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的西北文献与敦煌学研究

1946年至1948年,张舜徽先生任教于国立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在西北任教的两年多时间,是他学术研究生命中的重要时段。教学、读书之余,他凭借地理之便,积极搜求西北文献和敦煌学文献,最终利用敦煌古写本《说苑·反质》残卷,撰成了《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一文。《校勘记》是张先生敦煌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不仅对研究《说苑·反质》有所补益,对后世研究敦煌学文献、开展文献学理论探讨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敦煌写本佛经题记内容探析

敦煌写本佛经在敦煌文献中占绝大多数,不少佛经附有题记,这些题记多是祈愿、修功德、读诵、受持、供养所写,亦有抄写佛经、校勘佛经、译经、写经、杂事所记等,对于研究中古时期敦煌历史、宗教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敦煌僧人服饰看汉化、世俗化的形成因素

敦煌壁画中僧人服饰与域外佛教服饰不同,从中可看出敦煌佛教服饰汉化、世俗化的形成过程,究其原因:一是本土文化的影响,二是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土外来的僧人服饰受到本土传统服饰文化、思想的同化与影响,随着中土僧服的形成而成为汉化的服饰文化。同时,它也为拥有极强包容性和同化力的中土传统服饰文化所渗透,而完成其汉化、世俗化过程,与中土传统思想所相融。     

晚唐五代敦煌僧人在中西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以往学者们研究古代中外僧人交流活动,关注的焦点主要是文化、地理交通、民俗等方面的内容,而很少注意到僧人的经济活动。我们通过对晚唐五代时期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的梳理,发现这一时期的敦煌僧人,会不失时机地利用出使于阗、西州和敦煌南山以及张掖甘州回鹘政权的机会,不惜高息借贷而从事经商谋利。因此,由于晚唐五代归义军所处的特殊环境,从而造就了僧人在这一时期的东西经济交流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写本原生态及文本视野下的敦煌高僧赞

本文针对敦煌文献中的高僧赞写本原生态进行考察,从中国传统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赞体的流变,探究赞在唐代的多元发展,进而析论敦煌写本高僧赞的性质与功能,并从文本视角将其纳入僧传文学系统与高僧传、高僧因缘等进行比较研究,希望能拓展佛教传记文学研究的面向,并有助于敦煌赞体文学与僧传文学写本多层次文本解读。     

写本原生态及文本视野下的敦煌高僧赞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针对敦煌文献中的高僧赞写本原生态进行考察,从中国传统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赞体的流变,探究赞在唐代的多元发展,进而析论敦煌写本高僧赞的性质与功能,并从文本视角将其纳入僧传文学系统与高僧传、高僧因缘等进行比较研究,希望能拓展佛教传记文学研究的面向,并有助于敦煌赞体文学与僧传文学写本多层次文本解读。     

敦煌吐鲁番摩尼教文献研究述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敦煌、吐鲁番等地相继出土了多件摩尼教文献,既有汉文,也有回鹘文、摩尼文、粟特文、波斯文等,为丝绸之路沿线摩尼教的传播提供了重要依据,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涌现出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学界对汉文写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敦煌三经,即《下部赞》《摩尼光佛法仪略》和《摩尼教残经》,此外,则主要关注于《老子化胡经》和《佛性经》。对回鹘文写本的关注,则主要集中于《摩尼教徒忏悔词》《牟羽可汗入教记》《摩尼教寺院文书》等。新近发现的霞浦摩尼教文献,明显与敦煌摩尼教文献同源,可谓敦煌学的新延展;福建摩尼教由回鹘僧人所传,同样也可谓回鹘摩尼教研究的新延展。     

九、十世纪的通俗讲经和敦煌

由敦煌文献的统计来看,有关讲唱文艺的作品的数量,在九、十世纪的写本中突然明显地增加了,比如,故事略要本、讲唱体写本大概都集中在10世纪的文书里.在此笔者将探讨发生这种情况的理由.笔者认为,讲唱文艺的发展与唐代佛教的演变有一定关系,唐代的通俗讲经等讲唱,可能是在安史之乱后开始的佛教通俗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敦煌以外的文献记载里能够看到的通俗讲经的记载都集中在九世纪中期.这样一来,敦煌与中原的佛教界似有几十年的时差.这点与敦煌地区的政治历史背景有一定关系,因为敦煌与中原之间有两次(787-848年、905-914年)交流中断的时代.笔者在本文里,把这些敦煌的历史、地区的佛教特征以及民间佛教活动结合起来考虑,来探讨故事略要本、讲唱体等文献的产生问题.     

敦煌唐写本《刘子》新识

《刘子集校合编》收录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刘子》写卷共8件.但这一搜集数量并不完备,经统计相关写卷可达12件之多.本文在俄藏敦煌文献中又新辨识、比定出《刘子》写卷1件,并指出该唐写本不仅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而且能够与同类中、英公私所藏敦煌写卷进行缀合.     

历史时期僧人谦称变化的文化诠释

自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僧人长期自称"贫道"。僧人谦称"贫道",是不同文化具有互通性的一种表现,亦是佛教对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借用和依附。所谓本土传统文化,包含但不等于道教文化。僧人谦称"贫道",有利于佛教快速被人们理解和接受,有利于佛教真正走进中土并生存扎根。僧人谦称"贫僧",是唐宋之际禅宗发展壮大后,中国佛教真正开始自我反思,并自觉使用佛教自身语言的表现之一。与此同时,在王者面前,僧人的谦称从"贫道"开始转向直称法名,进而俯首称臣。向君王称"臣"是佛教走近庙堂,依附王权寻求官方支持以便自身发展的一种表现。     

敦煌文献的写本特征

敦煌文献以写本为主体,具有写本文献的特征,了解和认清其特证,是正确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最基础的环节,本文从敦煌文献分券不定、符号不定、内容不定、用字不定、文多疏误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敦煌文献的写本特征。     

唐宋时期敦煌金光明寺考

金光明寺是唐宋时期敦煌地区著名僧寺,本文从寺名来源、存废时限、寺院地址、佛寺建筑、经济状况、僧人规模以及人事升迁七个方面探讨了敦煌金光明寺的建置沿革和僧人情况。通过对敦煌文献和传统史料的梳理,我们认为其寺院名称来源于佛教经典《金光明经》,起讫年代在公元769年至1019年左右,寺址位于莫高窟,寺院建筑包括寺门、钟楼、大殿、禅院、禅窟、堂、仓和僧人临时性住房等,从吐蕃占领敦煌到曹氏归义军时期该寺经济状况明显改善,僧人数量显著增长,由徒众推选寺院三纲并经缁流领袖批准,在敦煌地区的影响力也大为增加。     

敦煌文人诗歌的传播与应用——敦煌的唐诗讲座之三

敦煌宝藏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静态的文献,而且蕴涵着很多生动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研究敦煌文人诗歌的时候,不仅要关注文献的校勘和辑佚等方面的价值,更要深入挖掘写卷传达的动态信息。敦煌的诗歌写本是典型的下层文学写本,有着明显的随意性、实用性特点,它的功能往往是多方面的。从传统文献研究的角度来看,写卷内容的混乱无疑是很大的障碍,但如果换一个思路,思考一下这些不同内容的东西为什么会抄在一起,或许会开辟新的天地。固然,很多时候只是出于对纸张充分利用的偶然杂抄,但无论何时,挖掘偶然中蕴涵的必然总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天职。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文人诗歌在百姓生活中的传播方式和现实角色。     

敦煌佛教文学与边塞文学

本主要论述了敦煌佛教学与边塞学之间的关联：(一)敦煌佛教应用类中,有不少作品带有边塞特质;(二)敦煌僧人积极参与敦煌政务,使许多与这些僧人有关的作品兼具佛教和边塞色彩;(三)一些世俗的佛教信徒所作的佛事斋,更容易与敦煌边塞的军事、政治情况挂起钩来。最后,本从四个方面对敦煌边塞学与佛教学相关联的原因作出小结。     

翻译家校阅大师法成及其校经目录

佛教自松赞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弃宗弄赞617-650年)时期正式传入吐蕃,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娑悉笼腊赞,755-797年)执政后,兴佛是吐蕃王朝的国策;佛教成为吐蕃的全民宗教.带着弘法、译经的远大抱负,吐蕃僧人管·法成,不畏艰险,长途跋涉来到敦煌.敦煌浓厚的宗教氛围和东西方佛教传播中理想的交通位置,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敦煌的佛教事业.藏经洞出土的古藏文文献,向我们展示了这位藏汉文化的使者、大翻译家、大校阅师的卓越功绩.本文将对法成身世作一简单论述,并列出甘肃藏敦煌吐蕃文献中法成校经目录.     

浅析吐蕃时期藏区僧人产生的政治与文化背景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人吐蕃,便开始了与当地社会文化漫长的融合过程,即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传人,有着其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而藏族本土僧人群体的产生对佛教在藏区的传播以及藏传佛教的诞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政治和文化两个角度分析藏区本土僧人产生的背景,说明藏区僧人的出现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     

敦煌孟姜女曲子的写本情境

传统的敦煌写卷研究,往往忽略具体的写本情境。2010年,由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公布了敦煌伯希和残卷的原件照片,使得敦煌写本的情境研究成为可能。现存四种敦煌孟姜女曲子,写手和抄写情境各异,既有乐工的演出用写本,也有寺院僧人、学郎的练习抄本。写手身份的多样性给写本带来了个人书写习惯、书写次序、语调音韵、讲述场合、装帧形式等变异性,有助于我们理解孟姜女故事在写本时代的口头传播,以及孟姜女曲子在晚唐五代的流行程度。     

生死轮回史——一部来自敦煌的藏文叙事文献(一)

文章在系统梳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所藏9份敦煌藏文文献《生死轮回史》的基础上,提供了该写本的全文英译,并对其与其他敦煌文献的关系以及该写本的写作经典来源、作者、时间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通过分析文本,提出了这部《生死轮回史》和其后的《回向》、《通向天界之路》是一个三部曲的假设,认为其作者是一位吐蕃佛教徒,成书年代当为公元800年左右。文章认为,这部《生死轮回史》的灵感来源于佛经《华严经·入法界品》,最后又提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但内容和目的却是前佛教时期的生死态度和安乐观念,这一点形象地揭示了佛教传播者在西藏的第一次努力。虽然当时佛教已传入西藏,但本土宗教的影响依然没有消退,因此机敏的佛教徒在保留本土宗教一些根本性观念的同时,另一方面积极地用相似的佛教概念去改造它。就写本而言,佛教传播者保留了当时人们死后转生天界或至少脱离恶趣的愿望和最终的归宿地,最终却说明要实现这种愿望就要放弃原有的仪轨并逐渐接受佛教的修持。     

生死轮回史——一部来自敦煌的藏文叙事文献(四)

文章在系统梳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所藏9份敦煌藏文文献《生死轮回史》的基础上,提供了该写本的全文英译,并对其与其他敦煌文献的关系以及该写本的写作经典来源、作者、时间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通过分析文本,提出了这部《生死轮回史》和其后的《回向》、《通向天界之路》是一个三部曲的假设,认为其作者是一位吐蕃佛教徒,成书年代当为公元800年左右。文章认为,这部《生死轮回史》的灵感来源于佛经《华严经·入法界品》,最后又提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但内容和目的却是前佛教时期的生死态度和安乐观念,这一点形象地揭示了佛教传播者在西藏的第一次努力。虽然当时佛教已传入西藏,但本土宗教的影响依然没有消退,因此机敏的佛教徒在保留本土宗教一些根本性观念的同时,另一方面积极地用相似的佛教概念去改造它。就写本而言,佛教传播者保留了当时人们死后转生天界或至少脱离恶趣的愿望和最终的归宿地,最终却说明要实现这种愿望就要放弃原有的仪轨并逐渐接受佛教的修持。     

生死轮回史——一部来自敦煌的藏文叙事文献(三)

文章在系统梳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所藏9份敦煌藏文文献《生死轮回史》的基础上,提供了该写本的全文英译,并对其与其他敦煌文献的关系以及该写本的写作经典来源、作者、时间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通过分析文本,提出了这部《生死轮回史》和其后的《回向》、《通向天界之路》是一个三部曲的假设,认为其作者是一位吐蕃佛教徒,成书年代当为公元800年左右。文章认为,这部《生死轮回史》的灵感来源于佛经《华严经·入法界品》,最后又提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但内容和目的却是前佛教时期的生死态度和安乐观念,这一点形象地揭示了佛教传播者在西藏的第一次努力。虽然当时佛教已传入西藏,但本土宗教的影响依然没有消退,因此机敏的佛教徒在保留本土宗教一些根本性观念的同时,另一方面积极地用相似的佛教概念去改造它。就写本而言,佛教传播者保留了当时人们死后转生天界或至少脱离恶趣的愿望和最终的归宿地,最终却说明要实现这种愿望就要放弃原有的仪轨并逐渐接受佛教的修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