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莽九命系统钩沉

九命系统是新莽等级制度的组成部分。复原、讨论新莽九命系统对认识新莽爵官制度、理解王莽托古改制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西北出土的新莽命数简,反映了命数与内爵称标识的"位—秩"的对应关系,应出于模仿《周礼·春官·典命》九命与《春官·大宗伯》九命而作的同一系统。据此可推断新莽曾实际制作过九命系统,此系统中九命序列与"位—秩"序列挂钩。复原出的新莽九命系统,在结构与内容上都有与新莽制度或汉晋观念相联系、呼应之处。这些都印证了新莽官方曾实际制作过九命系统。此外,有迹象暗示新莽五等爵序列可能也与九命存在对应关系。     

东汉光武帝整顿吏治、擢用贤良的政策和措施

一光武建东汉时,虽然腐朽暴虐的新莽政权已经摧垮,但是这只限于中央一级。王莽统治多年,由于他篡政的需要和吏治的腐败,曾经麕集了大批贪官污吏。王莽逆天下行事的所谓各项“改制”,也造成了大量的冤狱和成批的酷吏。《汉书·王莽传》说:新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曾任命“七     

荥阳苜蓿洼墓地出土新莽布币

2007年5月,在对荥阳苜蓿洼墓地中部其中的三座墓葬清理中,出土六枚新莽时期布币,这批新莽货币,品相极佳,堪称是王莽币制改革的代表作,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20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综述及理论思考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复杂而特殊的人物。20世纪之前,史家和学者研究王莽均以《汉书·王莽传》（以下简称《莽传》）为主要依据。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汉简、新莽简与文物的出土,中外学界对王莽和新朝史的研究更趋深入、全面,取得了卓著的成果。     

郑州地区汉代的民间铸钱工艺

西汉前期,由于长年战乱,人民亟待休养生息。因此,当时政府曾一度允许官商铸钱。于是便有许多官吏和商贾从事钱币铸造,到武帝时,就将铸钱权收归中央,由“上林三官”独铸,使货币质量得到提高,在民间取得了信任。西汉末新莽时期,王莽托古改制,民间盗铸之风大兴,社会经济造成大混乱,加速了王莽政权的灭亡。近年来,在郑州地区曾发现两处新莽时期“大泉五十”铸造遗址。现根据出土铸范试析如下,以求就教。     

社会主义论战之“外”的胡适及其“国家社会主义”论

社会主义论战爆发后,胡适比较关注,且于论战尚未结束之时借论王莽改制而谈起"社会主义"。他对王莽改制举措作出"社会主义"的解读,认为王莽的"六筦之令"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并对其失败予以同情。实际上,此后一段时间胡适所欣赏和认可的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不过,这已是他赋予了特别含义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德式国家社会主义并不相同。     

肩水金关汉简中的王莽登基诏书

<正>西汉末年,汉王朝的统治力量日渐衰弱,外戚王莽在人心思变的背景下应时而起,逐渐掌控朝政,并最终以所谓禅让的方式取代汉祚,建立了新莽王朝。新莽代汉的史事一直受到学术界重视,出土文献特别是简牍中涉及这一方面的新史料更是备受关注~([1])。近年出版的《肩水金关汉简(贰)》中有一条涉及王莽登基的简文,对了解王莽代汉立新的史事,对认识《汉书·王莽传》的性质,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川彭山县出土新莽西顺郡铜板

1962年,四川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新莽时西顺郡铜板。据了解,系成都以南的彭山县双江公社出土。彭山县汉代名武阳县,隶属犍为郡。据记载,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更其旧名,改犍为郡为西顺郡,武阳县更名     

汉新禅代中的刘歆

刘歆为西汉王朝宗室,又为王莽新朝功臣,是学术造诣高深的经学家,又是将儒家理想制度付诸实践的改革家。汉新之际名儒贤达党附王莽者甚众,刘歆不幸被过多地关注和指责,应与此多重身份有关。其与父刘向在政治上非真正对立,二人的基本倾向应是一致的;其与王莽之关系,于汉新禅代之作用,于王莽改制之影响,也远不像传统认识的那样密切、那样重要、那样深广。用“不忠”、“不孝”指责他有失公道。     

阜阳出土新莽“井田”铭博局镜及相关问题

1978年3月,安徽阜阳程集区刘棚乡万庄大队刘庄村农民在七渔河西侧田间取土时发现一座小型砖石墓,随即私自将墓葬破坏,随葬器物被哄抢。文物部门获悉情况后赴现场调查,从农民手中收缴一枚新莽时期"井田"铭禽兽博局纹镜,因镜铭文涉及王莽"王田制"改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是目前所见新莽镜出土材料中的唯一例证,价值弥足珍贵。这枚新莽铭文镜的发现,对解决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     

析王莽个性特征对其改制失败的影响

关于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史家大都简单地归结为违背历史潮流,注定要失败的。本文主要探讨了王莽的个性品质对其改制推行及其失败产生的影响。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所见诏书之下行

在新近发表的额济纳汉简中,有一件“始建国二年诏书”册,①其内容涉及新莽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向边境大发兵、赦免罪徒等事,与《汉书》中《匈奴传》、《王莽传》之记载可相印证处颇多。该册书已残乱,但其下行文部分却相对完整,反映了这件诏书在西北边地逐级颁布的情况。现依据其     

群刊撷萃

陕西注重王莽钱币铸造工艺研究中国钱币学会陕西分会出版的《陕西金融》1990年增刊为王莽钱币研究专辑,其中专辟“莽钱铸造”栏目,发表了一批新莽钱范等材料;在“问题探讨”栏中,也有专文就莽钱铸造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成都凤凰山新莽墓出土钱币清理简报

本包括两大类钱币,西汉五铢和新莽钱币。西汉五铢类包括,西汉元狩五铢(郡国五铢),赤仄(侧)五铢,武帝三官五铢,昭帝和宣帝前期(元康二年以前,即公元前64年)的三官五铢,宣帝后期的三官五铢钱(元康二年、神爵年间钱),元帝至西汉末年的三官五铢钱;新莽钱币包括,大泉五十钱、大布黄千钱,货泉。并对西汉时期及新莽时期各朝铸行钱币的型制特征加以描述,以此钱币推断出该墓葬年代为王莽末年墓。     

论刘歆与王莽“相互利用”之关系

刘歆并非一"貌君子而实依匪类者"的"逆臣贼子",其政治学术思想的最终指向与父刘向是一致的,即最大限度地尊崇刘氏政权,只是因客观历史形势的变化导致表面行为的不同甚至相反。刘歆争立古文经最初是在哀帝时,其目的是通过礼制的重建,借助哀帝改制兴复汉室;汉室的急剧衰微及王莽的兴起使刘歆由"兴复"退求"寿终正寝","禅让"的利益平衡点使他与王莽结成一"相互利用"之关系;新朝建立后,王莽、刘歆二人之间的离心现象宣告"相互利用"关系的终结,刘歆"曲线救国"路线失败。     

莽权出土后的传奇经历

甘肃出土的国宝级文物——莽权,准确的叫法应是新莽度量衡标准器。在莽权的出土地定西 口一带,人们把它通俗地叫做“王莽秤”。     

乾隆嘉量考——兼谈黄钟与度量衡的关系

紫禁城内乾清官和太和殿前丹陛右侧,在石雕歇山脊式小亭屋中各陈设着一件铜制鎏金嘉量,前者为圆形,后者为方形,这两件刻有乾隆御铭的量器,在阳光照射下,金光璀璨,引人注目。关于这两件器物,有人认为是新莽铜嘉量的仿制品,也有人说是清代为统一当时混乱的度量衡而制造的。乾隆朝的这两件铜嘉量(图一、图二),从形制看确实是仿新莽铜嘉量而制。新莽铜嘉量是公元九年王莽当政时委派国师刘歆设计     

王国维一失

王国维在《新莽嘉量跋》中指出《九章算术》商功章圆囷求周问关于王莽铜斛一段“上虽无淳风按三字,然实李注”,又指出“云后有赞文,与今律历志同者,谓此量后铭与淳风所撰《隋书·律历志》中莽权铭云同也”,非常正确.然而他接着说:“云今祖疏王莽铜斛文字尺寸分数者,祖盖谓祖冲之.《隋志》载祖冲之以密率考此量,其证也.聚珍板本政‘祖’为‘粗’,失之”,则是错误的.     

西海郡故城新发现新莽钱范

正西海郡故城俗称三角城,在青海湖东北侧、湟水南岸的金银滩上,距青海省海晏县城约1公里,是王莽设立的西海郡郡城所在。西汉末年,王莽以国舅身份逐步取得汉朝实权,"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元始四年(公元4年)又派中郎将平宪等,引诱卑禾羌献地称臣,置西海郡。西海郡故城内曾多次发现新莽钱范。1958年7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副研究员曾到这里实地考察,在城内采集到了西汉和新莽时期的五铢、货布、货泉、大泉五十等钱币和陶范~①。七十年代中期,有人在三角城遗址草地上偶得一使用     

始建国二年新莽与匈奴关系史事考辨

《汉书》的《王莽传》和《匈奴传》对始建国二、三年间新莽与匈奴关系史事的记载颇为杂乱,不仅时间年月两传不相符,所记诸事的顺序也不一致,单凭两传的记载,很难理出头绪。新出《额简》2000ES9SF4∶1至2000ES9SF4∶12属于同一册书,为始建国二年十一月甲戌新莽诏书行下文残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