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视野中的帝制中国法律文化图景

西方学界对帝制中国法律的认识受到"现代主义"价值的影响,"现代主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关于帝制中国法律的社会基础的认识,认为帝制中国法律的社会基础是"东方社会",将帝制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对立,并注重批判帝制中国法律的"专制主义";二是关于帝制中国法律的制度功能认识,认为帝制中国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社会秩序控制,同样将帝制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对立。"现代主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洞见与偏见并存。西方学界内部对"现代主义"中国法律史研究进行深刻反思。其反思对于国内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有诸多借鉴意义。     

论明代东北亚国际秩序的二元结构

许多明史界和国际关系史界的研究者都认为,明代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是最为典型的"华夷秩序"体系。帝制中国的"华夷秩序"体系可谓"春秋公法",牢牢笼盖朝鲜、琉球和日本,使东北亚诸国诚心向化、恭谨输贡、严守藩封,心悦诚服奉帝制中国为天朝上国。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明代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十分复杂、十分诡谲,"华夷秩序"体系遭到严峻冲击和挑战。日本始终没有承认明代中国的宗主地位,明日关系与明朝关系、明琉关系不可等同视之,有本质差异。特别是日本在十六世纪中叶结束南北分裂后,侵朝鲜、伐琉球,叫板明朝独大地位,俨然在构筑"华夷秩序"之外的"和夷秩序",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是二元的。     

转型期村庄权力秩序的冲突与调适

村庄权力秩序可以分为外部权力秩序和内部权力秩序。随着市场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步入现代化转型时期,原有的村庄权力秩序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冲突,集中表现为外部权力体系的冲突和内部权力体系的混乱。要进一步提高村庄治理绩效、实现有效治理,必须理顺村庄治理的外部权力秩序,规范村庄治理内部权力的运行。     

乡村自治:从传统到现代

传统中国乡村具有一定的"自治"色彩,乡村自治体现为"皇权、族权和绅权的结合",是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基本状况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实现官治与自治的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但总体上看传统中国乡村自治是低水平和维持性的。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此消彼长、各有进退,乡村治理格局呈现出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然而,由于国家整合乏力和国家权力渗透有限,传统乡村自治的基础和根基并未被打破。新中国成立后,压力型政治体制形成,国家权力下沉至底层社会,彻底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秩序和格局,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了"乡村自治"的历史。改革大幕开启后,"人民公社"体制被乡政村治体制所取代,村民自治是国家寻求行政权与自治权平衡、实现乡村善治的制度创新。但是,当下村民自治的困境表明,现代乡村建设必须创新体制和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建构农村社区自治体制,走真正的乡村自治之路。     

建构中国本位的历史发展体系——读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

赵轶峰先生新近出版的《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对"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深刻批评,力图从真正的"本土"视角出发,呈现和阐释中国文明、文化、社会共同体的结构模式与演进历程,提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这样一个统摄性概念,并围绕这个概念对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充分展示了"大历史"的活力和魅力。此书的出版,将会进一步激发学界对于"大历史"的关注和兴趣,推动对于中国历史独特发展道路的探索与讨论。     

复制还是隐喻?——对“打猖”民间宗教活动的研究

以民间宗教活动中的"打猖"为例,基于治理的视角,论证了民间宗教"隐喻的隐喻"背后,其实是对"国家"和"社会"的"复制"。这种"复制"具体表现为:在治理背景上,民间宗教"复制"了"社会"的治乱兴衰和由乱至治;在治理空间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的行政区划与权力空间设置;在治理目的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的民本思想;在治理手段上,民间宗教"复制"了"社会"的流动机制和"国家"的惩戒机制;在治理合法性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授权模式。中国的民间宗教并不等同于"社会",也不等同于"国家",而是由"国家"与"社会"共同"合谋"而"互构"出来的"第三域",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     

后西方多元国际秩序的重构:历史路径

<正>国际秩序问题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赫德利·布尔提出了国际秩序的经典概念,他认为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3)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翰·伊肯伯里进一步将国际秩序划分为权力均势秩序、权力霸权秩序和国际宪政秩序三种类型,并提出三种秩序呈现出一种递进趋势。在伊肯伯里看来,二战后美国建立     

“同心圆制度安排”与新中国历史性变革

正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制度安排实现了充分凝聚共识、谋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目标,构筑了同心圆政治格局。在政治共同体中,同心圆政治格局通过国家政治制度予以实现。从统一战线话语来看,我国的同心圆政治格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国家团结、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的国家秩序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治理实践。这种国家治理实践可描述为"同心圆制度安排"。我国国家制度的权力关     

民国初年共和派与帝制派的论争

由于社会条件的不成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政治出现了种种问题,招致人们的批评。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利用此种批评,称共和制易造成内乱,不适合中国,而君主制则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利于秩序的恢复与立宪政治的建立。由此引发共和派与帝制派的思想论争。在论争中,共和派揭破了帝制派假立宪、真专制的本质面目,捍卫了共和民主的价值,并提高了自身对于共和政治的认识,对共和政治试验中出现的问题,能给予理解,对中国建立共和民主的艰巨性、长期性,也有了明确的认识。     

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明清帝制农商社会

政治文化研究当包括从政制精神、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态四重维度,对特定时期、特定社会共同体公共权力设置与运作情况的考察。明清时代的中国,在社会生活与经济结构乃至文化风气各领域都发生深刻变迁的同时,政治文化之主导方面仍沿着帝制体系传统轨道推演。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形态的突出特征,正是商业经济发展与社会自由度的增强以及庶民文化的发达趋势与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贵族体制的持续发展,构成了一种自洽格局。这种自洽格局显示出帝制农商社会在商品经济繁荣情况下继续延伸的潜能。19世纪中叶的中西方冲突,不是处于同一历史过程不同阶段的两个社会的相遇,而是两个处于不同历史过程中的文明体系在亚洲大陆时空格局中的交汇。     

华人华侨在中国国家软权力建构中的角色研究

"软权力"的出现是"权力"从国家领域向社会领域流散的结果,侨民和移民作为软权力资源,形成了原籍国和现籍国在非国家领域的"非零和"权力博弈。华人华侨是中国国家软权力建构的基本资源,族群特征、民族习性、文化传统、文明特性是"软权力"建构的基本常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是"软权力"建构的重要变量。中国国家软权力的建构是基于"中国价值观"的探索与实践,华人华侨的社会实践在孕育中国价值观、建构中国软权力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要重新审视华人华侨与中国的关系,改变对华人华侨"血统主义"的传统认知,并在制度设计上赢得华人社团等社会性力量的支持。     

社会发育与管控型治理：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挑战

传统中国的宗族自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体制和现行的＂乡政村治＂,在内在逻辑上都把普通民众看作被管制的对象,认为他们没有实现自我管理的素养和能力,必须借助于宗法权力或国家权力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严格规范才能保证社会的秩序。这与基层民主的要义是相违背的。随着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民权意识的彰显及民主能力的提高,他们对自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这时国家权力还没有从村域退出的迹象,依然习惯于按照传统治理模式对村庄实行行政控制。因而,控制的惯性与对自治的期盼之间便发生了矛盾,这也给村庄治理结构转型造成一定的困难。     

秦汉时期宴饮活动中的政治秩序与权力运作

宴饮是中国古代统治阶层重要的生活方式,但宴饮非专为饮食,它在构建权力秩序、塑造政治权威和维系社会运作等方面发挥着特有的功用。秦汉时期,皇帝经常利用宴饮来构建皇帝权威、维护政治秩序,并规训臣民的服从意识。宴饮也是统治阶层协调关系乃至权力博弈的重要方式,在宴饮中遭受挫折往往会引起当事者的过激反应,造成关系恶化和政治冲突。宴饮长盛不衰,影响深远,与古代中国重视人情关系的社会特征所营造的制度文化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论略

正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权力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是理解乡村社会运转模式的关键性环节。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乡村及乡村社会?二是如何理解权力及权力体系?先谈第一个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乡村,往往是与城市相对的,是在唐中期真正意义上"城乡分离"后才出现的概念。之前有唐前期的"村坊分治",还可以追溯到其源头:商周时期的"国野分治"。在从"国野分治"到"村坊分治"的2000多年中尽管有社会阶段的更替和朝代变迁,     

明清时期武陵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

明清时期的武陵地区是古代中国推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区域,该地的社会治理对整个土司地区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其社会治理的模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王朝国家权力相关的制度体系;一是与土司地方文化、传统相关的社会组织系统。王朝任命的各级土司与土司的佐贰官共同构成了土司地区一套制度化的治理体系。在社会组织系统中,土司、宗族大姓首领身份合二为一,土司制度和宗族制度对接,构成对民众日常生活控制的基础;地方神灵、国家信仰等,在身份认同及价值观念上向土司地区注入了王朝国家的背景,从而达到整合与教化民众的目的。可见,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延伸与发展,这种变化是在王朝权力干预下完成的。因此,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也是土司制度推行后的一大特征。     

此心安处是故乡——失范理论视域下城市街头艺人空间行为与治理研究

街头艺术具有触发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的积极作用,但在城镇化与城市转型交织的特殊背景中,街头艺人群体却被贴上"秩序破坏者"与"底边阶层"的标签,成为公共空间和主流秩序排挤的对象。文章以结构化理论的方法,建构街头艺人"空间—治理规则—治理图景"的解释框架,并以"社会失范理论"的视角,探寻街头艺人空间行为背后的真实目标诉求与既有社会治理规范的冲突。研究认为城市治理手段应当主动适应治理对象的行为规律与目标诉求才能避免失范,街头艺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基于其自身职业特性与理性选择的内在合理性,而既有的刚性、去流动性的稳态治理范式,同街头艺人的真实诉求之间存在不适性。进而提出"适应流动性"的空间治理策略,包括流动性的城市空间、在地化的城市权利等,希冀善待和尊重街头艺人,构建具有艺术活力和开放包容的城市空间。     

授权式协商:传统乡村矛盾纠纷的治理逻辑及当代价值——以鄂西余家桥村“说公”为例

在已有研究中,协商往往在价值范式下去理解,与民主高度关联,这一界定容易陷入西方话语语境,而忽视了中国本土所不一样的协商事实。在中国乡村社会,协商是一种治理工具,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这种工具范式下的协商与治理高度关联,在中国乡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以余家桥村"说公"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国法不下乡"的传统时期,矛盾纠纷通过协商自治的方式得以调解。协商表现为一种"授权"的逻辑,具体体现为一种"授权式协商"。欠缺平等协商能力和对话能力的农民主体,授权有能力、有权威的主体代表自己协商,通过公开、公共的讨论,形成一致的共识,有效解决问题,以维系秩序。中国乡村社会具有深厚的协商土壤,并孕育出多种形式的协商机制。这种"协商基因"并没有因历史变迁而消逝,而是扎根于乡村社会土壤。挖掘并激活农村社会的"协商基因",对实现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中国边疆学构筑再思考——“三大体系”建设之我见

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应是社会科学学科门类"交叉学科"下设的一级学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体系可用"一体"即中国边疆学,"三领域"即中国边疆理论体系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至少可包括:中国边疆界定、"两大历史遗产"在国人历史认知建设中战略地位、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中"统一"与"多民族"、亚洲传统"天下秩序"形成与发展过程解构、中国传统治边思想及其实践、海疆与海洋六个方面话语体系的阐论。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回应性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进程中,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日臻科学、合理、有效,政府、社会、民众多方良性互动逐步建构明晰,权力与权力的边界日渐厘清、有序的系统动态过程。扩大民众有序参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统一战线为公民制度化参与提供了组织架构、机制资源。回应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众政治参与双重需求,新时代统一战线应进一步拓展包容性,深化协商性,强化整合性。     

论新修县志应注重记述与传承乡贤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有着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靠乡贤维护秩序、施化乡民,形成了独特的乡贤文化。地方志与乡贤文化有着本质的关联,所谓"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传统志书有关乡贤的记载,已成为体例门类应有内容。"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在增强文化自信、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加强乡村道德文化建设和多元化社会治理中,注重记述与传承好乡贤文化,既是地方志时代担当与使命追求的体现,也有助于地方志事业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