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以1914—1916年金永在晋时期为例

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夺取了全国政权,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削弱地方势力,袁世凯派亲信对各省进行监督和统治。山西是北方重镇,自然首当其冲。金永来晋,插手山西政务,给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地方派势力造成不小的冲击。金永作为袁氏政府和山西的中间人,通过他的所作所为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山西地方派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素材。     

燕政权的嬗变与河北藩镇格局起源

安史之乱时期的燕政权由安禄山建立的燕与史思明建立的后燕构成,两者之间变革性大于延续性。安燕政权的核心是幽州文士集团,这一群体是在玄宗朝后期选人壅滞的背景下经安禄山刻意培植而形成的,燕朝建立后成为实际决策层,但内部存在分歧,经过至德二载光复两京与乾元二年史燕革命而宣告瓦解。安史易代后的史燕政权实质上是此前平叛遗留的政治问题,底层偏裨出身的武将势力日益壮大,至燕朝末期实际掌控了地方权力。宝应元年的最终平叛,是唐朝在与史燕地方实权派媾和的基础上对史朝义力量进行的集中清除。此后,"节帅出偏裨"逐渐成为常态,与地方军州形成制衡,共同构成了战后河北藩镇的基本格局。     

会昌毁佛前后唐代地方州府佛教官寺的分布与变迁

唐武宗会昌毁佛前夕,唐代多数地方州府呈现龙兴寺和开元寺并存的局面,少数州府为大云寺、龙兴寺和开元寺同时并存,只有沙州、柳州等个别州府呈现高宗官寺、大云寺、龙兴寺和开元寺(唐代先后设立的四所佛教官寺)同时并存的分布态势。在唐武宗拆寺毁佛的过程中,武宗最终敕许诸节度使、观察使治所及战略要地同、华、商、汝四州合计50州府各保留寺院一所,这些准敕保留的50所寺院应即各州之开元官寺。在宣宗恢复佛教的过程中,上述50州府之外的多数地方州府的开元官寺均得以及时恢复重建,并迅速成为各州佛教复兴开始的标志。这些保留未毁和迅速得到重建的开元官寺,实际上构成了唐代全国佛教复兴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量。     

唐代行州行县补考续论

唐代的“行州行县”,是指脱胎于正州正县,治所寄驻他地的一种权置的特殊政区。综合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的考证与笔者的补考(行雄州、行蔡州、行南扶州、行昌州、行翼州、行成州,行龙泉县、行潘原县、行洋源县、行黄金县、行朗池县、行将利县),唐代至少设置过37个行州、42个行县。唐代行州行县的设置,时间上以初唐和中晚唐为多,分布上以剑南道、关内道、河北道、陇右道为多,地点上则往往“依险为治”,这显示了唐代行州行县诸多方面的“现实功效”。至于寄驻正州正县界内的行州行县,会使原本正常的地方行政发生窒碍;管理职责归属部落首领的部分行州,会削弱中央朝廷对边疆地方的掌控力度,影响其循序渐进为正州的过程;行州行县的寄驻与升(还)正,会导致地名尤其是政区地名的名实混淆,如此等等,也是唐代设置行州行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五溪之巨镇 万里之边城 老司城六百年辉煌

老司城遗址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城以东19.5公里的灵溪镇司城村灵溪河畔。遗址所在地主要族群是自古定居于此的土家族,由五代时期(10世纪)进入该地区的彭氏政权世袭统治,其统辖区域以湘西溪州地区(今湖南省永顺县)为中心随其势力兴衰而变化。城址由彭氏第十一世首领彭福石宠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迁治所而始建,至明王朝正式设立永顺宣慰司后得以大规模营建,废弃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是永顺彭氏政权统治古溪州地区近600年的治所,并成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老司城经历代兴建,目前考古发现的遗存以规模约19公顷的中心城址为核心,其他遗址遗迹沿灵溪河两岸分布,遗存年代主要集中于明代(14~17世纪)彭氏土司势力鼎盛时期。     

大学校园与政治控制:山西大学的党派组织与国共阎斗争(1939—1949)

大学是近代中国政治革命发展和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舞台,对大学的有效控制是实现社会管理的主要环节之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大学校园成为国共争夺的重要对象,同时亦是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夺取区域控制权的主要场地之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山西大学复校,校内国民党中央党团势力一度风生水起;但由于阎锡山在山西的多年经营,势力盘根错节,他掌控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在战时山西大学的中央与地方势力之争中暂居优势;抗战末期,中共势力开始介入山西大学,并呈燎原之势。战后,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共和国民党中央党团势力逐渐发展强大,而"民族革命同志会"势力受到挤压,一蹶不振;此后,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山西大学的各派势力博弈以中共的圆满胜利为结局,山西大学也被改造成为新时代的新学府。     

白崇禧与共产党的一段秘密接触

1949年,经过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崩溃在即。当时驻守在武汉的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前途未卜,于是想与共产党秘密和谈,以维持苟延残喘的局面。为此,白崇禧派了一位姓杜的亲信秘书前往香港,寻求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秘密渠道。 前桂系将领黄绍竑当时住在香港,与白崇禧是同乡,又与共产党在香港的秘密负责人潘汉年相熟,因此杜秘书到香港后就住在黄绍竑家,想通过黄绍竑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但是几经联系,潘汉年始终未同意与杜秘书直接见面,而是通过黄绍竑转达双方的意思。 不久,国共和谈开始,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了张治     

越州史考

在钦州市地域上,历史上曾建立过4个州,即越州、钦州、陆州、南亭州。其中,越州治所是最早在钦州市境设置的州署,也是汉朝之后至南北朝宋齐期间在今广西境内设置的唯一的州署,是地方级别最高的官署,与广州平等。当时的“州”相当现在的“省”级。越州治所设在钦州市境。越州本为     

浙江省历史上地方自治回顾

清末民初,浙江省推行地方自治在各州县乡镇已普遍存在。虽然各地自治遭遇各种顽固势力的抵制、扼杀,但地方自治的精神却已影响和改变着基层社会。辛亥革命的成功为浙江地方自治的发展准备了政权基础,推动了浙江省议会的成立和自治法律的颁布,探索了城镇乡的基层社会自治,对民间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即从浙江省自治制度的演变和基层自治实践角度着手,对浙江省地方自治作一简要回顾。     

军事化与土匪化:近代豫西南地方势力的变异北大核心CSSCI

晚清以降,区域性军事力量(晚清督抚势力、湘淮军、民国军阀)迅速崛起,成为影响近代政治走势的重大因素,同时造成了民间势力的异化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近代豫西南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民间势力迅速“匪化”。一方面,与官府联系紧密的地方精英在编练团练、防匪自卫的过程中逐渐掌控地方武装,民间军事化尤其是绅权“武化”的色彩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普通乡绅在社会资源的争夺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为了在衰败的社会环境中求生存,开始与地主豪强甚至匪股联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剧了豫西南民间势力的“土匪化”进程。     

《宋史》证误二则

一《宋史》卷二百五十八《潘美传》: 开宝三年,征岭南,以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副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991页) 按:这句话的句读有误。“以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后的顿点应为逗点;“朗州团练使”后的逗点应去掉。证之以《宋史》卷二百五十九《尹崇珂传》:“讨湖南,为行营前军马军都指挥使。荆湘平,授朗州团练使。”可知尹崇珂平荆湘后征岭表前任朗州团练使。《宋史》卷二《太祖纪二》:开宝三年“九月己亥朔,命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兵马行营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副之。”这里标点合理,美的原衔为“潭州防御使”,尹的原衔是“朗州团练使。”《长编》卷十一“太祖开宝三年”也载:“九月己亥朔,以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     

蒋介石最满意的学者型高官

众所周知,蒋介石在军界用人,喜欢黄埔生和亲信将领,但这也并非绝对。就有这样一个学者型官员,他既非出身黄埔,也不是国民党党员,更不是职业军人,与蒋介石来往不多,却备受蒋介石的信任,在蒋介石政权中担任过长达十年的“国防部长”。     

西汉至清代新疆军政管理机构沿革述略

四五代、宋、辽、全、元、明时期五代时期,天山南北经过一段时间的分裂和吞并后,最后留下来三个实力较强盛的地方政权：即以今吐鲁番地区为中心的高昌回鸿政权;以今和田为中心的大宝于闽政权以及先后以喀什噶尔、八拉撒表为其治所的喀喇汗王朝（一称黑汗王朝）。这三个地方政权各霸一方,彼此互不相属。但是俱可将它们视作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政权之一,并且它们都与中原诸封建王朝保持密切的交往和联系。例如高昌回鸽政权曾向后周朝贡其地土特产,于闽政权则先后向后晋、后汉遣使朝觐,后晋天福三年（938）,“于闯国王李圣天遣使者马继荣…     

五代宋初党项马贸易与西北政治格局关系探析

五代宋初,党项利用自身马匹资源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以提升自身经济实力,中原政权对河陇地区控制力度削弱,党项趁机将势力逐渐向河陇地区延伸,加紧控制牧场以掌控更多的马资源来提升对外交往的砝码,使马贸易在党项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经济与政治双重功能。     

北洋政府元首们的最后归宿

北洋军阀是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袁世凯死后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     

辽东属国再探讨

辽东属国设立于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设置的主要背景在于东汉初年乌丸的内附,直接原因是安帝时期鲜卑与高句丽对幽州的侵扰。辽东属国首县昌辽(昌黎)经历了从西汉辽西郡东部都尉治所,到东汉初辽东郡西部都尉治所,最后到辽东属国都尉治所的变迁。东汉末年,辽东属国废于公孙氏政权。曹魏灭亡公孙氏政权后,鲜卑内附,复置辽东属国,后改其为昌黎郡,并为晋所继承。     

其枢在水：唐五代瀛莫地区的地位嬗变

唐代的瀛州因内部风俗迥异而析分为瀛莫二州。后在治水过程中,因王朝国家维护漕运与规制边防的战略性需要,延伸出了同质化的政治地域结构,“瀛莫”成为唐五代时期的通称。基于唐五代各政权的治水旨趣,二州先是在唐代被形塑为兼具战略经济区和交通枢纽带的内郡,爰至五代在中原各政权与契丹的博弈下,成为备御游牧势力的次边州与边州。     

明代吴中文人的隐逸文化与书画创作

隐逸文化自古以来为文人提供了精神自由的可能。吴中文人之隐逸传统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明以前,吴中文人已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貌,出现了家族隐逸的趋势,文人或以学隐,或以艺隐,并兼重孝道。明代的吴中文人隐逸,或为避祸,或为自娱。虽避隐一地,仍积极参与家乡活动,影响地方士气。同时,吴中文人亦以不同艺术形式表现个人隐逸生涯。或借助隐逸图绘,以画作表现隐逸生活与隐士高节。或誊抄前代隐逸文学作品,以表现隐逸之好。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国内局势极为复杂。同盟会已名存实亡,在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拉拢下,革命阵营内部派系林立,矛盾日趋尖锐。孙中山回国前,立宪派人士就与袁世凯达成了“清帝退位,即拥袁为大总统”的协议。北方袁系势力与南方立宪派人士在上海英租界内的“南北议和”已经开始。革命党虽然在全国许多地方夺取了政权,但因袁世凯势力强大,仍不能控制国内局势。     

论美国联邦体制下的州际合作

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趋势的需要,消除联邦集权的必要和借口,维护自己在联邦体系中的地位,美国各州自19世纪末期开始了州际合作的努力.除了更加充分地利用联邦宪法赋予的签署州际协定的权利外,各州又相继发展出了统一州法和组建行政协作组织等州际合作的新模式.通过不断加强州际合作,各州逐渐构建起一个"没有华盛顿的联邦体系",缓解了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与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止住了联邦权力扩张的势头,推动着美国联邦体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朝着"以州为中心"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