对相关文献、铭文和纸草的考察表明,“Ioudaios”在犹太人、异教徒和基督徒那里呈现不同的内涵和侧重点,它们既生动折射出犹太人与希腊罗马世界的互动,又有助于澄清谁是犹太人这个认同问题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