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在河湟地区设置的五亭

地方行政建置是国家行使职权和对地方实行有效统治,是地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汉代在河湟地区设置“五亭”.据《汉书·百官志》记载:一里有百家,有里魁,十里一亭,有亭长,十亭一乡,有三老,故亭是县以下的行政建置.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当时有亭29365个,说明亭的设置比较普遍.西汉时在河湟地区所设的亭与内地的亭有所不同,是为了防御外敌和实行邮传而在边疆地区所设的一种机构,是中央与郡国之间传送文书的驿站和驻军御敌的据点.有“征其因革,辨其地域,察其风土,知其要害”作用.据《青海省志·建置沿革志》记载:     

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里制度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对这段话最简单的演绎必然是:汉代县以下的地方行政组织是积里为亭,积亭为乡,积乡为县。但这样演绎要遇到一个困难,即汉制一里大约百户,层层累积,则每乡已有万户之众。而秦汉制度万户以上称为大县,显然与此演绎存在矛盾。然而自南北朝以     

东汉三国长沙临湘县的辖乡与分部——兼论县下分部的治理方式与县廷属吏构成

秦汉国家在地方统治中推行郡县制,而在县以下诉诸分部的治理手段。除由县(或郡)派出属吏驻于固有地域单元,形成诸如乡部、亭部等管理系统外,县廷事务的办理多采用在界内依方位派出直属吏巡行的模式。对县下分部,学界以往的认识停留在廷掾“监乡五部”的制度史层面,而固定片区简牍文献的密集发现,为解剖麻雀式观察县下治理场景提供可能。本文即依据出土汉、吴简牍对长沙郡首县临湘辖乡与分部情况进行的研究,先借助统计手段,考证东汉、三国临湘辖乡的数量和名称、乡部属吏的设置;继而考察县下方位部的划分：东汉临湘县置左、右(城中)、东、西、南、北(城外)六部,桑乡单为一部,以行监察诸务,部内大吏以劝农贼捕掾或邮亭掾为名,无固定治所,常以亭为“在所”;至三国,乡部及其属吏系统隐退,县内事务主要由县分部派出执役者办理;以嘉禾四年(235)八月为例,临湘侯国的辖乡组合为六部,各置劝农掾。在方位部执役之吏,服务于县的性质凸显,以往多被归于诸曹吏,实应属外部吏,与门下吏、诸曹吏构成分立的县廷属吏格局。     

汉代乡亭里研究概述

通常在论及汉代地方行政组织时总是以乡亭里为基础的,而又以里为最基层单位。《汉书》和《后汉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关于乡亭里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及设置结构问题,文献记载则有些阙疑,间或互相矛盾,导致中外学者争论不休,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世纪20—30年代,特别是近20年以来,随着西北地区敦煌、居延等地大批简牍的出土,将这一问题的讨论又推向新高潮。许多学者根据汉简资料,结合文献记载,重新对汉代乡亭里关系做了一番审视,得出了一些见解独特,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下面就研究状况略加阐述。最早对史书记载提出异议的是日本已故学者冈…     

汉代乡亭考

乡亭是汉代在全国诸县所设的地方行政机构,隶属於县。乡亭长官为亭长,由县直接任命而受县尉直接领导。乡亭一般每隔十里一设,同时以“民稠则减,稀则旷”的原则适当增减,这使得乡亭的分布不均。乡亭的职能以治安为主,同时还兼有行宿、民事、宣传等功能,特殊情况下,乡亭还蓄养牲畜,代邮传书。乡亭与乡属於性质不同、职能有异的两套独立系统。到晋代,由於弊病很多,亭制逐渐衰败废止。     

聚落与交通视阈下的秦汉亭制变迁

秦汉文献中的"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是真实存在的制度设计。亭的设置原则一是不能远离聚落,二是不能脱离交通。邮亭主要设置于京师与郡国、郡国与县邑的主要交通沿线,乡亭主要设置于聚落附近和郡国辖域的次级交通道路。乡亭、邮亭的辖区称"亭部",随着亭部人口的增长和耕垦的需要逐渐形成新的聚落,此即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和三国吴简中的"丘"。新的聚落称"丘"而不称"里",说明"丘"是按地域命名的,而非乡里行政组织。丘的形成既有邑居之民外迁的路径,更有移民在国家赋民草田、赋民丘地等安置政策下通过"占垦"而聚居的渠道。随着东汉地方管理体制的变动,亭部开始对辖域内散居的聚或丘行使乡部治权,出现亭部—丘的隶属关系。亭部退出历史舞台后,丘划归所在乡或另设乡统一管理,形成乡—里、乡—丘不同的管理体系。秦汉以来以联户为目的的乡里组织在聚与丘的浪潮下逐渐松动,聚落逐渐演变为地域单位,表明国家对丘的管理已经放弃了以"里"为基础的乡里编制和多重监管的传统。乡里行政编制虽然犹存,但广大乡村行政权力弱化的历程已经开始。     

关于汉代“亭”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汉代的亭可分为边疆亭与内郡亭两大类,内郡亭又可分为都市之亭与乡野之亭。亭有多种职能,但其基本职能是治安。根据分布地域的不同,亭的职能有所偏重。《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主要是针对乡野之亭做出的概述。前者强调亭舍间的距离,在社会实际中基本得到了体现;后者强调一乡之内亭部的分布密度,它往往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从统属关系看,亭长属于县的官吏编制,同时接受郡都尉的管辖。     

从汉简看汉代敦煌乡里设置

按《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置敦煌郡,继设敦煌、龙勒、效谷、渊泉、广至、冥安六县。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这是对敦煌行政、军事两大机构的简略记述,而县以下政府组织情况却无任何记载。敦煌汉简中有较多县以下乡、里建置的资料,弥补了行政系统基层组织设立的史实。从而使我们对敦煌从郡到县、从县到乡、从乡到里这一行政系统的组成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对研究敦煌史、边郡史有重大价值。     

南方六朝墓中出土文字杂识

“都乡” “都乡”一词,不见史诗,而六朝墓葬文字中却时有出现。如“湘州始安郡始安县都乡都唐里”、“南阳郡涅阳县都乡上文里”、“丹阳石城都乡”、“兰陵郡兰陵县都乡中都里”、“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等,可见都乡之制广存于当时。六朝时县以下设亭、乡、里,《晋书·职官志》和《通考》皆有载。按“都乡”之义同于乡乎?都,就城市言,初多指国都。《左传》庄二十八年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释名·释州国》曰:“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汉以后渐指一般城市,《华严经音义》释“都,城也。”是又有都会、都市之称。都乡,余以为即都市之乡。     

丰润县定慧寺调查记

丰润县定慧寺调查记刘苗苗一、历史沿革定慧寺俗名＂还源寺＂,位于河北省丰润县城西北２０里的西佑国寺乡东、西伯国寺村之间的一片高地上。寺的东面、北面接近山脚,西面、南面二百多米以外即是洼地,高差近十米,使定慧夺高高在上,位置突出。据《丰润县志》记载：＂县...     

《续汉书·百官志》所记“制度掾”小考

<正>考察东汉到三国县级政权的属吏设置与行政构造,最可依凭的文本是西晋司马彪所作《续汉书·百官志》(以下简称《续汉志》)"县令长"条。如同《续汉志》固有的撰述方式,本条亦包括叙述县、邑、道长官名称、员额、秩次的"正文",以及司马彪补充各官职职掌、沿革的"本注曰"~1。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并未对"正文"与"本注"作明晰区分,其疏失已为徐冲所指出。2重加整理,本条正文应作:属官,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侯国之相,     

简牍所见秦汉县属吏设置及演变

秦代县属吏的设置非常复杂,而且各自行政职责不很明确。张家山汉简显示汉初县下有秩吏有二百五十石到百廿石的秩级。汉初以降,县属吏的秩等进行了大调整,有秩固着于百石,数目也大大减少。从秦至汉,县属吏的设置体现出逐渐制度化、科层化的发展趋势。汉初县廷中存在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按制度辟署的属吏;另一部分是县令长自行招聘来的宾客,他们是县令长的私吏,公私吏的划分不很清晰。西汉中期以后,私吏消失,制度上明确了分曹执事,员吏明确分为纲纪、门下和诸曹掾史。但尹湾汉简中可以明确地看到编制之外的"赢员",这可能是汉初私吏的另一种存在形态。因此,在整个两汉时期,县廷中一直并存着公私不同的吏员。同时,秦汉县主官的亲近吏乃因人而异,当时不存在将"门下五吏"定为亲近吏的惯例。另外,汉代的因事设员也使得大部分县只设置了需要的属吏,在小县还有一身兼数职的现象。     

南阳汉代石刻墓

一墓的发现与发掘经过1956年4月南阳县城北七里园村群众在村南半里地势较高的地方打井时,在距地面约2米处发现古墓一座。南阳县人民委员会闻信后即电话通知该乡立即停止在该处打井,同时派文化馆干部前往了解情况,并责成乡人民委员会负责保护。同年十月河南省文化局协助南阳专署集训全专各县文物干部时,用了十天时间,将该墓残存部分加以清理。     

安岳、大足石窟中《柳本尊十炼图》比较

安岳与大足两县不仅地界相连,而且两县的石窟艺术在时代、内容、风格和形制上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同时又各有其特征。本文试就安岳与大足石窟中的《柳本尊十炼图》(以下简称《十炼图》),在石刻题记、题材、内容、艺术特征上作一初步的分析、比较,以就教于各位读者。 一、安岳与大足《十炼图》题记比较 安岳与大足石窟中的《十炼图》在十炼的内容和石刻题记序号上相一致,这为我们作对照比较提供了方便。现将安岳的石刻题记全文抄录,并与大足对校如下:     

河南密县打虎亭发现大型汉代壁画墓和画象石墓

1959年12月,密县打虎亭人民公社在修筑养猪场工程中,发现大型汉代壁画墓和画象石墓各一座.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得讯后,即派人协同郑州市文物陈列馆赴该地进行调查.现将情况报导如下.两墓皆为高约十余米的大冢,位于密县打虎亭村西约半里,从地面上看,两冢相连,东边的较小(图1),为了叙述方便,暂将西边大冢编为1号,东边小冢编为2号墓.第1号墓:冢高约15米,直径70米.墓室系由一中室、两     

隋汲郡临河县故城考

据《隋书·地理志》,汲郡统县八,临河即其一。关于隋汲郡临河县的建置沿革,《太平寰宇记》卷５７《澶州》云：“临河县,东六十五里,旧十二乡,今三乡。古东黎县也。魏孝昌年中分汲郡置黎阳郡,领县三：黎阳、东黎、顿丘,此即东黎也。……隋开皇五年,郡罢,置临河县...     

汉代的“亭”“市”陶文

在传世的汉代陶文中,常常可见到一种"某亭"、"某市"的戳记,如"菑亭"、"临亭"、"(幸夂皿)亭"、"南乡之市"、"荧市"、"东武市"、"曹市"、"代市"、"高市"等等;有的则只单印"亭"字、"市"字,或印"都市"二字。近年以来,在很多调查、发掘工作中,又发现许多带有同类戳记的陶器和陶片,如洛阳汉河南县城遗址所出印"河亭"与     

汉代社会编制的诸特征

顾亭林说:“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日知录》卷十三)从氏族制的变质存在于后世者而言,秦汉为一大关键。秦汉家族的性质,已不是古代的了,而是中国中古社会乡村自治体的特殊编制。这种乡村依于血缘的巩固结合,起源于秦汉的乡亭制。中国族谱学亦是由汉开始(严格之义)。潘光旦《中国家谱学略史》(承吴晗兄征得潘先生抄稿见赐)云: “汉代谱录……见于载籍者;有扬雄家谱,邓氏官谱,及颍川太守聊氏万姓谱。……外此赵歧有《三辅决录》,应劭有《氏族篇》,王符《潜夫论》中亦志及氏姓……然谱学作品,自不止此三数种”。     

汉代衡官考

正汉代有衡官,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和东汉灵帝时(168～189)的《西狭颂》、《郙阁颂》。关于衡官的职掌,《汉书·百官公卿表》并无详细记载。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里联系东汉的《耿勋碑》、《西狭颂》的记载指出~([1]):衡官亦兼管一部分铸钱事。汉武都太守耿勋碑云:"又开故道铜山,铸作钱器,兴利无极。"故李翕西狭颂,武都郡有衡官掾及衡官有秩。可以证明衡官在武都是专主铸钱事宜,仍沿用水衡都尉之衡官名称。此说颇为人所信。如裘锡圭先生在《啬夫初探》一文里认为"(陈)说似可从"~([2]),朱活先生在《居延简耿勋碑与东汉币制》一文里也说:"陈氏所释甚得其谛。唯误碑文‘铜官’为‘铜山’,此微疵耳。"~([3])其实,陈直先生的说法恐怕是有问题的。从上引那段话不难看出,他认为《西狭颂》里武都郡的"衡官",是《耿勋碑》里主管"开故道铜山,铸作钱器"的机构,故而提出     

苏轼与亭

亭在中国古时是公家的房舍,建在路旁,以便旅客投宿。秦汉时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十亭为一乡。如今园林中的亭,指有顶四边无墙的建筑物,与其原意不同。自古以来,许多名人都与亭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无数有趣的佳话。北宋大文豪苏武一生与亭的关系更为密切,他爱写亭、喜建亭,后人又乐于在他寄居驻足的地方建亭纪念他。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苏武爱写亭。苏武是一位多才多艺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诗词歌赋无所不精,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于散文号称“八大家”之一,对词首创豪放派,书法列宋代四大书法家之首,将文人画推向高峰。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