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椎髻”考

"椎髻"一词作为明确的发式名称最早出现于两汉文献,而三国以后,其则分为具体指实与蹈虚泛称两途。从文献和考古材料对比来看,椎髻具有男、女两个系统,其女性"椎髻"更应归于"垂髻";而男性"椎髻"则逐渐由发式的实指,转变为对西南地区族群的贬抑性的文化特称,这与先秦以来夷夏之辨的思想和中原地区冠礼的发展密不可分。     

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

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裴修碧杨子鳄原是恐龙的一种，是一种古老的爬行动物，有活化石之称。现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主要产于安徽南部青弋江沿岸至太湖流域等沼泽地区。然而，稽之古史便会发现，上古时期扬子鳄也分布于黄河流域及江汉一带的广大地区。扬子鳄简称鳄，在古...     

中州名邑——柳屯镇

濮阳县柳屯镇古称柳下 ,春秋时为鲁 (国 )、卫 (国 )边陲名邑。三国曹魏时为军屯大点始称柳下屯。 1 94 1年 2月成立尚和县抗日民主政府 ,仍称柳下屯。 1 95 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根据群众习惯称谓 ,删“下”字称柳屯人民公社。 1 986年 1 1月建镇称柳屯镇。柳下自公元前七世纪中叶见于典籍迄今两千六百余年间 ,或因名人贤士而显赫 ,或因文化底蕴浑厚而扬名。特别是现代 ,柳屯镇作为知名于海内外的名镇以它独特的文化氛围、丰厚的物质资源和良好的投资环境 ,让中外有识之士视为营造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最佳选区。光辉的历史春秋时 ,鲁国士…     

中古时期党项与粟特关系论考

中古时期的党项与粟特关系密切。灵夏党项与六胡州粟特人同受突厥政治文化的强烈影响,在追求共同政治目标的驱使下联合发动六胡州之乱。参与平乱的党项拓跋部借平乱成为唐廷统治党项诸部的合法代表,政治地位居于诸部之上。党项拓跋部建立定难军政权后,夏州地区的粟特人及唐末迁徙于此的粟特人纷纷效力于定难军节度使,或执戟于外,或侍奉于内,为定难军职官系统中的重要成员。定难军政权成为西夏王朝后,随着王朝疆域的扩大,灵州、凉州、沙州等地的粟特人后裔都成为王朝属民,身份各异,黑水城也出现了粟特人后裔的身影。双方关系的转变突出反映了西北政治格局中党项势力的崛兴与粟特势力的衰落。     

“安济桥”名考

“安济桥”名考李生田＂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元代刘百熙《安济桥》）的安济桥,座落在河北省会石家庄市东南４５公里、赵县城南２．５公里处,飞跨河之上,遐迩闻名饮誉海内外,享有＂天下第一桥＂之美誉,１９６１年３月４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     

论中州地域文化对中州风诗的影响

特定地区的“精神气候”会深深影响这一地域的文学。文作为华夏民族的发祥之源,春秋时代的中州地域文化辉煌灿烂,为中州风诗的产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使得中州风诗打上了鲜明地区域文化的烙印。     

汉“仙人唐公房碑”考

西安碑林第三展室出口处,竖有一通汉碑,名为“仙人唐公房碑”,它原在城固县许家庙镇南5里唐仙观小学内,1970年,由陕西省博物馆征调并移藏西安碑林的。     

唐宋权衡“字”名考

迄今出土的唐代器物,屡见錾有“字”的标重印记。关于这一衡名,大家持论各异,或以为史籍失载,存疑待考;或以为编组序号,置而不计。由此而测定的唐衡轻重数据,亦参差不一。这里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试就“字”衡的由来、涵义以及它在唐宋权衡计量中的进位关系和实用情况等     

中古时期的“姪”与“兄子”、“弟子”

"姪"之新义在走马楼吴简中已经出现浇媳背逼?在精英阶层撰写的文献资料中其应用虽有渐趋增多的迹象,但与表达同一含义的传统称谓——"兄子"、"弟子"相比仍处于劣势。唐宋时期,"姪"在文献资料中取得与"兄子"、"弟子"相等的地位,甚至出现于法律规定中,但在政府颁布的礼、令制度中难有突破。在同一时期的简牍、文书、造像记等考古资料中,"姪"始终是最普遍的称谓,"兄子"、"弟子"则较为少见,而在民间抄写的丧服制度中,"姪"取代"兄子"、"弟子"。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形成,既与"姪"内涵的演变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有关,同时礼、令制度的特点对此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姪"称谓的最终普及,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结合、并改造精英文化的结果。     

中古时期英国的水陆交通

一个国家的水陆交通与商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交通越便利,商业越发达。中古时期英国的交通状况如何?目前在国内史学界还是一个冷僻的课题。要研究中古时期英国的商业经济,必然涉及到交通问题。根据近年来英国出版的相关文史资料,具体考察了12～14世纪期间英国的水陆通行及商业运输情况,提出了以下两点看法:一、由主干道即“王家大道”、地方道路和乡村小道所组成的陆路系统已经比较完整,可以保证商业运输的需要;大规模的陆路运输不仅可以有效组织,而且出现了比较高级的“公共运输人”。二、通航水路相当发达,尤其在东部地区水运河道密布,城市和大的集市都非常繁荣;水运价格也比陆运低得多。不可否认,以现代人的标准看,当时的水陆交通还障碍重重,运输效率不高。但是,这个时期英国的水陆交通条件已经为商业运输提供了必要保障。     

明西安府“冶谷水”名考

<正>近查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明时期陕西西安府地图时发现一处讹误,图中泾阳县治西北五十里处有一水名"治谷水",自北向南注入渭河,但实应为"冶谷水"。《大明一统志》中记其"冶谷水出泾阳县西北冶谷",(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558页)《明史》卷四十二志第十八记其"泾阳,……又     

慕容魔时期“谋主”黄泓籍贯考

通过将《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慕容魔》与《晋书·黄泓传》、《晋书·慕容魔载记》、《资治通鉴》卷88建兴元年（313）条相关史料对勘,作者认为《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慕容魔》中记载的“卢江黄泓”与《晋书·黄泓传》中的“字始长,魏郡斥丘人也”的“黄泓”应当是同一个人,在黄泓入燕之前的籍贯应为“魏郡斥丘”,属司州。此人归附慕容魔之后,是先为“谋主”,后为“参军事”。     

东北地区“江”名的历史由来考

东北地区的"江"并非当地汉语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东北地区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多个因素不断交织的产物。历史资料表明,高句丽、新罗首先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使用了"江",后来的渤海,从高句丽继承了"江",并将其推而广之,使得"江"在东北地区的分布格局初具规模。后经几番"江""河"拉锯战,形成了今天的局面。当然,在东北地区"江"的形成过程中,汉字的使用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沂南汉画像石墓“神人手持何物”考

<正>沂南汉画像石墓中室八角立柱北面绘有一尊"右手举至置胸侧"的神人形象,因其手势"颇似佛教雕刻中的手印",吸引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1956年出版的由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主编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其下为一双人头,鸟身,四足的怪物。再下又是一人,肩生两翼端坐着,左手置胸前如持物之状,右手举至置胸侧,手掌朝外,手指张开,颇似佛教雕刻中的手印。再下是一羽人,举双手托住其上端坐的人。"由于该神人右手持有"颇似佛教雕     

汉“邛都南山出铜”地考

邛都是汉代越嶲郡郡治所在地中的一个县。该县始设于公元前111年,为汉武帝通西南夷后所置。其地北接巴蜀,南通滇池、洱海,交通便利,盛产稻谷,自西汉中叶以来一直是川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且为兵家所必争。 有关“邛都,南山出铜”的情况,虽然《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和《华阳国志·蜀志》等,早有所载。然长期以来,史载的“南山”究竟在今何处,其地又是否真正“出铜”?却是一个颇有争议而又一直未能得到证实和解决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既直接关系到对汉代冶铸史的研究,同时对本区的早期开发和“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     

唐西州高昌城西水渠考(续)——中古时期西域水利研究之八

本文在补充新出土材料的基础上,全面综合分析了有关唐代西州高昌城西左官渠等三条水渠的材料,从新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了三条水渠的方位、流向、大小、分布、存在的时间、与高昌国水渠的关系,以及水渠周边的土地状况,等等,纠正了过去研究中的一些错讹,并尽可能解释了出土文书中一些难以理解的语词。     

中古时期肥水与巢湖流域连通问题考辨

本文重点讨论在中古时期是否存在沟通肥水、巢湖两流域河道(包括自然与人工)的问题。《水经注》认为存在,而且不止一条。后人踵其说而不加考察,最终积非成是。本文在仔细梳理历代正史、地理书、古地图和方志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实地考察资料,主要从历史文献记载和实际地理状况两方面进行考证分析,对自《水经注》以来的这种说法加以否定。本文认为在中古时期,肥水、巢湖两流域始终是没能连通的。     

从清石津到广武梁:中古时期黄河金城河段津梁考

十六国时期,位于黄河的金城河段有清石津与石城津两个重要的渡口,以扼守庄浪河入河口与湟水入河口之间的交通,并有北岸河会城、石城加以保障。文章考辨清石津与石城津的相对位置,分析两津相互呼应、相互牵制的军事战略关系。至8—9世纪,吐蕃统治河陇,在清石津处修建广武梁,加强军事交通上的沟通作用。从清石津到广武梁的变化,展现了中古时期金城河津渡在连接陇右、河西与吐蕃之间交通功能的延续与发展。     

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

中古时期 ,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经济的比重曾有明显上升 ,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具体表现为 :畜牧区域曾向内地显著扩张 ,大型国营和私营畜牧业一度相当繁荣 ,农耕地区家庭饲养规模也有所扩大 ,羊取代了猪成为主要肉畜。但经过一段上升和繁荣之后 ,畜牧业重新渐转衰退。上述这些变动 ,与人口密度的升降和游牧民族的内徙直接相关 ,是农耕与畜牧两种具有不同生态适应性和能量生产效率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竞争消长的结果 ,与所谓“胡化”和“汉化”过程互为表里     

西双版纳古称“车里”名源新考

车里"是西双版纳古称之一,学界对其名源的认识尚有分歧。"车里"最早见于元代,明清仍被沿用。明清两代编纂的"百夷译语"等材料说明"车里"系他称,而非傣族自称。结合元代蒙古族征讨西南的历史和译音对应关系的分析,"车里"乃元人所赋。元朝蒙古军队征讨"八百媳妇"至此,看到大片碧绿的坝区,因以本族语言thl nk:n thal("一大片绿色的地方")名之,后省称为thl。在明清史料中,"车里"仅仅用于当地"车里宣慰司"这一官方称名,并未被西双版纳傣族接受,西双版纳傣语中也无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