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

宋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苗书梅宋代官员的寄禄官阶分为文、武两大类,虽然有些武阶官可以担任州县差遣,高级文臣如范仲淹等也可以担任统兵帅臣,但两大官阶系统是不能轻易互换的,其铨选机构有严格区分,其来源也各不相同。宋代武臣的主要来源有荫补、武举、吏职流外入仕、...     

明代镇戍营兵中的基层武官

明代镇戍营兵中数量庞大的基层武官,按职能可分为中军、千总、把总等管营官与操守、防守、守堡等守土官两类。官职由督抚等从宜设置,人选由督抚等自行委用,是这些武官的基本特征。这种管理体制使中央集权与地方分寄在武官管理层面取得一定的平衡,并可发挥搜罗、储备军事人才的积极作用。基层武官的选任称为"镇巡会选",其人选来源最初限于卫所世职,兼及武举,嘉靖中叶以后发展为多途并用,日渐冗杂。其中,行伍出身的基层武官不在军政考选的范围之内,成为武官管理的一大漏洞,产生诸多消极影响。镇戍营兵基层武官管理的积弊,是明季军事失败的重要因素。     

明代镇戍武官军政考选初探

伴随着朱元璋及其后继者以道德教育和量化管理两种手段管理武官举措的失败,武官考察制度应运而生,军政考选就是对武官实行五年一次的考察制度。明代镇戍武官军政考选制度发端于弘治年间,确立于正德年间,发展于嘉靖、隆庆时期,定型于万历初年。军政考选的方法是:高级镇戍武官自陈行状业绩求退,中下级镇戍武官由守巡兵备官员、督抚按和兵部及兵科官员自下而上层层考察,最后皆由皇帝决定去留。由于镇戍武官任职条件和镇戍武官军政考选僵化程序的限制,加之明代后期文官集团的普遍腐败,军政考选的积极作用受到削弱。     

明代武官造园活动及其社会影响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古典园林建设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文人雅士和官僚贵富都热衷于此。一般认为,修造园林是文人倡导的文化活动,然勋臣武将凭借特权也修建了为数不少的园林。他们不单效仿文人的风雅,还建造出与文人精巧审美相别的富丽雄奇的园林,甚至开辟私家园林为公共空间,向文臣缙绅展示其审美格调与园林蕴含的政治神圣感,形成对文人主导的园林审美取向的冲击。     

明代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新探

以官制完备为标志,锦衣卫的职权在成化年间基本发展成熟。缉捕谳狱及城市管理是锦衣卫堂官的首要职掌,侍卫皇帝则居次要地位。北镇抚司官专理诏狱,北镇抚司狱与锦衣卫狱是两所不同的监狱。锦衣卫处理的案件以京师地区一般犯罪居多。堂官、镇抚司官主要由兵部推选,嘉靖中叶以后,文化与司法考试是选官必经之途,从而使文臣子孙掌握卫务,锦衣卫趋于文职化。堂官、镇抚司官职掌、排序及其人选要求显示,明中后期锦衣卫的性质更接近于治安司法机构。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演化的过程,是明中后期文治道路的典型个案。     

明代经筵制度新探

明英宗初年,经筵仪注正式确定下来,由宋元时期单一经筵进讲演变为仪式性的月讲和实用性的日讲两种。日讲在正统以后又面临着讲读时间有限、君臣悬隔太远、讲章不得言及时事等限制,不可避免地沦为知识性的传授。万历中期以后,皇帝几从前朝消失,即便日讲也难以维持。经筵辍讲日日撰讲章这一权宜之举,代替经筵面讲,被推广到日常讲读日,并由此固定下来。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经筵无法持续的僵局,但反映出翰林乃至内阁儒臣在面对日益扩张的皇权前的无奈。     

明代武官造园活动及其社会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古典园林建设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文人雅士和官僚贵富都热衷于此。一般认为,修造园林是文人倡导的文化活动,然勋臣武将凭借特权也修建了为数不少的园林。他们不单效仿文人的风雅,还建造出与文人精巧审美相别的富丽雄奇的园林,甚至开辟私家园林为公共空间,向文臣缙绅展示其审美格调与园林蕴含的政治神圣感,形成对文人主导的园林审美取向的冲击。     

从孔府档案看明代曲阜知县的选任

县是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最基层的地方行政区划,也是连接中央与地方的桥梁。作为县的最高长官,知县(也称令长、县令、县尹、县长,不同时期称谓不同)在整个中国官僚体系中虽然品秩较低,却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根基。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在奏文中称:"窃惟国家所与,承流宣化,安抚斯民者,惟地方县令是赖也。"[1]因此,历代王朝对于知县的选拔和任用都极为重视,除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外,各地的知县均由中央任命,实行流官制,唯曲阜是一个特例。     

明代援朝战争和议问题新探

明代援朝战争和议问题新探朱亚非明代万历年间的援朝抗日战争,是中、日、朝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尤其是贯穿于战争过程中的中日双方和议谈判,前后长达五、六年之久,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对和议的背景与得失进行探讨,以求正...     

明代府志对当地卫所武官群体的记载及其体例设置

在明代,基本上各府州县都编有地方志,而与州县民政系统并列为明代两大管理系统的卫所则较罕见志书编纂,因此其信息多保留于州县志书中。方志如何记载卫所信息不仅是修志体例问题,还折射出明代军政、民政系统间的关系变化,是民政系统官员的一种政治表达。纵观现存明代府志对卫所武官群体的记载及其体例设置,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地方志对于武官群体的记载、如何记载则因地而异,详略不一;嘉靖朝以降,逐渐有新的地方志补充卫所武官群体相关信息,更为完备。这一转变与明中后期的局势变化、地方志纂修者希望借此激励武官,以保障地方安全有关,是明代特定历史背景下,地方文武官员、卫所与州县间的关系和地位转换的体现。     

明代户、工二部分司的差官选任

明代六部差遣司官,监临地方,督察钱粮,设有独立衙署,称为“分司”,其中以户、工二部最多。分司作为六部派出机构,差遣方式存在从部差到注选、从注选到题差的演变。其中注选由吏部添补该管清吏司员额;而题差和部差则是由户、工等部在现有员额中,遴选司官,由此出现了轮差或序差。明代后期,户、工尚书将部内除掌印郎中外的所有司官,按照资俸排序,依次递补小、中、大差。这源于明代中期钱粮事务激增,司属官员不敷差遣,于是部内借调其他清吏司闲散官员。为了防止司官挑肥拣瘦,户、工部议定序差的差规,将官员和差遣公平、有效匹配,是对明代“部司体系”下清吏司分管、带管原则的重要补充,使得明末出现了职事官阶官化的发展趋势。     

明代品官“补子”新探

品官“补子”是明代服饰的特色之一。它具体反映了明代典章制度和织造工艺水平。国内学者在一些论文和著作中多有论及。有些海外学者予以更多关注。据《收藏“补子”》一文称:补子是西方人收求的中国古代织绣品中,最受欢迎的一种。一位叫卡曼的美国教授,对补子做了系统研究,于1944年发表论文“补子沿革”,其水平超过国内学者。 本文拟就所见到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记载,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明代     

国民政府武官军衔

南京国民政府的武官,分将、校、尉三级,没有元帅的设置。将校尉又分上、中、少三级,没有“大”的一级。1935年,行政院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开会通过授予蒋介石特级上将的称号,并由中政会通过。按照1935年3月30日公布的《特级上将授任条例》,中华民国陆海空最高军事长官任为特级上将。蒋介石为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被任为特级上将。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李宗仁、程潜、朱培德、唐生智等16人,被任为一级上将。顾祝同、卫立煌、陈诚、白崇     

明代九边延绥巡抚始设与辖区新探

明代九边延绥巡抚是驻守边疆的重要文臣。该抚始设时间与辖区之变化,学界观点各异。本文认为“参赞延绥军务”与“巡抚延绥诸处”不能一视同仁,前者并非延绥巡抚之始。天顺二年（1458）,徐碹巡抚延绥方为是抚首任。其辖区经历弘治三年（1490）和嘉靖九年（1530）两次变动。     

唐朝大将军与磨些武官

在唐朝近300年的发展时期中,有过无数危机与转折,其中“贞元册封”在云南历史,而且在唐王朝的历史上也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在这次转折中,涌现出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其中有德宗皇帝、大将军韦皋、云南王异牟寻等,还有被人忽略的磨些(音梭,下同)武官。     

国民党武官官场之我见

蒋介石用人,要奴才不要人才,这是人人耳熟的.迎合这一特点,蒋家王朝的官场,充满了贿赂苞苴,蝇营狗苟的怪现状.陈诚之所以得到蒋的信任,就是会揣摸蒋的心理.他是保定军校学生,与蒋介石是同乡,在黄埔军校时,不过是一个小队长.每当蒋介石到校视察,他不仅要求学生把内务整理好,还要求把地板擦得纤尘不染,可以戴着白手套抹不起灰来……,他就是以这类事情来博得蒋介石的欢喜.     

国民党武官官场内幕

蒋介石用人,要奴才不要人才,这是人人耳熟的。迎合这一特点,蒋家王朝的官场,充满了贿赂苞苴,蝇营狗苟的怪现状。 陈诚之所以得到蒋的信任,就是会揣摸蒋的心理。他是保定军校学生,与蒋介石是同乡,在黄埔军校时,不过是一个小队长。每当蒋介行到校视察,他不仅要求学生把内务整理好,还要求把     

宋代武举弊端浅析

武举始于武则天统治之时,但未形成制度,欧阳修认为“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武举形成制度是在宋朝,其制度之严密确实足可称道,但宋代武举共进行77次,却没有选拔出一位名将,可以推想其弊端也很严重。宋朝不武人所共知,原因很多,武举之弊乃是其一。     

明代漕运“运法三变”新探北大核心

自永乐朝始,以“远运”为基调的漕运体制逐渐替代洪武年间的民运系统,开启了明代漕运制度从支运到兑运的改革进程。从“三运之法”到“运法三变”,军民联运的格局由纯粹的运役掺入了更多的经济因素,以“改兑法”的实施为标志形成了理论上的“粮皆军运”。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运始终没有彻底退出漕运舞台,运军成为漕粮运输的主体才是“运法三变”之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