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城外龙首原上及其邻近的小原

唐长安城外龙首原上及其邻近的小原史念海唐长安城因于隋氏旧规。隋文帝始建长安城时,城址就选在龙首原上。当时为营建都城而颁布的诏书,就明白指出：“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①。龙首山长六十里,头至渭水,尾连樊川,头高二十丈,尾渐下,高...     

唐师府君墓志考释

20世纪50年代初,在西安发现并清理出有墓志的唐墓一座,本文通过对师府君志文的考释,进而探讨了唐朝中后期陕北延安地区内迁羌族问题,以及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政治地理、军事布防等历史问题。     

唐长安城坊里宅第变迁原因初探

唐都长安外廓城坊里中除寺院、道观、店铺、旅舍(旅馆)、家庙及一些宫邸(如诸道进奏院、尚书省亭子、宗正府亭子、折冲府等)外,更多的则是唐人之宅第。这些宅第在隋文帝杨坚建都大兴城(唐长安城)以后,经过唐朝近三个世纪的漫长岁月,此间曾先后发生过一次次或大或小的变化。本文拟对唐长安城坊里宅第变迁原因作一些探讨,以期对唐长安城坊里宅第的建筑制度,唐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根据有关文献及碑石墓志的零星记载,     

从新出墓志看唐代邯郸历史地理的几个问题

从新出墓志看唐代邯郸历史地理的几个问题孙继民,郝良真《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北卷》收录有三方邯郸出土的墓志图版,分别为《张修义墓志》①、《王友王墓志》②、《李公妻张氏墓志》③。据编者介绍,《张修义墓志》和《王友玉墓志》于１９６４年在邯郸市新生砖厂出土,...     

西安韦曲出土唐《王怜墓志》探赜——兼谈西魏重臣王思政家族相关问题

本文以2010年西安韦曲新出《王怜墓志》所述内容为主,利用史籍相关记载,考证出志主王怜为西魏重臣王思政的后裔,并对王思政家族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全面认识墓葬出土的考古资料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吴宏岐《西安历史地理研究》评介

最近,吴宏岐教授所著的《西安历史地理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版)付梓面世。全书共14章,以洋洋洒洒55万字的篇幅,对西安3060余年建城史上诸多重大问题作了专题性研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反映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使我们得以对古都西安的历史地理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作为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高足,吴宏岐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历史城市地理和中国古都学研究。《西安历史地理研究》这部专著正是他近20年对西安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研究的积累和总结。通篇读来,笔者认为该著具有如下特点:1·开阔的研究…     

宋代姚舜明墓志考

1984年浙江诸暨出土了宋代姚舜明墓志,对了解姚舜明生平事迹、查考姚氏家族提供了珍贵的历史信息,是研究诸暨地方人文历史和地理的重要实物资料。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对墓志作一初步考释,以期对墓志的史料价值有进一步的认识。     

北宋张奕“一人二志”所见丧家人际网络的构建

<正>近年来，随着大量新出土墓志的公布，继之而起的相关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史领域的热点问题。但正如仇鹿鸣指出的，“新出碑志的发现虽然数量上极为惊人，但总体而言，更多的是量的积累，而无质的突破，往往被视为传世文献的附庸与补充，缺少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与反思”（仇鹿鸣：《十余年来中古墓志整理与刊布情况述评》，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4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4页）。     

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碑志综述

(一)序 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碑石墓志历史跨度久远,始于汉魏,止于明清,历经南北朝、隋唐、辽金元,共计230余通。墓志中有一部分是北魏帝王和后妃的、有各朝代重臣名将的、还有辽代皇帝及后妃的哀册,弥足珍贵。这些碑志是十分重要的考古材料,其中保存了许多丰富的历史资料,通过它们可     

从馆藏碑志丹书谈古代书法艺术

书法艺术,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独具特色的艺术,它是在我国文字演变的悠久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古代精美的碑志丹书,是前人千锤百炼不断创新和实践的成果,是我国书法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河南地区是我国历史上长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现存碑志,数以万计。1973年曾从中精选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拓片百品,赴日本国展出。其中碑刻三十品,墓志二十一品,造像题记五十品。这些     

新见唐代突厥王族史善应墓志

史善应墓志近年出土于西安,墓志描述了一位在历史上几乎湮没的东突厥王族人物的真实人生,同时为深入了解隋唐之际中原王朝和突厥的关系提供了最真实的资料。史善应作为突厥沙钵略可汗的孙子,其墓志对突厥世系的记载补正了文献中的许多讹误。史善应生长在中原,前后参加了隋炀帝出征高丽、流亡江都、随唐太宗征讨王世充等事件,成为初唐政治史上重要的胡族人物。其墓志中对中国历史上族际流动乃至族群凝聚和国家认同的描写值得注意,志文体现出对英雄祖先和华夏认同既统一又相背离的印记,这种民族血统和文化授受上的矛盾性,构成了墓志在历史记忆和情节诠释上的特色。只有把握个人在家国转折中的命运,才能理解在墓志文字背后隐藏的真实历史片段,从而真正进入墓志书写的世界。     

辽萧孝恭萧孝资墓志铭考释

翁牛特旗博物馆馆藏两方辽代墓志,内容丰富,涉及人物甚多,为我们深入研究辽代部族、官制、地理、婚俗等各个方面,提供了一些新资料.本文通过对墓志的解读,结合辽史研究的有关资料,对相关问题略做考释.     

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政区地理的几个问题

唐人墓志一定程度上能够从地下石刻资料角度反映唐代诸道、州(郡)、府、县各级政区发展演变的一般轨迹;其次唐人科举及第后,在县、州(郡)、府的任职地理空间变动性、跳跃性大,其墓志在叙述志主生前任职仕历时客观上保留了当时不少政区的第一手资料。第三,唐代政区几经调整和变迁,一些州县置废不定,为期短暂,但在墓志中却往往留下记录;第四,墓志中的所涉政区记述大多为志主任职仕宦之地,具有"亲历性"特点,是最接近政区"当时进行时"的一手数据,殊为珍贵,部分唐人墓志还提供了政区设置的背景情况;第五,某些唐人墓志可以用来校勘、补正史籍地理志部分的残缺讹误,有证史补史作用。唐人墓志的上述价值为深化唐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新契机。     

西安北郊永济电机厂秦汉墓发掘简报

位于西安北郊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文景路东侧的永济电机厂是西安新千年的招商引资项目。它在龙首原北、汉代长安城东北。此次共发掘墓葬12座。现简报如下：     

唐康子相和成公崇墓志中有关高昌与西州的资料——近年新刊墓志所见隋唐西域史事考释之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隋唐碑志的大量发现和出土,以及吐鲁番学研究的升温,学术界开始注意墓志中有关高昌与西州的资料,并做了不少工作,推动了吐鲁番学的发展。该文选取近年新见唐康子相、成公崇墓志,对其中有关高昌与西州的资料进行解读,认为:康子相参加过唐贞观十四年讨伐高昌之役,而他所以参加该役,与他原属东突厥系粟特人有关。成公崇曾被制授西州别驾,不久又兼西州都督府别驾,他所以被派往西州供职,与他先世原为金城人,与高昌麴王同乡里,与河西豪右有渊源有关。这些史料说明,有唐一代不管是讨伐高昌,还是治理西州,对于相关人员的选择,都是有条件的。近年新见唐康远、康固父子墓志也能证明这一点。这是研究唐王朝讨伐高昌、治理西州需要特别予以注意的。     

文献整合与研究范式的转化:汉唐碑志与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

汉唐碑志存世数量巨大,且陆续被发现,这些碑志资料对研究中古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将汉唐石刻文献与敦煌学研究结合,会在新时期进一步促进敦煌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碑志文献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较多重要的史料,涉及敦煌学研究中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书法艺术史等方面,给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注入新活力。碑志文献亦将敦煌区域史纳入丝绸之路史、中西交通史、中古社会史的研究范畴,进一步加强与“长安学”“西域史”“中亚史”等研究领域的结合,为敦煌学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并且碑志文献亦为敦煌学研究范式的转化提供了新的方向,汉唐碑志中大量涉及中古社会史的资料,为敦煌学研究旨趣、理论方法提供有力支持。     

西安曲江新出土北宋郭遘墓志

一九八七年,雁塔区曲江乡西曲江池村砖厂新出土北宋郭遘墓志一合。志盖被破坏、惟有墓志保存较好。志为方形,高63宽64、厚10厘米。三十一行、满行三十字,共七百九十五字。朝议大夫致仕贾蕃撰文,供备库副使葛(?)书,内殿崇班王汴篆盖。据墓志铭文载、死者为郭遘、字通叔、唐汾阳王郭子仪之后、官内殿崇班、西京皇城司巡检。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五月十四日卒,同年八月二十三日葬于京兆府万年县龙首乡芙蓉原。该志的出土为研究宋史及郭氏世系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墓志全文如下: 宋故内殿崇班新差西京皇城司巡检上骑都尉郭公墓志铭并序     

《周故梁府君墓志之铭》考略

咸阳博物馆新征集的一方北周《梁府君墓志》。本文通过对志文本身和相关史料的研究,考释了墓志主人生平及其家族情况,对珍贵的古地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涉及的历史人物及事件,特别是北周时期出现的＂双授＂制度进行了考证,为人们了解研究北周历史、地理、人物、官制等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具有十分重要文献价值、地位及意义。     

秦封泥与河北古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在陕西西安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内的“相家巷南地”出土了数千枚秦封泥,而其他各地亦曾有出土。秦封泥在职官和地理方面的记载颇为丰富,除推动我们对于秦中央官制的研究以外,对于秦统一前后地方郡县的历史研究也大有帮助。笔者结合相关秦封泥资料,对现今河北省境内秦代的郡县及职官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     

大唐故高府君高瑗墓志铭考释

正大唐故高府君高瑗墓志,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左金吾卫大将军高瑗之铭,出土于西安曲江东(古称龙首原)。2018年10月,由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对雁塔区马腾空村北墓葬群进行考古发掘(图1)。其中6号墓出土该墓志,志盖(M6:37)、志石(M6:26)各1件(图2)。盖上阴刻篆书"大唐故高府君墓志铭"9字。志石为方形,四侧饰四神纹饰,长、宽皆45.3厘米,志石刻栏,志文楷书,连题共计21列401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