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商”词义考析

从 1 9世纪中叶起 ,“绅商”一词已经流行于各种公私文献。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即分指绅与商的例证较多 ,而单指性的例证较少且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疑问。所以 ,“绅商”一词基本上是分指“绅”与“商” ,并未融合成一个单指性的混合词。在考析历史文献时 ,应注意“绅”与其他阶层 (官、商、学、军等 )组合时的不同语境 ;对“绅”分行业分地区的比较研究也应引起更多重视。     

“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

晚清历史文献中的“绅商”存在分指性和单指性两种情况。在分指性意义上 ,系“绅士和商人”的合称 ;在单指性意义上 ,则反映着绅士和商人之间的融合 ,以至结合为一体。“绅商”名词的出现和流变提示了近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历史大趋势 ,即“商”之地位上升和“绅”之地位下降 ,以及这种社会错动中人们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巨大变迁。     

太平天国侯相考

张德坚《贼情汇纂》和太平天国自身献《天情道理书》与《天父圣旨》中有所谓的“侯相”称谓。通过对这些献使用“侯相”一词的语境进行分析可知,这既不是人名,亦非单指既为侯又为相的某类人,它和晚清封建统治阶级官场上的“侯相”不同,而是对太平天国身为侯爵和六官丞丞相官职的人的统称,是一种复指。太平天国将侯与相统称“侯相”有其一定的权力基础与礼制基础。     

白马寺寺名探疑

洛阳白马寺素有释源祖庭之称,然其何以以白马为名,说法不一。有以当时所说的梵语语音为据,认为出自意为“莲花”的梵语词padma的音译。此说有其语义和化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考莲花在梵语中分为青、黄、赤、白四种,其中音译为“波头摩”或“钵头摩”的梵语词padma赤莲花较为常见。由于古代汉语以单音节为主和汉字表义性的特点,汉语在吸收接纳外来词时往往立足于适应自己的结构特点而对外来词的结构作有调整,梵语词padma演变为“白马”一词亦可能出于汉语外来词单音节化的省略和意译,即取padma第一个音节pad的对音bak意译为“白莲”的“白”,此后适应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趋势又取献所载白马驮经的俗语源义而将其意译为“白马”。     

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

清末广东文献中“绅”、“商”以及“绅商”身份认同存在各种情况。商人捐纳虚衔 ,其士绅的身份并非随时会被认同。某个具体的“绅商”主要被认同为“绅”或“商” ,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清末广东“绅”与“商”对流、联合的情况已经很普遍 ,形成了人数颇多、影响颇大的亦绅亦商群体。但“绅”、“商”毕竟没有合流 ,保持界限、经常竞争是“绅”与“商”关系的主要方面 ,“绅”、“商”关系变化总的趋势是士绅地位下降和商人地位上升     

清末广州居民的集庙议事

在清末报纸有关广州的新闻报道中,“集庙”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组。所谓集庙,指的是某一个街区的居民在街区的庙宇中议决处理本街区的事务。街庙通常有固定的收入,而绅商则是街区的领袖人物。“集庙”讨论的问题包括本街区的公益事务、解决各种民事纠纷、处理被获案犯、向官府提出街区的要求或申诉。官府往往会把一些事件交坊众集庙议处,而坊众有时也会集庙抗议官员、团勇、警局的不公对待。广州的街区组织和坊众集庙议事的方式,对研究中国的“市民社会”,想念会有一定价值。     

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

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中首创的,该序中5次出现“敦煌学”一词。本文则认为,“敦煌学”一词应该是日本人首创的。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本文认为,“敦煌学”一词是明治末年、大正年间日本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是在日本出现“敦煌派”、“敦煌家”、“敦煌党”等一系列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本文强调,陈寅恪虽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但应该是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或者说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     

谈“ethnoarchaeology”的译法及内涵

关于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近一时期争论一直较为激烈,译介性的和讨论性的文章发表的都不少,这反映了部分考古工作者对考古学在理论发展方面的关注和探索,但是我觉得不少人在有关概念的使用以及理解上还存在着混乱,因此我愿意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各位同仁并希望将这样的探讨推向深入.首先谈谈“ethnoarchaeology”一词的译法.目前较流行的有两种:一是“民族考古学”,二是“民族志考古学”.无论是“民族考古学”还是“民族志考古学”,实际上均来自英语中“ethnoarchaeology”一词,“ethno”表示“人种”,“种族”、“民族”,因此,从词源学角度讲,“ethnoarchaeology”译为“民族考古学”是无可非议的.不过,根据英语的构同法,“ethno”在“ethnoarchaeology”一词中至少可以表达三种意思:(1)“nation”的(民族的)或“race”的(种族的);(2)“ethnoarchaeology”(民族志的);(3)“ethnological”(民族学的),因此,“民族考古学”和“民族志考古学”究竟哪一种说法更为妥当,在此仅据词面意思是难以妄下断语的.笔者曾与俞伟超先生就“ethnoarchaeology一词的译法交换过意见.俞先生根据该词在英文著述中使用的具体语义背景以及他自己在工作、研究当中的心得,认为将“ethnoarchaeology”译为“民族学的     

浙路风潮再反思——光复会计划失败的原因

光复会计划在浙路风潮中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绅商的两重性及清政府各级官员的自救之策弱化了朝野冲突;二是光复会本身的“异端性“及革命处于低潮、对下层民众缺乏深入细致的宣传组织工作、与立宪派较量的力度不够;三是中下层民众斗争的焦点集中在“认购路股“的方式上,及农民的相对漠然态度、宁波帮工人的特殊性、股金来源涉及面不广等因素使其计划缺乏广泛而彻底的群众基础.     

晚清文献中“乡绅“的对应词是“城绅“

在近年的晚清史研究中,有学者似已将“绅商”视为一个与“乡绅”相对应的词,但笔者发现,确切地说,晚清文献中与“乡绅”相对应的似是“城绅”(或“邑绅”“府绅”“省绅”,分别指在县城、府城和省城的绅士)。例如:《湘报》第41号《衡州府衡阳清泉县士绅公恳推广南学会与保卫局禀》:“咸同时,各绅耆办团筹费,操之裕如,富者捐资,强者出力。乡里则地阔人散,较之城市须变通办理,清查户口,比屋抽丁,每村视众寡壮稚,派一二人、三四人不等。日间仍安耕作,早夜自行操演。乡绅时时勤为教习,城绅每届两月下乡巡操。”严修《谨议设立官书局章程》:“书…     

“水锡”考辨

本文根据有关“水锡”的文献记载,对“水锡”一词所代表的物质作了详细考辨,指出“水锡”不是“倭铅”而是锡,宋应星《天工开物》“倭铅,京中名水锡”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并就宋氏之说的缘由,提出了一种商榷性的意见。 宋应星《天工开物》“冶铸·钱”篇,在“倭铅”名下有脚注“京中名水锡”,这似乎在倭铅(金属锌)与水锡之间划了等号。因此,直至今日,科技史界普遍都将水锡一词当作倭铅(锌)的别名。然而,根据笔者的研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近代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

形成的因素 列宁在研究了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后概括出两种典型:“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式道路”。当然,这并不是单指美国和普鲁士而言的;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向来说,这两条道路也可以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看到不同程度的表现。     

论同源词语音关系的双重性

同源词的语音关系具有双重性：一是聚合性,即一组同的语音相对集中地聚集在若干声纽(或若干声类)以及若干韵部(或若干韵类)的情形;二是游离性,即一部分同源词跟本组的大部分同源词语音关系相对较远的情形。聚合性和游离性都是汉语词汇系统性的具体表现,不但有助于我们对汉语词汇发生学系统的属性和特征的全面认识．而且还可以验证现存上古语音系统的科学性和解释能力。     

[中国人民]一词的由来

“中国人民”这个词,先秦时代还没有,当时“中国”、“人民”只是单独使用,而且词义不同于今天。“中国”本意是指京师,《诗经》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也指中原地区。“人民”是个复合词,因为“人”与“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说文解字》上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     

[中国人民]一词的由来

“中国人民”这个词,先秦时代还没有,当时“中国”、“人民”只是单独使用,而且词义不同于今天。“中国”本意是指京师,《诗经》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也指中原地区。“人民”是个复合词,因为“人”与“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说文解字》上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     

中华文化“礼乐之道”影响下的梨花大鼓艺术

孔子在《论语》中讲到“不学礼,无以立”,荀子也以一句“礼者,人道之极也”道出了“礼”的地位。讲求礼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礼”反映在文化中,便体现为形成一套制度式的软性方式传承社会思想,是具有稳定性、公认性、继承性、便宜造作性的文化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礼”有着很重要联系的一个说法便是“礼乐教化”。“礼”与“乐”相互配合和融通,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文化范式。作为中华“礼仪”文化浸润下的“乐”,也必然带有“礼”的特征,形成了梨花大鼓这种艺术的风格。本文从中国文化大背景入手,来分析梨花大鼓这一“乐”中体现的“礼”,以求获得对这一中国传统曲艺形式最“中国味”的解读。     

元代缠足问题新探

本文从讨论马可·波罗“漏写”缠足问题而引发对元代缠足现象的探讨。在对元代文献中的缠足资料和相关出土文物作了考辨后,作者认为:一、元代常见的“金莲”一词,其基本含义是指穿上女鞋的缠足,也用以单指缠足;二、其它称谓有罗鞋、绣鞋、弓鞋、凤头鞋和玉钩等;三、元代女鞋的显著特点是窄和弓;四、元代后期已有“三寸金莲”之类的记载,尽管当时这四个字尚未连用在一起。缠足自身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将文献资料和元代九双窄而长的女鞋(可称作“窄鞋”)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推论:元代缠足主流是将脚的前部缠得窄小,到了元代后期虽已出现类似“三寸金莲”的记载,但尚未成为主要制式。马可·波罗在元代前期来到中国,不可能闻见后来才流行的“三寸金莲”那样的缠足,而且他在华期间主要与蒙古人和色目人交往,也可能尚未闻知当时汉族妇女已有的将脚缠窄的习俗。     

"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

本文从学界对“藩属”、“宗藩”的认识和使用,“藩属”的含义和使用,“宗藩”的含义和使用等三个方面,对古今“藩属”、“宗藩”二词的用法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藩属”一词形成于明清时期,是用于指称清朝和边疆民族乃至周边邻国的政治隶属关系,但这种关系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称为“藩臣”、“外臣”与“属国”。“宗藩”一词则早在《史记》中就已经出现,是用于指称皇室宗族或宗族成员分封于地方者。现代学者用“宗藩”一词指称中国古代王朝尤其是明清和邻国关系的做法并不科学,其“宗藩”的含义和用法不仅与古人对该词的用法明显不同,而且容易形成更多的误解,故而应该改用“藩属”才准确。     

密昌墀与汉口中山大道

中山大道是汉口最早的一条马路,也是纵贯汉口东西最早的一条主干道.这条干道的修筑,对促进汉口的繁荣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山大道原名“后城马路”,是拆除旧汉口城墙后,在城基上修筑而成的.80多年前,为了修筑这条马路,清朝的官府与汉口商人之间曾闹过一起轩然大波.结果,在被革职“递解回籍”,闲居汉口的徐沟知县密昌墀的参与下,以汉口绅商取得胜利而结束.     

词学大师夏承焘的雍容大度

夏承焘先生是著名的词学家,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既是传统词学的总结者,又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胡乔木曾经多次赞誉他为“一代词宗”“词学宗师”。他在词人年谱、词论、词史、词乐、词律、词韵以及词籍笺校诸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提高了词学研究的总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