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租庸調的数量問題——与張旭光同志商榷

关于唐代的租庸調問題,几年前我国史学界曾进行过一次討論,不过当时主要的还是探討租庸調和均田制的关系,对于租庸調的实际数量,除了岑仲勉,韓国磐兩先生的論文里有过附帶性的論述外,正面触及本題并提出来討論的,还是張旭光先生在1958年第二期“史学月刊”所發表的“与尚鉞同志商榷关于唐代租庸調的数量問題”一文。張先生能把这問題提出,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并引証很多論据,提供一些宝貴的意見,这是值得我們学習的。这里,我想就張先生的几个論点,提出我一些不成熟的意見,来进行討論,并就教于史界同人。     

对于唐代租庸調数量討論的几点零碎意見

看了張旭光、唐森二先生讨论唐代租庸調数量的文章(見史学月刊1958年第2期和第5期),我談不上有什么新的意見,只想摘录一点资料,供張、唐二先生討論时参考。(一) 新唐书租庸调数量记载的错误唐代租庸調数量的文献記載,基本上是兩类焕嗍峭ǖ洹⑻苹嵋⒕商茣⑻坡墒枳h、唐六典     

新唐書食貨志关于役之記載

关于新唐书食货志对于租庸調之記載,邓广銘先生曾指出新唐书食货志租与户調之記载是錯誤的。現在我們来研究一下役的問題。冊府元龟,旧唐书、資治通鑑的記載是“岁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调俱免,通正役不得过五十日。”新唐书食貨志、资治通鑑卷一八七注中、文献通考卷二的記載是“岁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唐六典、唐会要是“旬有五日免調”。資治通鑑卷一九○注中是“岁二十日,閏加三日”。与同書卷一八七注中所記不     

关于西安市出土唐天宝間銀鋌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发表了李问渠先生"弥足珍贵的天宝遗物"一文(下称李文),报导了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天宝间银铤和银盘的情况。"学术月刊"1957年第7期载有唐长孺先生"跋西安出土唐代银铤"一文(下称唐文)作了进一步考证。本文对于李文、唐加以补充,疏误之处,当所难免,願請李、唐两先生及讀者指正。一、银铤的埋藏所在及埋藏时間据"唐六典","讀州庸調及折租等物,应途京者,并貯左藏。其杂送物并貯有藏。"在唐代,左藏由左藏令掌管,右藏由右藏署令掌管。左藏、右藏所     

标点本《资治通鉴》校读札记

近来阅读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发现了一些问题.对《唐纪》部分的一些问题,曾翻阅了一些资料进行考证,便写成这篇短短的札记.不妥之处,望方家指教.一、《通鉴》原文的几个问题1.《通鉴》卷187高祖武德二年二月条云:“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p5840)卷190武德七年四月条云:“初定均田、租、庸、调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随土地所宜,绫、绢、絁、布.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佣,日三尺.”(p5982)     

何家村遗宝和刘震有关吗?--与齐东方先生商榷

何家村窖藏宝藏发现已经30多年了。关于宝藏埋藏的年代,有不同说法。最近,齐东方先生在《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发表了《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地点和年代》一文(以下简称为《齐文》),文中认为何家村窖藏与租庸使刘震有关。文章在排除了何家村遗宝所在“兴化坊”的其他住户后,认为只有租庸使刘震的住宅与何家     

曹魏租调制拾零

曹魏的租调制,为其田租、户调制的简称。自此制创立后,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沿用达数百年之久。其间,虽隋及唐代前期曾以实物代役部分并入,谓之“庸”,合称租、庸、调制,但本质上仍为租、调制的延续。直到两税法出现,租、调制才最终成为历史的陈迹。既然此制创始于曹魏,则当时何以有创立此制之必要?一种制度的产生,决不可能突然从天而降,则此制逐步形成的演变过程如何?它同汉代的租税制度有何差异?《三国志·魏志》对此制的正式颁行年代并无明确记载,那么此制究竟确立于何时?此制确立后,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起过     

歷代均田制、租調制对照表及几点說明

在教学中及函授教学中有很多人问“北魏、北齐、北周、隋、唐所推行的均田制与租調制有那些区别”,这个问题并不太难,但几句話也很难說清楚,故用图表形式把历代均田制与租调制作个簡單对比,并加了几点说明,以供同志们参考,并请读者指正。     

问题讨论

元朝赋棁制度为什么南北不同?以那种制度剥削较重?(河大史地系同学魏千志提)郭人民范文澜先生等所编中国通史简编六八六页载:「腹裏里行丁棁地税法(倣唐租庸调制)江南行秋税夏税法(倣唐宋两税制)」。河大史地系同学,不了解在蒙古贵族统一中国之后为什么存在着南北不同两种赋税制度,于是便提出了这个问题。     

天宝时关中农民上交丁粮考

天宝时关中农民上交丁粮考陈国生唐代租庸调制据《通鉴》卷１８７记载，“每了租二石，（调）绢二匹，绵三两”。到唐中宗神龙年间，由于“公私窘迫，贷义合支用”，以致“义仓费用向尽”（《通典》卷１２《租税》）。于是义仓失去了“赈济”的作用，变成了正式的赋税，其...     

吐魯番新出北涼計貲、計口岀絲帳研究

新出北涼時期的計貲岀獻絲、計口岀絲帳爲此前研究非常薄弱的北涼時期的賦税制度提供了寶貴的新資料。本文認爲北涼時期的計貲岀獻絲帳徵收的是户調,而其依據就是貲簿。北涼時期的貲簿確實是只計土地的情況而不及其餘的資産,這也是北涼的户調徵收的特殊之處。計口岀絲帳徵收的則是一種口税,當時的北涼政權具備嚴格掌握當地户口和土地情況的能力,客觀上使得口税的徵收成爲可能。北涼時期的田租也納絲。這一時期的租調、口税徵收都以絲爲主,這是由紡織品本位的貨幣形態和絲綢之路的貿易形勢所決定的。     

论两税法的确立及实施

中国历史上的赋税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封建社会,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都是里程碑式的制度.这些制度都在一段时间内运转,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两税法确立的背景、内容及在唐朝短暂实施的情况。     

“万（万）舞”与“庸奏”：殷人祭祀乐舞舆《诗》中三颂

本文结合甲骨文金文材料,与传世经典中之资料,考察商周时期之万（万）舞乐制的形式,及其与庸奏和《诗经》中三颂之关系。从甲骨文例出发,我们看到万（万）舞在商代祭祀中是一种诗乐舞相伴进行的礼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功用见之於祈年、祈雨、祭祖及学校中。而庸奏在甲骨文及经典中或作奏庸、用庸、乍（作）庸。“庸”既是商代王室与贵族所习用之青铜乐钟,在商代中晚期甲骨文中又用於指称某种音乐体式,包括音乐、歌诗与舞蹈相伴进行的用於祭祀的乐舞形式。万（万）舞与庸奏往往相伴进行。由“庸”与“颂”的字源来看,此庸奏乐舞後来演变为《诗经》中的三颂。     

重慶市一年來的文物調查

重慶市的文物調查、研究、保護等項工作,是在解放後才開始的,由於缺乏經驗,工作開展較慢。一年多來,除了清點接管的古物字畫外,祇對本市重要名勝古蹟作了初步調查,對研究、保護工作做得很少。現將一年來所調查的名勝古蹟情况分述於後:     

黄梅戏早期史探

一、关于黄梅戏来源的传說 黄梅戏原名黄梅調,是安徽的主要剧种之一。它发源于湖北黄梅的采茶調;成熟于以怀宁为中心的安徽安庆地区,因此黄梅戏又有一个别名,叫“怀腔”或“怀調”。黄梅戏是在劳动人民哺育之下,成长起来的。从采茶調与其他民間艺术形式相結合,发展到現在的黄梅戏,有两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黄梅戏經过了艰难而曲折的途徑。旧社会里,它每     

汉代“市租”考

汉代“市租”考冷鹏飞市租,就是对商贾所征收的市场交易税。《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主父偃说：“齐临甾十万户,市租千金。”《索隐》注：“市租,谓所卖之物出税。”汉代在各都会集市设有“市长”、“市师”、“市啬夫”、“市门卒”（分别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从忘年之交到分道扬镳——董康与杨无恙交游钩沉

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藏书家、法律学者董康应邀赴日本演讲,常熟诗人杨无恙担任董康的私人记室,随同赴日.董康在其日记体著作《书舶庸谭》卷五至卷七中,记录了此次日本之行.上海图书馆藏有杨无恙《日本腐谈》稿本,为杨无恙此行所著的游记.将《书舶庸谭》和《日本腐谈》相互参看,对于有关董康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本文根据董康、杨无恙的生平与著作,结合时代背景,考证两人的交游.     

唐前期的杂徭与色役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与《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记唐代赋役制度云:“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关于唐朝租、调、役的征敛对象与数额,《唐六典》与《唐会要》都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唯独对于杂徭,却只是一笔带过,未作进一步阐述。两唐书《食货志》与《通典·食货》记唐代前期赋役制度,更是仅及租、庸、调、户税、地税,而不及杂徭。由于上述史籍对唐代的杂徭制度语焉不详或略而不提,故今人对唐代杂徭的认识也就颇多分歧。多数学者认为,唐代杂徭的法定役期比正役长,杂徭的服役对象也比正役广泛。笔者以为,实际情况可能正与此相反。以下试论之。     

吐鲁番出土唐代庸调布研究

解放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和喀拉和卓古墓葬区先后进行了多次清理发掘,每次出土相当数量的麻类织物,包括衣服、被、褥、袜、五谷袋等,其时代自两晋至唐。在部分唐代麻织物——庸调布上,可以看到墨书题款,写明年月、地区、布帛性质、纳布人姓名、数量等,并钤有州、县以及库司的印鉴。这是一批反映唐代租庸调制度实施情况的实物资料。笔者和李征同志曾对1972—1973年     

新疆省文物調查工作組赴伊犂等地調查文物古蹟

由西北行政委員會文化局和新疆省人民政府文化事業管理處共同組成的新疆省文物調查工作組,於七月十八日從迪化出發去伊犂等地調查文物古蹟。該組由西北历史博物館館長武伯綸任組長,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鳴、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