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乡村社会协商治理制度化研究——基于绍兴市“夏履程序”的分析

现代乡村社会治理其实质是立足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由一种传统的非程序化治理形式向现代的制度化的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而民主协商治理则是实现这种制度化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文章以协商治理制度化为研究视角,以夏履程序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制度化理念、机制和绩效衡量的培育,积极探索新型的乡村社会治理途径。     

域外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及经验借鉴

本文列举的域外乡村治理典型模式,或是国家自上而下地治理,抑或是乡村自下而上的自我改造;或是内生自发驱动,抑或是外生助力推动。无论哪种模式,其共同之处是多中心治理,多方主体协同共治。政府引导、农村自治主导、社会第三方主体参与,协调共同治理。域外乡村治理模式是在本国实践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积淀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治理理念。通过借鉴域外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构建我国乡村治理模式。     

国家、市场、社会三维视域下的社会治理结构重塑探析

伴随着我国急剧的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治理危机和国家中心治理失效问题频频出现,任何单个治理机制都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挑战。国家-市场-社会研究视角的提出带来了研究视角的转换,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国家主义"研究传统。通过重构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政社互动、政企互联、企社互融和多元互动,可以重塑社会治理结构,有效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浅析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乡村社会治理

中国是一个农村广布的大国,对其治理的效果关系到国家整体规划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没有达到和形成预期的效果的局面。引入"社会资本"的研究概念,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为乡村社会的治理提供多元模式与资源,更好地促进其发展。     

“三治融合”视角下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以海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石。本文深入探讨了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当代价值,系统考察分析了当前困扰海南州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现实困境,积极寻求破解现实困境的有效路径,为新时代构建海南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打造具有青海农牧区乡村治理新路子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思路。     

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

在我国追求以综合国力提升为目标的全面、持续和稳定发展,以及国家在领土外的活动日渐突出的条件下,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地理空间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边缘性区域问题的影响日渐突出,形成了所谓的"边疆热"。在此过程中,国家视角的边疆研究应运而生并呈异军突起之势,引起广泛关注。国家视角的边疆研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和界定边疆,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眼于厘清各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复杂边疆现象和边疆问题的本质,揭示边疆和边疆问题发展演变的规律,构建边疆和边疆治理的阐释理论,探索各种边疆问题的解决之道,提出解决边疆问题的政策建议,并以此服务于国家的边疆治理。不过,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并不排斥和否定边疆研究其他视角的意义和价值,而是期待在国家视角与其他视角边疆研究的共性的基础上,共同构建边疆研究统一的基础平台,共谋边疆研究的发展,以期为国家的边疆治理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对乡村的运动型治理探析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尝试通过发动一系列运动对乡村进行全面改造与建设,形成了当今学者所谓的"运动型治理模式"。而国民党政权党员干部缺乏革命精神与动力,党的组织尤其是地方和基层组织涣散无力,党政体制不合理,缺乏实施运动型治理所需要的制度与组织条件。治理目标的超前与治理模式的滞后导致了国民党治理乡村的失败与乡村改造的破产。     

揭示历史真相探求救治之路——“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二期中国近代史论坛——"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7月6-8日在天津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山西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等20余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38位学者参加此次会议.本次会议以近代乡村危机与重建为主题,既体现出对第一期中国近代史论坛议题延续与深化的学术诉求,也凝聚着史学界对于当代"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问题的现实关怀.会议分别就乡村危机、乡村治理、乡村建设、乡村革命、土地改革、乡村经济等问题展开了广泛交流,并在热烈的交锋和碰撞中对许多重要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度讨论.     

旅游乡村治理演变机理及模式研究——陕西袁家村1949-2019年纵向案例研究

乡村治理是乡村研究的显题，研究发展新兴产业的乡村治理对振兴乡村意义重大，但较为匮乏。本研究基于对陕西省袁家村1949—2019年的治理历程的梳理，探讨旅游乡村治理的演变机理以及成功模式。研究发现：①中国乡村治理经历“宗族自治”、“寡头他治”两个阶段，良性的治理模式需要内生动力和外生要素的共同作用。②旅游乡村治理的主体更加多元、目标更聚焦于集体发展、机制更追求正义、系统更不稳定。③有效的旅游乡村治理需要构建“集体共治”模式和动态开放的治理系统，注重社区精神的约束力，促进旅游乡村发展健康可持续。     

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与优化路径

乡村旅游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农民生产生活空间到权利空间的转换上,指出乡村旅游发展需要聚焦社会相关主体的共同价值追求。国内乡村旅游发展实践通常采用政府指导、资本下乡以及政府与资本合作共建三种模式。本文针对蕴藏在此类模式中农民空间收益权、使用权及公共资源享有权收窄这一现象,提出应当从差异化发展、利益联结机制构建及监督治理体系优化等方面施策,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及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     

乡村社会治理的内在认同模式研究

当前,学术界对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侧重于外在地寻找一种管理模式,而对于民间社会的内在认同则研究较少。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社会自身运行的规则也在发生变化,因此,乡村社会治理应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而探索新的路径。文章以现代民间规则的认同为视角,以和谐乡村社会建设为主要目标,探索符合乡村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     

后扶贫时代帮扶“责任人”的角色嬗变、职能重塑与效用提升

定向帮扶"责任人"模式在结合了制度韧性和目标考评导向的灵活性后,利用资源整合的方式实现了对贫困村的有效治理,解决了科层化治理带来的边际"惰化效应"。乡村振兴即将成为农村治理与发展新的发力面,帮扶"责任人"也必然根据现实变化重新定义其角色特性与职能特征。所以,阐明后扶贫时代定向帮扶"责任人"模式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农村发展、农村治理中职能重塑和效用提升的转型方向,对于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史志功能探析

以健全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村史志在其中可以大有作为。具有存史、育人、资政功能的村史志是乡村治理专属的文化资源。编修村史志,可培育村民自觉,激发村民自治意识;善用村史志和村规民约,夯实乡村法治基础;挖掘村史志中的多元文化资源,以德治促进乡村和谐。用心编好村史志,充分用好村史志,尊重乡村文化之魂,促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使乡村治理体系真正植根于乡村,成为国家治理的稳定基础。     

复制还是隐喻?——对“打猖”民间宗教活动的研究

以民间宗教活动中的"打猖"为例,基于治理的视角,论证了民间宗教"隐喻的隐喻"背后,其实是对"国家"和"社会"的"复制"。这种"复制"具体表现为:在治理背景上,民间宗教"复制"了"社会"的治乱兴衰和由乱至治;在治理空间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的行政区划与权力空间设置;在治理目的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的民本思想;在治理手段上,民间宗教"复制"了"社会"的流动机制和"国家"的惩戒机制;在治理合法性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授权模式。中国的民间宗教并不等同于"社会",也不等同于"国家",而是由"国家"与"社会"共同"合谋"而"互构"出来的"第三域",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     

明清时期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机制——基于领域性视角

从地理学视角看,乡村治理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乡村空间权属和空间权力的配置,即领域化和再领域化。本文从当代乡村治理的问题出发,运用领域理论分析明清时期乡村治理中的空间-社会关系及其领域化机制。研究表明：县级政府构建的行政领域难以实现全面有效的治理,乡绅主导构建的社会领域基于乡村特征划定边界和提供公共物品并部分替代了行政领域,其具体领域化机制为家族-宗族-乡族三级治理体系。本文认为明清时期乡村治理存在多元领域,行政领域与社会领域通过有效的协调机制相互补充使乡村治理更有效。乡村治理应注重对当地社会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培育,同时增强行政领域治理的有效性及其与其他领域的协调能力。     

宋代富民阶层研究综述

<正>近十余年来,宋代乡村社会史研究十分活跃,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成果丰富。本文拟对"富民"研究的学术史展开回溯,以便更好地把握宋代乡村社会的运行脉络。一、中国古代社会"中间层"研究概述针对中国古代社会"中间层"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尤以唐宋及以前为著,如许倬云对西汉基层社会的分析(《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村落“龙脉”信仰——基于J省若干个案的研究

"龙脉"是中国农村传统文化之一,其对农民心理及集体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龙脉"信仰的边缘性及其对农民集体行动的深刻影响,一方面表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在国家主流文化与"龙脉"文化的冲突中,基层政府角色十分尴尬:既要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却又难以抵御包括"龙脉"信仰在内的各种亚文化的影响。故调整国家文化战略、构建包容性的文化标志,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需要。     

中国近代乡村史治史的新门径——从李金铮《传统与变迁》所见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是李金铮教授较为关注的两大阵地。多年来,他勤奋耕耘,取得了较多可喜的新成果。尤其是新近出版的《传统与变迁》一书,更是以其独特的学术敏感性,在反思中建构了一条清晰可见的中国近代乡村史治史新门径。这个治史新门径(亦可称为方法论),主要呈现为四种视角:一是整体史视野,即由"碎片研究"到"整体研究";二是总体史目标,即区域的整体研究;三是考证与还原的求真路径,即"问题意识+多方论据+考证功夫";四是新革命史理念,即有效改进传统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性指导。以上视角,均具有较强的普遍适用意义,可谓对当今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从“广度研究”走向“深度研究”——中国小城镇空间结构研究的转型与升级

对应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工业化推动下的小城镇扩张型发展,梳理并检讨了1980年以来我国小城镇空间结构研究的学术成果,指出现有的研究存在重物质形态轻社会结构、重普适规律轻个案剖析的问题。通过洞察转型时期小城镇的发展现状、总结西方国家城镇空间结构研究学术历程与特点、归纳当下西方小城镇空间结构研究内容,指出未来我国小城镇空间结构研究模式应从以物质空间为主的"广度研究"走向以社会空间为主的"深度研究",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现以及小城镇的良性发展与社会治理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指导。     

跨越时代的“三农”对话——评王先明的《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

《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一书以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宏大的历史视野,首次系统地考察了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问题的百年学术论争,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提炼出了不同时代各个学术流派、政治势力围绕乡村问题交锋的主题,梳理、总结了中国乡村发展理论论争的历史进程和走向,与当前的"新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与映照,不仅对于了解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问题的争论主题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对于当今的新农村建设,解决现实的"三农"问题等,也有直接参考价值;不仅是20世纪以来乡村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上乘佳作,同时具有乡村问题工具书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