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考证学的关系,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入考察:其一,二者风格大为不同,而治学宗旨却有相通;其二,从弥足珍贵的学者心声,看唯物史观学派与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关联;其三,马克思主义史学严密考证的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的典型例证;其四,从学术团队优良学风如何形成,看重视历史考证对于推动学科建设的意义。此项研究对于科学地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以及对于改进当今史学研究工作,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那些出生于1910年代前后、具备扎实的史料考证基础、已经有一定学术地位、正处于学术生命旺盛期的"中生代"史家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以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势下,经历了从史料考证研究为主到运用唯物史观、融实证研究与理论指导于一炉的研究路向的转化。他们参加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大规模史料整理工作,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多有新的创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一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得以充实和扩大。     

开放与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今年,全党、全国人民迎来了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五四"时期李大钊等先驱人物撰著一批宏文以来,正好也经历了九十年,她的成长、壮大、发展、繁荣,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息息相关。九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人,始终以"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作为自己矢志追求的学术品格,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作为恪守不渝的研究指南,把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作为治史方法的根本准则,将素称发达的中国历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予以有力的推动。在新中国前十七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然而,"疾风知劲草",一批忠诚、正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勇敢地挺身而出,抵制了教条主义的恶劣学风,捍卫了历史学的尊严和科学性。进入新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砸碎精神枷锁,冲破禁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勇于创新,迎来了学术园地百花盛开的大好局面。九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经验,尤其集中体现于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并且对研究工作发挥了指导作用。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认真总结以往理论的创造、方法、道路、价值等,对于正确认识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和发展新世纪的史学,都是十分必要的工作。为此,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李根蟠教授等学者,分别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读毛泽东"古今中外法"札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理论创造的风格》、《开放与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等文章,提出了深入的思考和创新见解,以飨读者。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学习毛泽东“古今中外法”札记

今年,全党、全国人民迎来了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五四"时期李大钊等先驱人物撰著一批宏文以来,正好也经历了九十年,她的成长、壮大、发展、繁荣,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息息相关。九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人,始终以"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作为自己矢志追求的学术品格,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作为恪守不渝的研究指南,把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作为治史方法的根本准则,将素称发达的中国历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予以有力的推动。在新中国前十七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然而,"疾风知劲草",一批忠诚、正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勇敢地挺身而出,抵制了教条主义的恶劣学风,捍卫了历史学的尊严和科学性。进入新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砸碎精神枷锁,冲破禁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勇于创新,迎来了学术园地百花盛开的大好局面。九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经验,尤其集中体现于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并且对研究工作发挥了指导作用。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认真总结以往理论的创造、方法、道路、价值等,对于正确认识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和发展新世纪的史学,都是十分必要的工作。为此,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李根蟠教授等学者,分别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读毛泽东"古今中外法"札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理论创造的风格》、《开放与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等文章,提出了深入的思考和创新见解,以飨读者。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理论创造的风格

今年,全党、全国人民迎来了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五四"时期李大钊等先驱人物撰著一批宏文以来,正好也经历了九十年,她的成长、壮大、发展、繁荣,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息息相关。九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人,始终以"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作为自己矢志追求的学术品格,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作为恪守不渝的研究指南,把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作为治史方法的根本准则,将素称发达的中国历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予以有力的推动。在新中国前十七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然而,"疾风知劲草",一批忠诚、正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勇敢地挺身而出,抵制了教条主义的恶劣学风,捍卫了历史学的尊严和科学性。进入新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砸碎精神枷锁,冲破禁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勇于创新,迎来了学术园地百花盛开的大好局面。九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经验,尤其集中体现于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并且对研究工作发挥了指导作用。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认真总结以往理论的创造、方法、道路、价值等,对于正确认识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和发展新世纪的史学,都是十分必要的工作。为此,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李根蟠教授等学者,分别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读毛泽东"古今中外法"札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理论创造的风格》、《开放与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等文章,提出了深入的思考和创新见解,以飨读者。     

导读

正本期刊发专题论文和学术评论13篇,讨论范围涉及史学史和历史理论,以及政治史、法律史、学术史和历史事件等诸多方面。史学史和历史理论方面的论文4篇。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进化论传入中国,中国近现代的"新史学"由此诞生。以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背景为切入点,《进化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诞生》考察了进化论的基本观念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密切关联,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模式在兴起过程中,不仅有着自身的发展     

艰辛与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贵金属纪念币展

正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钱币博物馆举办"艰辛与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贵金属纪念币展"。此次展览围绕"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八一南昌起义" "长征" "抗日战争" "新中国成立" "改革开放" "建设成就"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多个专题,     

张舜徽先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张舜徽先生早年治学,循着清人"由小学入经学"的学术路径,从经史考证出发,以经世致用为归宿。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在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他实事求是,在以阶级分析学说研究古文字、考证劳动人民史事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成绩,其经世致用思想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与历史科学的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中国历史都有重要论述,他们从理论和方法方面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更是与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一些学者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党派史学,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损害,提出回到傅斯年。而这既不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评价,也无助于推进中国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号出版发行

正经过近一年紧张筹备,在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周年之际,《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号顺利出版发行。创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举措。该刊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突出原创性、厚重性、系统性和思想性,重点刊发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等各领域优秀学术成果,特别欢迎具有深厚学术积累、不乏思想创见的专题研究成果。     

白寿彝先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先生很快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中,他在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爱国主义、重视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史研究以及对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方面的研究等方面,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白寿彝先生积极探索历史教学中的中国通史教学方法,既充实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教学内容,也为他日后的中国通史撰述创造了条件。他对史学史学科理论的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寿彝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学术成就,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史学理论研究》三十年: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的三十年

<正>2017年是《史学理论研究》(《史学理论》)创刊30周年。《史学理论研究》的30年,是与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同呼吸、共命运,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30年。透过《史学理论研究》30年刊发的文章,可以清晰地看到它30年发展轨迹的一条主线,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其主要内容是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指导地位,立足中国、借鉴国     

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学术关联——以新中国成立后张政烺的史学研究为中心

作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代表,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将唯物史观的指导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等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深层次探索。在其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透视出实事求是的治史风格。张政烺于新中国成立后在研究内容上的转变,折射出新历史考证学派在研究路径上由纯粹的探究史料考证,转为史观指导与史料考证两者并重。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不仅提升了新历史考证学者的理论素养,完善了他们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而且赋予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概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核心主题是揭示中国历史奥秘,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及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关系。它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结果,但具有本土的学术根脉与源流,是对晚清新史学的超越与扬弃。走向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脉络。它与中国革命史息息相关,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血脉相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紧紧相连,以"中国社会性质"为话语之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术形态,以"史论结合"为基本方法,表现为"历史"与"逻辑"的高度一致。它实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第一次让中国历史显示出其内在的规律性,前所未有地探讨、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极大地丰富、深化了历史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为中国史学引入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     

试析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料和历史考证方法的重视

20世纪30年代,经过中国社会史论战而迅速扩大影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着明显的教条化和公式化、轻视史料与考证的缺失。4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纠正,而且还从理论上论述了史料及考证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阐述了理论观点与材料方法间的辩证关系,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和学术研究的中国化。     

试论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首先,它在对诸多史学思潮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始终坚持着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时也发展了苏联史学的党性原则;其次,它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工具,史学工作者皆致力于阐释历史发生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根源,并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倾注了史家个人的情怀;再次,它秉承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和治史传统,在"论从史出"和"设馆修史"等方面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第三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五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征稿启事

正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努力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中国历史研究院联合浙江大学,将于2021年10月20—22日(暂定)在浙江杭州举办第三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五届历史学前沿论坛。现面向全国学界征集参会论文,欢迎广大学者踊跃投稿。本届论坛以"思想、思潮与社会变革"为主题,鼓励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史学理论创新、思想引领及其实践,中国史学思想与史学思潮,西方史学思想与史学思潮,历史上的思想变革与社会变革等相关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有意者请结合会议主题和自身研究领域撰文,于2021年10月8日前将论文word文档发送至lsxqylt@126.com,文件名和邮件主题标注为"作者名+论文题目"。来稿须为未公开发表的原创论文,文题自拟,字数控制在2.5万字以内,参照《历史研究》体例格式和注释规范,文末另页附作者信息(姓名、单位、职称职务、联     

尹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尹达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追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如对唯物史观作出的具有鲜明针对性的阐述,对历史研究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的阐述,以及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与历史科学的理论创造之关系的阐述,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