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太仓州的设置

太仓在元初海上漕运时代成为重镇。明初因镇设卫,卫所兼理卫事及周遭民政。明中叶,太仓卫出现军强民弱、兵丁入寇贩盐等弊端,在赋役改革艰难、沿海防卫吃紧的情势下,太仓由卫建州,相关州县也免除欠粮,缓解了困境。此后由于州卫并存共治,军民杂居,利益抵触,军政关系仍趋紧张,又因太仓州、昆山县税则龃龉,昆山县以州大县小、州不利县为理由,在正德、嘉靖海氛不平的形势下兴起"废州"案。在州、卫、县的利益博弈以及官员对决的过程中,朝廷的态度由暧昧渐趋明朗,最终存州复道。在从卫所到州县的转变中,既体现了特定的地域特质,又反映了明代国家在地方行政体制上的转变态势。     

明代募兵制发展中的卫所舍余

召募卫所舍余是明代募集兵员的途径之一。明初舍余在卫所制的组织内拥有相对的自由空间,其中一些人为了获取世袭武职和报酬,具有从军的意愿,这是募兵制能够在具有身份强制性的卫所体系中得以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召募卫所舍余随着土木之变后大规模募兵制的展开,九边、京师等地皆有施行,与抽选并行。召募舍余补充正军和顶种军屯起到缓解卫所制废弛的作用。然而随着政府加强对舍余的控制,该群体在卫所组织内的自由空间缩小,人身束缚趋于强化,不再具有应募的自由身份,其兵役在弘治以后逐渐以抽选为主。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浅铺研究

浅铺是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水利设置与河工组织之一,其主要功能在于疏通运河淤浅,保持运道畅通。历经明清社会之发展,浅铺、浅夫经历了从"铺"到"堡"、由"征发"到"雇募"的过程,这既是漕运制度的革变之需,也是区域社会的应时之变。对区域社会而言,浅铺同时具有两种性质,一种是解决运河淤浅的空间设置,其存在与区域聚落的成长密切相关;另一种是由浅夫组成的"群体"组织,其来源与管理是区域社群生存状况的真实反映。     

《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研究》评介

<正>明代卫所制度不仅是维护王朝国家安全的军事控制体制,也由于长期远距离的移民屯守及军户管理模式,极大改变了卫所所在地的人群结构、文化风俗、聚落形态、生活周期乃至基层治理模式,深刻塑造了诸多区域的社会面貌。正因为如此,卫所制度与地方社会的研究,成为学界经久不衰的议题。吴才茂教授《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旨在追索贵州何以形成的基本问题,循着“明代卫所制度可能是解开贵州地域社会形成钥匙”的思路,对“明初贵州边疆形势与卫所设置”“卫所变革与贵州政区格局的演进及形成”“卫所城址的筑建、演变与贵州城镇的形成”“卫学教育与贵州文化区域的初步形成”“卫所官军的籍贯及其对贵州民族分布的影响”“卫所武官后裔的身份变迁与村落形成”“卫所卫军后裔的身份坚守与‘屯堡’的形成”七个专题展开论述。该书层次分明、图文并茂、论据翔实、富有创见。     

明代永宁政区浅议

明代的实土卫所,被视为与府、直隶州、土司同等并列的行政区划单位,府州境内的卫所,则被视为非实土卫所、准实土卫所。四川永宁地区卫所、土司、州县的疆界分野状况,展示出另外的状态:位于永宁宣抚司境内、与宣抚司同城的永宁卫,拥有独立的行政辖区,虽不管领境内土民,仍可视为实土卫;以往被视为纯粹实土卫所的赤水卫、普市所,政区形态与永宁卫相同,皆可视为永宁宣抚司辖境内的卫所。由此,明代军事政区系统并非与行政系统泾渭分明,实土卫所可以存在于府州土司境内,与传统政区既并立又重合,是为"准实土"卫所的典型。《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在贵州境内的赤水卫、普市所,以标在四川永宁宣抚司境内为宜,准实土卫所的概念或可据此进一步完善。     

西周时期“里”的性质

西周时期的里,并非居民的基层地域组织单位。里在西周时期主要具有两个涵义:一是指一定面积的土地;一是作距离与长度单位。里之本义指一块较大面积的土地。西周时期的里君为周王朝管理土地的官吏的统称,而非基层居民组织单位里的长官的专称。作为基层地域组织的里,到春秋时期才正式出现。     

明洪武年间湖南卫所设置的时空特征

明初,在湖南地区设立的卫所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属性复杂,具有其独特的时空特征。从时间上看,湖南卫所的设置集中在洪武前期和洪武后期;从空间上看,湖广西南部、湘西北、湖南南部等不同区域因各自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分布差异而表现出相应的空间特征。此外,从卫所分布的空间特征加以把握,可将明代湖南卫所划分为腹地卫所和边地卫所两大类型。在边地卫所中,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交通型、控御土司型、防瑶型卫所。     

从“军七民三”到“军三民七”和“官三民七”:明代广东的筑城运动

明代以前,广东与华南其他省份一样,大多无城,筑城率仅38.6%。经明初军民努力,筑城率提高到66%,明中期"凡县无城者悉令筑之"政策出台,筑城率达到95.7%,至明代后期,更高达100%。明初,广东筑城,主要由卫所军士负责,卫所指挥和千户主导。尤其许多府州县城与卫所同在一座城内,卫所更在城池营建方面占主导地位。不久,城池修筑,渐为军民合作,尤其卫所与府州县治同城的城池,更是军民合作、府卫或县所分修。最初,卫所官军负担的比重较高,军民分担比例为"军七民三";明代中期以后,地方开发,经济发展,地方社会对公共事务,尤其公共工程如城池修筑,在经费、工料和劳力方面,负担比例加大,遂有"军三民七"惯行事例,甚至出现"官三民七"比例分摊的官民合作模式。乡绅在其中扮演了主导角色。     

明靖边营城周规模考

明靖边营城,今位于陕西靖边县新城乡新城村。其城周规模,志多有载。康熙《延绥镇志》卷1《地理志》云:“靖边营……成化十一年,余子俊改置靖边营,撤保安兵守之,城设在平原,系极冲上地。周围凡八里,楼铺二十九座。”嘉庆《延安府志》卷13《建置考二》云:“靖边营城池,明景泰四年巡抚陆矩改筑新城,周围凡八里,楼铺二十九座。”光绪《靖边县志》卷1《建置志·城池》云:“靖边营城……本靖边卫所,城跨半山,周围凡八里计七百六十三丈二尺……”。艾冲先生《明代陕西四镇长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认为“靖边营堡……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     

清前期贵州裁撤卫所后的屯田处置

自顺治十八年(1661年)底始,清政府陆续对贵州地区的卫所进行"州县化"裁撤归并。贵州卫所的裁撤,一方面促使军事卫所向地方府、州、县行政合流,从而影响了清代贵州行政区划的改制与重建;另一方面又涉及地方社会的诸多变动。在此过程中,屯田迁改、屯赋划一等问题的处置最为关键,体现出明清卫所民化问题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本文重点探讨清代贵州卫所裁撤后的屯田处置问题,并对卫所屯田的赋额变动、屯田买卖以及国家应对等相关问题进行论述。随着清代卫所屯田归并于州县,原本高额的屯赋却未能随着军田民地化的过程与地方州县赋税实现均等划一,屯赋数倍于民田科则的局面一直有所残存,屯田与民田、屯地与民地之间的差异引发的屯赋征收不合理成为困扰官民的一大难题。伴随着屯田买卖的出现与发展,虽然国家严厉禁止私下典售,但军屯土地私有逐步得到法律认可,屯田的真正"民化"之势已不可遏制。     

明代中央政府开发贵州的最大动作——洪武年间创设卫所屯堡与贵州建省

正所谓"卫所",《明史·兵志》说:"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大率5600人为卫,1200人为千户所。所设总旗2,小旗10,大小联比以成军。……其军皆世籍,此其大略也。"据民国《安平县志》卷五:"屯堡(人),即明洪武时之屯军。"故"屯堡"之名似为"屯军"与"堡兵"各取一字的简     

卫所志初探

卫所志作为一方综合性的志书 ,其修撰是与府州县作为对等的地理单位进行的 ,其内容反映了一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综合性的情况 ,因而也证实了顾诚先生提出的“明代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存在的”这一观点。现存的 31种卫所志 ,大多数为该地区最早的志书 ,其关于卫所早期建置、卫所在清初的改制以及卫所设置地区的变迁历史等方面均有着详细的描述 ,为我们研究卫所制以及有关地区的历史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材料。     

明代镇戍营兵中的基层武官

明代镇戍营兵中数量庞大的基层武官,按职能可分为中军、千总、把总等管营官与操守、防守、守堡等守土官两类。官职由督抚等从宜设置,人选由督抚等自行委用,是这些武官的基本特征。这种管理体制使中央集权与地方分寄在武官管理层面取得一定的平衡,并可发挥搜罗、储备军事人才的积极作用。基层武官的选任称为"镇巡会选",其人选来源最初限于卫所世职,兼及武举,嘉靖中叶以后发展为多途并用,日渐冗杂。其中,行伍出身的基层武官不在军政考选的范围之内,成为武官管理的一大漏洞,产生诸多消极影响。镇戍营兵基层武官管理的积弊,是明季军事失败的重要因素。     

在免差与应役之间:明清南岭山地瑶长瑶目制之缘起及其运作北大核心CSSCI

岁月如梭,转眼间,笔者在以湖南江永县为中心的南岭山地从事田野及研究工作已整整十年。无论是探讨瑶人在卫所和州县体制里"两相报纳",还是寻觅阳山杀手如何在地化的蛛丝马迹,均不得不面对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就是曾在该县西南境扶灵、古调、清溪、勾蓝等"熟瑶"村落实施并贯穿数百年的瑶长瑶目制。种种迹象表明,瑶长瑶目制既不同于广西、云贵等地广泛存在的土司制度,也与粤北地区排瑶组织有所差异。     

清初福建军费困境下的卫所裁撤

卫所变革指清代对明代遗留卫所的处置办法和过程,裁撤卫所是变革中的重要环节。以往的研究侧重于从中央的角度梳理整体卫所建制的裁撤过程,忽略了区域卫所的差异性和时代的特殊性。通过对清初福建卫所变革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福建都司、卫所职能的变化及其裁撤结果基本遵循中央的相关规定,但由于清、郑战争而具有特殊性,持久的战争导致中央和福建地方在经费等问题上的分歧加剧,裁撤福建卫所是双方试图消解分歧所采取的一种措施。     

明代军民指挥使司建置标准考论

军民指挥使司是明代创制的兼管军民的特殊行政建置,而其建置标准学界认知多有不同。本文认为民户是军民指挥使司建立的关键要素,并利用大量的明代文献材料,证实了军民指挥使司直接或间接的辖有相当数量的编户齐民。而集中分布在北边一线的实土卫所并未建立起军民共管的军民卫所体制,进一步印证了民户对军民指挥使司建立的重要意义。这决定了军民指挥使司具有"军"与"民"的两面性特征,游走于都司与布政司两套管理系统之间。     

明初交趾都司卫所建置研究

明初平定安南,设置交趾布、按、都三司。历来有关交趾都司卫所置废的记载纷繁复杂,设置区域模糊不清。通过梳理发现,初置卫所,皆在与广西近便的交通沿线要地,意在扼守咽喉和巩固后防;中期调整,加强了叛乱频发地区的控制及保障水陆运输线安全;后期由于兵员不足,卫所控制力度逐渐下降,又因地理形势等原因,当民变迭起时,卫所防御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其实际功效。本文试图在动态复原卫所建置过程中,考察其建置前后的变化和作用,探究地区局势发展对于卫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闾左”新证——以秦汉基层社会结构为中心

从秦汉里制和基层社会结构入手,古今学者对闾左含义的种种分歧可以涣然冰释。闾本是基层居民组织,后指里门,闾左即里门左侧。里的设置和居民分布有严格规定,街巷墙垣、道路林木、里门数量依制而定;里民则根据身份等级,各有相应居住区,五家为伍,比邻而居,相互监督。闾左是浮浪人群居住区,其来源复杂,既非贱民,亦非破产流亡人员,使之居于闾左,是秦统一之后基层社会秩序化的体现。"发闾左"则体现了秦朝徭役制度的严肃性,不能简单地看做秦政残暴的证据。     

个性内敛的精致小城——太仓

正说实在的,与周边同样是县级市的昆山、张家港、常熟相比,太仓的知名度并不高。但太仓人似乎并不怎么在意,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或网络,你很少会看到太仓做的形象广告,太仓也很少举办以树形象为目的的活动。过去外地人知道太仓,不少是因为太仓肉松。在物资短缺年代肉松是稀罕而金贵的,现如今肉松早已是稀松平常之物了,知道太仓肉松是肉松界鼻祖的人也并不多,所以在跟外地人介绍太仓时,我常会这样说:"太仓与上海、昆山、常熟毗邻,     

明代辽阳东宁卫——以新出土的东宁卫指挥使官印为例

东宁卫是明代辽东都司下辖的重要卫所之一。因其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其军户人口的生活方式,又有别于其他各卫。"东宁卫指挥使司之印"是辽东都司所属25个卫当中,第一个出土的"卫指挥使"一级的官印,文物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