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甘南藏区保甲制度之推行

20世纪40年代初,甘肃省政府开始将保甲制度的触角延伸至甘南藏区。保甲制度的推行是对甘南藏区土司制度的一次革命,遭到该地政教势力反对,亦受到藏区民众质疑。在国家行政体系与土司制度的较量中,甘南藏区保甲制度的推行,对该地区基层社会的近代化产生深远影响,不仅使原有封建而保守的乡村治理模式发生巨大改变,国家行政机构在这一地域开始生根发芽,藏区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也日益加深。     

秦汉宗族政策与基层社会治理--兼论商鞅变法离散宗族的历史内涵北大核心CSSCI

宗族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合一、国家与社会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点,宗族关系与国家权力在基层行政运行中的辩证属性,是基层社会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其功能发挥因时而异,取决于多种因素。梳理分析这一问题,是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控制、治理理念、治理模式的重要方面。秦汉是中国统一王朝建立和大发展时期,是历代统一王朝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模式的奠基时期,宗族力量与国家力量经历了分与合、合与分的历史过程,直接影响着基层社会秩序与统一国家建立.     

土司遗址

羁縻．土司制度是古代中国中央王朝分封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世袭官职、由他们代理中央王朝统治当地人民,达到国家和平统一的特殊政治制度。在实行这一制度的时期,被授予土司之职的中国西南族群的首领,以中央王朝法度和礼仪为基础,推行“因俗而治”的法外制度,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土司政治文化传统。现存完整且具代表性的土司遗址有：贵州海龙屯遗址、湖南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遗址。     

论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

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与其他民族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有其自身的特点。土司制度的推行,成为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有利条件,它使长期游离于多民族大家庭之外,身处"化外"之区的民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内,进入到多民族大家庭之中。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实质则是这些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程,与这一进程同步的是土司地区的进步与发展。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基础是文化认同;认同的方式是中央王朝与土司地区的双向选择,互相认同;认同的过程是渐进式的,从自在到自觉,从模糊到清晰。土司制度推行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民国保甲诉讼与甘肃乡镇保长的角色游移

20世纪30年代的甘肃乡村社会,战乱与贫困相依相存。抗战时期繁苛的兵役田赋不断压榨着民众的生存资本。乡镇保长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最基层,在征粮纳赋中首当其冲,民众与乡镇保长的关系势难缓冲,呈讼案件迭出不穷。甘肃省、县政府在迫切需要乡镇保长完成上级任务的情境下,亦不得不对拥有地方人脉资源的乡镇保长多加拉拢。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保甲制度的推行,打破了乡村社会既有的权力平衡,国家行政体系与乡村势力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交融。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异,乡村士绅阶层出现分流,一部分退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一部分不得不与地方豪绅沆瀣一气,更有一部分地痞流氓乘隙而入,充当了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相互融通的工具。     

明清时期桂西壮族土司的宗族制度

在唐宋以来的桂西地方历史中,统治阶层演化的历程是以姓氏集团为中心的,这一脉络在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下被延续并得以强化。明中期以后,随着全新宗法思想在帝国内的兴盛,桂西边陲的土司阶层亦经历了一次明显的宗族化过程,既满足了朝廷重视系谱的需要,也为其统治提供了新的组织架构。更重要的是,宗族话语已成为土司表达国家认同、创制汉人族群身份、控制地方不可或缺的手段。     

河池土司史话

土司统治制度是我国历代封建中央王朝在无力进行直接统治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通过让地方首领世袭自治以统治地方的一种政治制度。在推动西南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和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起过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世袭专制自治制度的落后性逐步暴露出来,最后崩溃消亡。宋、元、明、清以来,河池历史与土司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的发展变化随着土司制度的出现、发展、全盛、衰落而起着相应的变化。     

抗战时期福建平潭基层保甲制度的困境浅析

民国时期,政府试图通过传统的保甲制度控制基层社会,但收效甚微。福建平潭传统的宗族和士绅等社会力量,通过组建自卫民团、兴办公共事业,与保甲制度形成某种程度的对立。其推行兵役工作的困境也是保甲制度在基层实施的困境,反映了传统社会势力在应对国家权力的渗透时所表现出的具体反应。为了支持抗战,平潭县府加大了对基层资源的征收。繁重的田赋兵役与民众的生存困境发生激烈碰撞,致使保甲制度的运行举步维艰。     

文化治理视野下的宗族复兴：甘肃连城铁氏谱庙重修中“历史”叙事的构建、拼装与诠释

乡村文化治理受制于具体的时代、社会及经济情境等,是国家“治理术”之一环。连城铁家曾是地方上的显赫家族,拥有同当地土司相当的家寺、家庙,后由于历史原因全部被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铁氏文化精英主动将宗族“复兴”的系列实践活动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导向及主流价值观念相调适,官民双方的关系更多呈现为互相理解和求同存异,而非对立冲突。一场国家引导、民众主动迎合的文化治理在铁氏宗族的建构或复兴过程中得以实现。在此过程中,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工具(手段),亦是目标,成了有效调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场域。     

土司遗址：中国古代山城的杰出代表

羁縻·土司制度是古代中国中央王朝分封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世袭官职、由他们代理中央王朝统治当地人民,达到国家和平统一的特殊政治制度。在实行这一制度的时期,被授予土司之职的中国西南族群的首领,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回应性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进程中,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日臻科学、合理、有效,政府、社会、民众多方良性互动逐步建构明晰,权力与权力的边界日渐厘清、有序的系统动态过程。扩大民众有序参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统一战线为公民制度化参与提供了组织架构、机制资源。回应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众政治参与双重需求,新时代统一战线应进一步拓展包容性,深化协商性,强化整合性。     

明清四川凉山马湖安氏土司兴衰考略

明清四川凉山马湖安氏土司兴衰考略夏廷安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央王朝为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并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解决边远山区民族的归顺问题,采取了特殊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就是封建中央王朝通过对控...     

科大卫与明清华南宗族研究

华南宗族是科大卫教授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以历史学为本位,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走进乡村社会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并将之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口述历史计划"堪称其进入传统乡村社会史研究的开始,"入住权"理论更是对宗族研究的重要贡献,补充了弗里德曼研究中宗族与地域社会关系的论点。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他从地方社会与王朝互动和整合的独特视角,以"礼仪"作为分析工具,展现了宗族制度的历史演变。正是这种路径,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宗族研究的特殊风格。     

从方志、族谱看晚清湖南宗族的地方社会控制

在晚清湖南社会,宗族通过建祠修谱,管理族内民众,维护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是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力量。通过地方志和族谱可以看到,处在晚清社会中的湖南宗族和团练、保甲等相结合,通过所掌握的宗族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担控制地方社会的责任。     

浅析明代秀山杨氏土司军事活动

土司制度是中国历代用来解决西南、西北少数民族问题的特殊政策,体现了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统治方式。土司制度是封建国家地方政权的特殊表现,即代表了各少数民族的利益。又代表了中央王朝利益,即"是封建统治者在羁縻政策的基础上对西南民族采取的一种新的特殊的统治方式。从形式上看,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从阶级实质上看,则是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利用少数民族的贵族进行统治,在经济上,‘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1]。这一制度始于元,盛于明,衰于清,是对唐宋时期羁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对秀山杨氏土司的军事活动与民族关系探讨,有利于加深对土司军事活动与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     

清代一个山西商镇的民间灾赈史 ——以灵石县静升村为例

旱灾及其引发的饥荒是清代静升村遭遇的主要灾害,相应的赈灾主力自清中期起由国家明显向地方下沉.文章梳理了该村从乾隆到光绪时期的灾赈史,重点考察了基层社会的构成、宗族和地方仓储等与村社赈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发现强大的宗族势力及商业化的公项管理是长久维持静升村赈济传统的重要因素.而救灾主体由宗族向村社的过渡,则充分体现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相互结合及宗族内部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     

西周五服制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

既往对西周服制的研究集中于服制形态的居多,而对西周服制的建构及其反映的国家结构形态与国家治理研究不足。西周王朝以建立五服制的方式建构国家结构形态,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治理。周成王可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建立起甸服:第一,册命王朝大臣,赐以管理大小不等的土地和数量不等的若干族群;第二,划出特别的区域安置征服的异族与历史上遗留的姬姓族邦,设立邦君及其臣僚,管理这些族邦。周成王以赐命、封建的礼仪,建立大小不等的诸侯宗族体系,形成侯服、宾服。周成王举行会盟诸侯、方国的典礼,将征服的淮夷、荆蛮划为要服,戎狄划为荒服,使要服、荒服亦融入到周王朝国家之中。由是周王朝建构起以周王为天子,西部以宗周五邑为中心及甸服内朝臣、邦君宗族为主,东方以成周为中心的甸服朝臣、侯服宾服诸侯,南部、东部蛮夷方国,西部、北部地区戎狄方国臣服于周的国家结构形态。周王朝通过册命礼仪赐朝臣采邑,册封诸侯封地,纳方国于要服、荒服体系的方式,实现了对宗周地区、成周地区及地方诸侯体系和边疆方国地区的治理。     

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

考察明清时期“宗族”的历史 ,应该超越“血缘群体”或“亲属组织”的角度。华南地区宗族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宗族的发展实践 ,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的表达 ,改变国家礼仪 ,在地方上推行教化 ,建立起正统性的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文章概括讨论了宗族意识形态通过何种渠道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 ,宗族礼仪如何在地方社会推广 ,把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过程。     

名宦、宗族与地方权威的塑造--以山西寿阳祁氏为中心

本文以明清时期山西寿阳县的祁氏宗族为个案,考察了一个地方大族在基层社会如何运用各种社会资源,逐渐建立其权威的过程.当这种权威逐渐消失后,民众却依然保留着对祁氏权威的历史记忆,继续塑造这一地方权威和利用这一地方资源.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明清时期华北宗族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的了解,还能加深我们对明清华北地区的宗族势力与名人资源、地方权威状态与乡村权力结构等问题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乡村权力结构的崩溃与重组

国民政府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规模宏大的国民革命既颠覆了原有的北洋政权,也对乡村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国民政府建立后,地方自治推行的失败使得国民政府未能自上而下构建乡村基层权力网络,国家权力的组织、功能边界并未得以大幅扩张,清末以来社会自然演绎形成的乡村权力结构仍然顽固存在。国民政府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为中介实现的,同时乡绅阶层借助于保甲制与国家权力之间构成制度上的关联,进而获得政治权威。这导致国家权力未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也为国民政府的最终崩溃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