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后吴、淮南二地政区的调整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对吴、淮南两地政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整。在吴地,徙汝南王为江都王,辖东阳郡及原鄣郡的北部数县,将原鄣郡的其余地区和会稽郡合并为新的会稽郡。在淮南地区,徙庐江王为衡山王,割其东南部置为新的庐江郡,将原来江南的庐江、豫章二郡合并为新的豫章郡。这次政区调整既是中央集权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对东南地域政治地理格局的重构。     

清末奉天、锦州二府的县级政区格局及其边界形态

光绪末期,奉天内部的行政区划调整趋于频繁。奉天、锦州二府作为关东门户,是东北开发最成熟的地域单元。在陪都地位弱化、省制推行、地方基层治理、晚清通商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清末奉天、锦州二府的县级政区升级两例,新设府级政区两个,新设县级政区七个,裁撤县级政区一个,县制进一步扩展,新设政区的空间划分模式主要采取"县内分家"。总体上奉天、锦州两府的县级政区边界呈现出较强的历史继承性,边界变动主要源于析置新县,"山川形便"与柳条边的走向是影响边界形态的主要因素。此外,局部存有的少许犬牙之地也使边界格局增添了些许复杂性,影响了政区空间的生成过程与结构。基于编绘《清史地图集·奉天图》的经验,复原宣统三年奉天、锦州两府县级政区边界的空间形态,有助于完善关于县制政区结构体系的认识。     

西汉广汉郡置年考辨——兼谈犍为郡置年

以往学界根据《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将广汉郡置年定于高帝六年(前201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透露出吕后初年不存在广汉郡。通过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关史事的考辨,可以将广汉郡的置年限定在武帝元光三年(前133年),与犍为郡的设置时间相当。广汉郡与犍为郡是武帝为适应唐蒙开南夷之新形势,全面调整巴蜀地区郡级政区的产物。明确广汉郡、犍为郡置年,可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汉书·地理志》注记西汉初年郡国建置沿革之可靠性。     

肩水金关汉简所见“太常郡”初探

肩水金关汉简涉及到了西汉太常郡,太常本为职官官名,吕后六年(前182年)长陵置县即为太常所辖,后陵县既多,渐为郡级政区,直至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不再领县。虽然此郡未能与西汉时期相始终,但已具备郡级政区的基本功能,且有边界和实土,是西汉时期的特殊政区。     

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政区地理的几个问题

唐人墓志一定程度上能够从地下石刻资料角度反映唐代诸道、州(郡)、府、县各级政区发展演变的一般轨迹;其次唐人科举及第后,在县、州(郡)、府的任职地理空间变动性、跳跃性大,其墓志在叙述志主生前任职仕历时客观上保留了当时不少政区的第一手资料。第三,唐代政区几经调整和变迁,一些州县置废不定,为期短暂,但在墓志中却往往留下记录;第四,墓志中的所涉政区记述大多为志主任职仕宦之地,具有"亲历性"特点,是最接近政区"当时进行时"的一手数据,殊为珍贵,部分唐人墓志还提供了政区设置的背景情况;第五,某些唐人墓志可以用来校勘、补正史籍地理志部分的残缺讹误,有证史补史作用。唐人墓志的上述价值为深化唐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新契机。     

《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与西夏政区刍议

西夏政区研究是西夏学和中国行政区划史研究中十分薄弱的环节。本文通过对《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的解读,基本廓清了西夏中后期的政区状况:五府、十州、两郡、九县、二十六城寨、五军、十七监军司,并纠正了汉文史籍对西夏政区记载的不足。指出西夏并非严格地遵循中原政区中的层级关系,而是有其灵活的从属原则。此外就西夏一些政区的边界和西夏政区的特点进行了讨论。     

前凉行政地理区划初探(凉州)

前凉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由张轨以河西之地为主建立的一个区域性政权.西汉时,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武帝以其故地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河西四郡.昭帝时打败西羌置金城郡,合称河西五郡.东汉增置西平、西海、西郡.晋惠帝又置狄道郡.加上陇西、南安共十郡之地.前凉的政区主要是在这十郡的基础上进行分割与增设,对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各政权及北魏、北周的河西陇右政区划分有着很大的影响.由于《晋书·地理志》不载前凉政区,《魏书·地形志》又过于疏阔,使我们难以窥其大概.清洪亮吉作《十六国     

晋临淮、淮陵二郡考

沈约在《宋书·州郡志》中写道:“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沈约这段话,也符合有晋一代特别是整个东晋的政区地理状况.晋临淮、淮陵二郡,自“永嘉之乱”后,更由于处于南北双方长期争战的前沿,而成为建置方面最典型的“未易精悉”的部分.加之资料缺乏,所以,有关旧志对这时期政区沿革的记载,     

东晋南朝山阳、淮阳二郡侨实问题考辨

东晋义熙土断中,置有山阳、淮阳二郡,南朝相沿,学界往往将此二郡视为侨郡。山阳、淮阳为郡国之名是在汉代,西晋分别改为高平郡、陈郡。在东晋置山阳、淮阳二郡前,此二地已有山阳、淮阳之名。根据东晋侨郡用名之例和《宋书·州郡志》记载新置侨郡、实郡之例,山阳、淮阳二郡并非侨置。由山阳、淮阳二郡设置的历史、地理因素以及领县等情况来看,此二郡与土断中侨郡的设置情况不尽相符。山阳、淮阳二郡并非取旧土之名,在西晋没有相对的原郡,虽土断中所立,并不是侨郡。     

羊渠、南浦县建置沿革考——兼及魏晋“峡中”武陵郡

重新分析古代、现代文献的记述,并对照地理环境进行考辨,可以确定: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刘备置羊渠县,蜀建兴八年(230年)改为南浦县;晋初由吴复置羊渠县,平吴后又省羊渠县;东晋南浦县一度变为南浦侨县.梁朝时,因少数民族脱离统治,南浦县废.一些学者以封爵补政区,以证明梁时有南浦县,在方法和结果上都是不可靠的.羊渠县、南浦侨县治今万州区长滩镇.自蜀汉至梁朝,今重庆万州区长江两岸不曾属于南浦县,南浦县治不可能在万州区长江两岸某处,而只能在今湖北利川市南坪.魏晋“峡中”武陵郡,以南浦县为郡治,曾领有南浦、羊渠、黔阳、黾阳、迁陵、酉阳六县.     

西汉存在“太常郡”吗?——西汉政区研究视野下与太常相关的几个问题

西汉时代的太常因一度管辖陵邑而兼具民政的职能,以往学界认为太常已具备行政区划的某些特征.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重新解读,集中探讨西汉政区研究领域中,与“太常”相关的三个问题,指出西汉并不存在“太常郡”的称谓;太常管辖陵邑始于高帝时期,长陵邑的设置约在高帝九年;西汉的太常既不具有明确的辖域,也不具有管理地方政务的完备官员建制,只是一个具有部分民政职能的中央官署,不应视为郡级政区而加以讨论.     

西汉至六朝时期丹阳郡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

丹阳郡在西汉至六朝之间的历史时期,逐步成为南方区域发展的中心地区。本文分两汉、六朝两个时期,从郡治迁移、辖县分布、郡县析置、户口增减、侨州郡县分布与设置等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基本釐清了丹阳郡的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的主要情况。研究表明:(1)自汉武帝时改置丹阳郡以来,郡治先徙宛陵、东汉末年再迁建业,从此历六朝不改,丹阳郡成为六朝时期的"京邑首郡";(2)六朝时期是丹阳郡区域发展的重要时期,辖区变动也最为剧烈;一方面,人口增多,新县、新郡的析置频繁,辖区面积逐步缩小;另一方面,北方侨民的两次大规模南迁,特别是东晋南朝以降,辖区内增置大量的侨州(郡、县),进一步促进了本区的区域开发与繁荣,丹阳郡的区域中心地位也进一步增强。     

古揭阳的设立、淹没及对后世的影响

秦始皇在平定南方之后,于三十三年（前214年）在今粤东的潮汕、梅县、大埔及闽西的龙溪、漳浦一带设立戌守区,定名为揭阳县,隶属南海郡,由秦历两汉、三国、西晋、东晋前期均不变,史称古揭阳县。直至东晋义熙九年（413年）才分古揭阳县地别立绥安（今福建漳浦）、海宁（今福建龙溪）、海阳（今潮安、饶平、榕城、揭东、揭西、澄海）、潮阳（今潮阳、潮南、惠来、普宁）、义招（今梅县、大埔）五个新县,隶属新设立的义安郡．古揭阳县至此淹没。     

“随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二)

正"犬牙交错"划界原则所强调的是界限选择不一定与山川形势完全一致,这一原则下山川之险融入区域之内,不仅形成政区之间互相牵制的地理形势,且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割据者拥险自守的屏障。"犬牙交错"确定行政区界限的目的在于将天险消融在同一行政区内,且利用地理单元之间的空间关系制约天下,抑制割据。隋代江都郡就是如此,江都郡位于今扬州,自隋代修通大运河之后,扬州作为运河、长江码头,在军事地理与区位特征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为了防止地方官员     

北魏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崩溃与重建——以迁洛时的司州建置为中心

北魏平城时代,孝文帝改革州郡体制、"分置州郡",在此大势中,河南地区由州镇复合型政区转变为州郡型政区,进而形成以黄河为轴心、诸州并立的政治地理格局。然而,突发性的迁洛事件,成为改变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开端。但是司州政区规划要晚于司州的设置,故而迟至太和十八年(494年)二月,以司州为中心重构河南州郡结构的变革,才真正开启。在"罢州立郡"模式下,怀、泰等州并入司州,太和中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至此基本消失,取而代之以司州都督区、豫州都督区格局。翌年,二都督区格局随着豫州刺史元幹的离任而崩析,豫州"省州置郡"并入司州,司州建置进程进入第三阶段。至此,由迁洛引发的司州建置进程完成,河南诸州政区变局亦随之终结。司州政区的成立及其展开,建立在孝文帝州郡改革而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之上,其对后者颠覆性的重构,在北魏地方行政史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地理意义。     

晚清奉天东部县级政区界线变动

边界是行政区划的基本要素之一.光绪、宣统年间,奉天东部的行政区划经历了较大调整,县级政区的边界也随之产生变动.在勘定奉天东部县级政区界线时,官员基本遵循了山川形便的原则.同时,柳条边、土地开发程度、边疆局势等因素也对县界走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具有地域特色.奉天东部县级政区界线划定的结果,既反映了官员在设置政区时的一般考虑...     

《三国志·明帝纪》“为汝阴郡”校勘平议——兼谈曹魏汝阴郡的辖县名目

《三国志·明帝纪》“为汝阴郡”中的“为”字属于衍文性质,“汝阴郡”乃宋县的上属郡。曹魏时期新置的汝阴郡由汝南郡析置,辖域范围以汝南郡东南部颍水流域为中心,同时兼取汝水下游部分区域。这样的区划不仅在地域上易于分割,同时也体现了魏晋之间政区的连续性。汝阴郡拥有汝南郡东南部除城父、山桑县外的全部辖境,至少领有十四个县级政区。     

区域视野下的明清川黔边界博弈——以"遵义调龙安"为中心

川黔两省在边界地区存在大量疆界错壤,加之边境地带的管辖权十分模糊,历来难治.明清时期鉴于时局的变化以及稳定地方政治的需要,朝廷对川黔两省交界地带重新勘定,明晰其边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雍正年间的"遵义调龙安"1."遵义调龙安"表面上看是简单的政区调整与两地归属权的变换,其本质则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博弈,是中央欲通过对地方政治空间的再塑造,从而达到维护川黔两省政治经济均衡及巩固西南边疆之目的.     

明清时期广东五邑地区政区变迁研究

广东五邑地区以潭江流域为中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该地的政区边界却打破了自然山川的界限。从明代到清初顺治年间,为了应对以民变为首的地方政治危机,朝廷先后在潭江流域设置了恩平、新宁、开平三县。这些县级政区的边界大致与潭江流域的地理分界线重合,地理单元的独立性开始作用于政区划界中。清代雍乾年间,形成了新会、鹤山、新宁、开平、恩平五县分治潭江流域的格局。同时,随着新会县核心政区地位的巩固,流域内各县整合为一个统县政区的倾向开始加强,为后世潭江流域的政区整合奠定基础。明清时期潭江流域的政区变迁体现了地理环境和地方政治局势在政区格局形成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     

民国时期南京特别市行政区域划界研究

幅员和边界是政区的基本要素。城市型政区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区类型,肇始于民国时期,是从原地域型政区中切块设置而来。在设市之初,并没有现成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因此市的范围到底应该划多大就成为新设之市府与原地域型政区(即其划离之母体)之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考察南京特别市行政区域边界的划定过程,展示了城市型政区幅员划定过程中的各种冲突以及在中国近代市制完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