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役制度变迁视域下的唐后期乡村社会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治理关系密切。唐代是赋役制度的重要转折时期,唐后期赋役制度变迁亦开启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调整。对此,学术界已经在乡官到乡役的变化以及两税法与乡村制形成上取得了诸多成果。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论略

正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权力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是理解乡村社会运转模式的关键性环节。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乡村及乡村社会?二是如何理解权力及权力体系?先谈第一个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乡村,往往是与城市相对的,是在唐中期真正意义上"城乡分离"后才出现的概念。之前有唐前期的"村坊分治",还可以追溯到其源头:商周时期的"国野分治"。在从"国野分治"到"村坊分治"的2000多年中尽管有社会阶段的更替和朝代变迁,     

第三届中国世界城市史论坛综述

<正>2014年8月29日至31日,由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和英国莱斯特大学城市史中心主办,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编辑部承办,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协办的第三届中国世界城市史论坛在杭州召开,来自海内外三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届研讨会共收到论文近四十篇,以"城市化语境下的城市与乡村"为主题,集中探讨了城市化和城市史理论、帝国城市与殖民城市、乡村市镇、郊区蔓延与扩张、城市贫困、住房     

里坊制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以墓志为主要材料,复原了北魏至唐代"坊"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并对坊在城市中的分布进行了分析,认为坊成为当时城市中的一种规划和管理单元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与以往一些观念不同,仅就墓志材料而言,唐代地方城市中的坊在空间分布上并不完全集中于城墙之内,也存在城墙之外的坊,而且其普及的时间很可能要在唐代中期之后。结合文献材料,由于无论是在行政管理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里的作用和影响要远远大于坊,因此即使存在"坊市制"的话,那么更准确的称呼应当是"里市制"。     

试说乡村社会与中国佛教寺院和僧人的互相影响

中国古代的乡村寺院之社会作用有别于那些在城市或"名山"中的寺院。鉴于在古代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乡村民众的信仰成了宗教在社会存在的基础,所以乡村寺院对佛教的社会作用至关重要。这些乡村寺院和当地社会互相影响,寺院作为地方民众的重要公共场所,促进了农村的文化经济、习俗信仰和慈善事业,地方社会则影响寺院的僧人和信众之素质、宗教形态,甚至寺院建筑。     

基于城市日常体系理念的农家乐旅游空间功能结构提升研究——以蓝田县为例

随着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需求的增长,具有独特空间结构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文章从城市日常体系原理出发,提出城乡结合部"城市-乡村旅游空间"的建构成为乡村旅游结构的核心。在分析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和空间布局规律的基础上,以乡村旅游的主要形式-农家乐旅游为对象,提出了基于"城市日常体系"理念的农家乐旅游空间功能结构及相应的六种农家乐旅游业态模式,并将其应用于蓝田县农家乐旅游提升发展的具体规划中,为我国城市郊区农家乐旅游规划及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唐代前期“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与国家治理

<正>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是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法律制度安排。在中国古代财政史上,唐代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唐代前期实行的"统收统支"体制,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法制规范相当齐备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唐代后期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体制,则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地方财政收支挂钩,成为真正意义的一级财政主体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唐代前后期实行的不同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也不同。     

“劣绅官僚化”:民国初年的乡村政治

由于近代社会的震荡与脱节,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的"乡绅自治化"的良性状态难以为继。在民初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政治在"官僚化"的同时,逐渐"劣绅化"。民国初年乡村政治"劣绅官僚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在乡村政治建设中忽视"本土自治资源";另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乡村教育危机造成在乡绅士的"劣质化"。     

刘知几的易学与史学

作为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同样也非常重视对《周易》与易学的取鉴。他将唐代易学家推崇的"变易"、"不易"、"简易"之道应用于相关的史学批评,在其史学发展观、史学叙事理论以及对"史法"、"史义"的辨正里,都可见刘氏对易学理念与思维的融汇贯通。这不仅体现着中国古代史家易、史互通的传统在唐代的延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易学的发展状况。     

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士族存在形态和士族政治 ,是研究中国中古时代的根本性问题。唐代中期到宋代国家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 ,是随着士族社会的瓦解而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 ,根源于士族在乡而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唐朝国家取得文化主导权 ,以及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 ,促成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 ,逐渐远离乡村 ,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 ,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     

浩瀚东湖·武汉明珠

武汉,一座得水独厚的城市。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其最大的支流汉水在此相汇,城区由隔江鼎立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部分组成,通称武汉三镇。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使这座中国腹地的特大中心城市自古有着"江城"的美誉。在悠久历史的"江城"之中,在"百湖城市"的美名之下,长江之南,武昌之东,一颗璀璨的明珠——东湖镶嵌于密密如织的水网之中,婷婷而立,熠熠生辉,成为众多"湖泊姐妹"的翘楚,更冠有"中国最大城中湖"的名号。同时,这里还是当代伟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除中南海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史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正2018年9月10—12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史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海内外32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3位专家学者围绕"礼法、士人与生活""医疗卫生与生活""性别与生活""移民与地方社会生活""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水的生活与制度""制度与生活的多样性"等多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常建华指出,"生活与制度"的概念,旨在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提出新的挑战,     

唐代长安的土豪们

正唐代是我国皇权社会的繁荣时期,在长达三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唐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积累了丰硕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尤其是唐代重视工商业贸易,始终奉行包容开放的国策,当时沿丝绸之路来华的"胡商"遍布全国各地。中国民间的富商土豪也为数不少。本文据唐代笔记的有关记录,讲述唐代长安土豪的逸事。一、裴明礼与罗会唐代长安是当时国际性的大都会,常住加流动人口达100多万。这么多人的吃喝拉     

五里村集体记忆口述采集编纂的样本实践

正乡村田园是中国人情感的港湾与归属,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美丽乡村规划建设的大力推进,原先的农村发生了巨大变迁,一些富有历史文化气息的村落渐行消逝,甚至整体拆迁全部消失,原先的村民融入城市的社区生活,村落聚居时的熟人社会已彻底消解,因此挖掘、抢救、记录、保存淹没在岁月中的乡村记忆,记录"三农"工作发展历程,已经成为文明交替之际的重要工作。2017年11月,江苏省档案馆在全省部署"百村万户"口述史采集,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原五里村成为全省乡村口述史采集标本村,     

“醉美遵义·康养桐梓”

正桐梓是贵州最美北大门,与直辖市重庆接壤,距贵阳180公里、重庆160公里,是黔北对接重庆的"桥头堡"。境内有黔渝铁路、210国道、兰海高速公路、黔渝快铁、正习高速5条交通大动脉,是川渝南下和云贵北上的重要通道,素有"川黔锁钥""黔北门户"之称。这里是"圣地娄山、诗意夜郎、凉爽桐梓",是休闲纳凉、避暑养生的理想之地,是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乡村旅游观测点,是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是中国方竹笋之乡,是全国法治先进县,是中国楹联文化城市。     

跨越时代的“三农”对话——评王先明的《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

《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一书以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宏大的历史视野,首次系统地考察了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问题的百年学术论争,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提炼出了不同时代各个学术流派、政治势力围绕乡村问题交锋的主题,梳理、总结了中国乡村发展理论论争的历史进程和走向,与当前的"新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与映照,不仅对于了解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问题的争论主题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对于当今的新农村建设,解决现实的"三农"问题等,也有直接参考价值;不仅是20世纪以来乡村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上乘佳作,同时具有乡村问题工具书的性质。     

书讯

正回到土地(当代批评)俞孔坚著,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3月出版,定价:48元。中国正处于重建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面对着因能源短缺与生态环境恶化而带来的生存危机,全球化和社会文化转型中的民族身份危机和与之伴随的草根信仰危机,俞孔坚分别从城市、田园和遗产三个层面论述他的景观理想"回到土地",并提出了引起热议的"反规划"理论,提倡"白话的城市与白话的景观",强调"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并对所谓"新农村"建设保持警惕,认为有可能破坏农村     

从乡村到城市：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转向

随着我国城市化飞速发展,民俗学研究也需要从聚焦乡村向关注城市做适当的调整。相较于乡村研究,在城市进行研究不仅需要调整操作方法,问题意识与研究视角也需进行相应改变:一方面,城市研究需要从城市的特征出发,充分发挥城市资源优势;另一方面,结合城市"民"的特点和新时期民俗学的研究任务,我们需要从注重底层转向注重身边的"我群",从注重血缘和地缘转向注重趣缘,并运用个人生活史和"考现学"的方法来关注当下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这样的调整,希望能给当下充满学科危机的中国民俗学带来新鲜的气息、赋予新的能量,从而开拓学术视野,迈向现代民俗学。     

浅论唐代景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景教作为基督教的的分支,真实面貌长期以来一直不为人所知。唐代景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存在各种问题,造成相当长一段时间唐代景教文献"出土在国内、研究在国外"的局面。因此,中国的语言学工作者必须重视对唐代景教文献的整理,特别是抓住《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新近出土的契机,取得景教研究的中心地位。     

乡村公共空间的变迁与民众生活秩序的建构——以豫西李村宗族、庙会与乡村基督教的互动为例

公共空间,主要是从哈贝马斯而来的一个学术概念,而对中国公共空间的研究尚有开拓之余地。公共空间,从内涵上讲,可分为物质的、可见的、有形空间和不可见的、无形的、社会与心理空间。谈论中国的公共空间,必须区分城市与乡村。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界定与研究,已有不少成果。而关于中国乡村公共空间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