祇园记图与变文

我所以把"祇园记图"不简单的称为"劳度叉斗圣变",不只是因为图画本身所表现的内容不限于劳度叉与舍利弗斗法,也包括了须达舍金铺地买园的情节。而主要的是因为在变文方面一再提供了这种定名的依据。巴黎伯字第3784号卷子就是描述同一内容的变文,这一变文的尾题就标名为"祇园因由记"。虽     

敦煌本《盂兰盆经赞述》两种辨正

<正>《盂兰盆经赞述》是对《佛说盂兰盆经》的随文注疏。该经最早著录于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四,归在"失译杂经录";后初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二将其收入"西晋朝传译佛经录";盛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二始称其为晋竺法护所译。其经盖为西晋失译,智升把它系于竺法护名下显属误会~①。《盂兰盆经》意在劝勉信徒孝顺父母。经言佛在舍卫国给孤独园中,目连以神通观见其母在饿鬼中受苦,为报答母亲的哺育之恩,遂请佛救拔其母。佛为目连说法,     

明清皇帝的禁烟 禁赌 禁裹足

可为当今鉴。明清两代的皇帝,都曾经下过一些禁令。有些禁令,说起来很有意思,并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也曾受到黎民百姓的称道。现在要说的是明清三禁:禁赌禁烟禁裹足。明太祖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定都南京。由于他很喜欢微服出行,便看到了不少其他皇帝看不到的事情。比如,在清人赵翼的《簪曝什记》中,就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朱元璋有一次到国子监去,国子监的厨师进献了一杯茶给他,朱元璋大喜,遂赏了他一条冠带。     

元代发僧《衹园大会图卷》浅析

钱自在先生于1988年向山西省博物馆捐献文物110 件，这批文物主要是瓷器和书画，而在书画中又以元代顾安墨笔《风竹图》和发僧《祇园大会图卷》以及清代伊秉绶《墨盆梅》最为珍贵。据目前所知以上三件都是孤本。其中《祇园大会图卷》尺寸之长，人物之多，描绘之精细，实属罕见，可谓国宝。笔者对此卷作一浅析，请各位专家学者赐教。 一、发僧其人关于发僧的资料，在《中国画家大辞典》里有简单记载，“明永乐时来中国（日本人，生卒不详），常绘十六王子像，善绘人物。”在《祇园大会图卷》末，发僧款署：“至正丙午佛生日，发僧…     

人鸟缘

前年(2002年)我来桂林,独自上叠彩山游玩,进了位于山隘中的百鸟园。因我进园时未买鸟食,两手空空,百鸟们对我并不理睬。在地上跑的跳的,头也不抬地各觅各的食;在(网内)天空中飞翔的,从这颗树飞到那颗树,哗哗哗地从我头上掠过;有的干脆爬伏在枝丫上打瞌困。而我也孤独地像幽灵样在园中闲逛。     

陈沂和他的《报恩寺琉璃塔记》

明末南京人周晖称：“报恩寺宝塔有三篇名笔，陈石亭文，盛云浦赋，淡园焦先生化缘疏。”川石亭为陈沂之号。云浦为盛时泰之号，淡园为焦弦之号，即澹园。“三篇名笔”是指陈沂记、盛时泰赋和焦弦化缘疏。三人都是明代南京中后期的大手笔。陈沂《报恩寺琉璃塔记》收于嘉靖《南畿志》，该书刻于嘉靖十三年（1534），按照陈沂的仕宦经历和社会声望，是则此记当作于陈沂致仕家居后，也即嘉靖十年（1531）前后。盛时泰为嘉靖时贡生，陈沂去世于嘉靖十七年（1538），盛出名时陈沂大约已辞世。焦弦出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少年时曾向盛时泰请教学问，又与盛之子为幼年之交拉,盛为焦之父执辈无疑，盛以贡生至京师归，未及仕宦即偶染疾卒，焦弦撰写了祭文。     

从敦煌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到《金牛宝卷》

《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是仅存于敦煌石窟的一种早期佛本生故事经典,唐代以后国内无传本。经过考察发现,明清宝卷中的《金牛宝卷》也讲述着同样的佛本生故事,二者内容性质、情节结构十分相近。此文依据中、韩所存相关文献与壁画材料,考察了《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与《金牛宝卷》的关系,认为《金牛宝卷》与韩国存《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都是承接唐代《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而来,是该典籍在中国民间通俗演变的结果。     

关于新修志书冠名问题的一点建议

方志的名称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发生过很多变化,初期阶段称地记,即某某地记,如《会稽记》、《洛阳记》、《荆州记》、《三秦记》等。当然,同时亦有称传、志、录等,但称地记是主流,所以称为地记阶段,时间是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而到了隋唐五代,就进入了图经阶段,不论行政区划大小,一律都称某某图经。     

方志类别小议

我国地方志起源何时,议说不一。有说起于周时诸侯记它一国之书,若《晋乘》《楚祷杌》之类;有说起于汉朱赣作《地理书》;有说起于东汉的《汝南先贤》《襄阳耆旧》《关东风俗》等传;有说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这书今天还在,体例很似方志。古代地方志大多已经散佚,我们不知它们的体例,也不能分别他的种类了。自刘宋至隋、唐,记山川郡邑的书、有、志、乘、记、谱、疏、编、录、图、经、事类等名称。但是这些书,仅仅是记述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还没有达到如今存方志完整的体例。方志体例完整,可以说始自唐李吉     

尊老敬老的历史

《礼记·曲礼上》：“父母存……不有私财。”《礼记·坊记》上也说：“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示民有上下也。”郑玄注：“身及财皆当统于父母也。”上古时代,老年人是不分户单住的,必须与儿女住在一起,因此也就没有孤独之说。     

豫章郡得名的历史地理考证

豫章郡是江西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的第一个名称,有设置于秦朝或西汉初期二说.关于其得名的原因,历史上有因树得名、因水得名和自江北迁移而来三种观点.古今学者多持因树得名说.然而,从因树得名说的历史渊源,古代政区命名的一般规律,樟树本身的植物学意义及其分布以及先秦秦汉古籍所记“豫章”二字的真实含义来看,因树得名说不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因此是错误的.豫章郡的得名原因是因豫章水而得名的.     

《苏州旧志序跋汇编(府县志辑)》编写缘起

正苏州是地方志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方志之乡。从现存最早的反映吴越历史的"方志鼻祖"《越绝书》算起,这里的修志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历代先贤为我们留下的旧志约400种,占全省存世旧志的三分之一。要研究苏州乃至江苏的历史文化,离不开这些旧志。自汉至北宋千余年间,地方志曾以地记、图经等名称和形式长期流行。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考证,苏州一带曾有过顾启期《娄地记》、顾微《吴县记》、张勃《吴地记》、顾夷《吴郡记》等数种,可     

“挺经”蠡测

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写过一部有名的笔记,叫《水窗春呓》,里面写了不少关于曾国藩的史事。在“一生三变”这条笔记里,有这样一句话：“（曾国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关于曾国藩的“挺经”,曾国藩的孙婿吴永,在所著笔记《庚于西狩丛谈》卷四中也曾谈及,他记李鸿章曾对他说：“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决。”（下引此书时皆见卷四）李鸿章所说的老师,就是曾国藩。曾国藩是否确曾著过《挺经》呢？从这里举出的两条笔记看,似有两种可能：一是著过;一是仅仅有腹稿。若是著过…     

来燕榭书跋辑存（二）

岳飞传一卷附岳忠武王庙名贤诗这是一册奇特的书,傅增湘《藏园书经眼录》著录。特别加以重视,与别的书不同,他是仔细记录,诗文的名目、作者,一一录入,绝无遗漏。自然也有三四处错误,如最后两诗的作者,“康元翁”误为“翁元康”,“姚”误为“钱”之类,大抵是重抄付排时疏忽所致。至于诗篇有一人多首的也未著明,京兆姚子章两诗的行格是十行,十七字,刻在岳通记文后,也没有说明。这些不过是小疵,大体说来是著录得极为忠实的,可以说明傅氏对此书的重视,《经眼录》记此书版刻大略说:此传乃就元刊宋史抽印一卷,后附祠庙诗文。本传十行二十二字,黑口…     

萧山崇化寺五代金石刻铭及拓本

萧山崇化寺(祇园寺)五代吴越国时期建有东西方塔,本文对塔中文物自清代以来随寺塔兴废有过的数次出土、还藏情况及金石刻铭拓本的传拓时间进行了综合与考述。     

周亮工与王荪

明清之际 ,名卿词客多携美姬 ,拥才女。钱谦益与柳是 ,龚鼎孳与顾媚 ,侯朝宗与李香 ,冒辟疆与董白等 ,皆艳传后世。还有一对 ,风雅不减 ,但却罕为人知 ,那就是周亮工与王荪。周亮工 ,字减斋 ,号栎园 ,河南祥符 (今开封 )人。他的才学 ,不逊于钱谦益之徒。曾亲承其教泽的曹寅 ,在《楝亭文钞》之《重修周栎园先生祠堂记》一文中 ,把他与唐代韩愈相提并论 ,说 :“所谓名世应运而起如公者 ,盖不能一二见也。”王日卓《新世说》记明遗民申涵光语 :“未晤栎园 ,未睹沧海 ,自是生平两阙。”周亮工声名浸微 ,一是由于他晚年曾焚毁自己的著述 ,作品传…     

西安的“奇园茶社”

“奇乎不奇,不奇亦奇;园耶是园,是园非园。”这是50多年前,西安莲湖公园中“奇园茶社”的一幅耐人寻味的对联。作当年在撰写此联时似乎就想告诉人们,这个小小的茶社之中将要发生许多“奇乎不奇,不奇亦奇”的故事。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小小的茶社确曾上演过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奇”剧,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所建树的奇功奇勋。     

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

关于戊戌变法时维新党人是否有过“兵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密谋,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对此是不承认的,但是毕永年在《诡谋直纪》中却详细记录了康有为是如何劝说他带兵围园的。由于毕永年也是一个维新党人,所以他的这件史料一经发表,就立刻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并将其作为围园密谋的有力证据,如此,则围园密谋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问题是毕永年所记并不是很可靠的,所以围园密谋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大唐西域记校注》商兑

由季羡林光生等著名专家学者点校注释、中华书局出版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以其丰富的材料、精审的注释赢得了学术界的一致赞誉。这样一部“非常专门甚至有些冷僻的学术著作”（该书《重印后记》语）不仅多次获奖,而且印数也已突破11000册,足见其影响之深广。校注者在校勘时曾参考了唐释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慧琳音义》）。近来,我们在研读《慧琳音义》时,将其中的卷八二（《大唐西域记》音义）与《大唐西域记校注》进行比勘,发现《大唐西域记校注》尚有可商之处。一是文字讹误。校勘者引用《慧琳音义》,但文字有讹误。…     

关于元杂剧《灰阑记》的来源问题

《灰阑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国内有学论及了它的来源和世界性影响问题,这有意义。但学关于《灰阑记》题材来源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灰阑记》虽在内容上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所记的故事有相似之处,但李行道却不是从这三个宗教故事中取材。一,三个宗教虽在唐代以前就传入中国,但其时除了佛教有关故事已翻译过来以外,其他两个同类故事是不是已经翻译过来,难以确定;二．李行道是中国的隐士,不是宗教信徒,他受中国传统化的影响,《风俗通义》是宋元习见之书,他见到的可能性更大;三,元杂剧创作中普遍存在着吸取历史故事、小说等材料进行创作的倾向．李行道所在的平阳是当时杂剧创作的中心之一,他当然会受到这个倾向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他是从中国本土的故事受到启发,创作了《灰阑记》。中国本土故事就是见载于《风俗通义》中的黄霸断两妇人争子的故事。《灰阑记》的故事情节、宗旨．与之极为一致。世界几种化中都存在着《灰阑记》式的故事,这一情形值得深入研究。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外化及学的相互影响及异同,是有意义的,但应注重事实,不应轻言袭用而贬低一个民族创造化的努力和对世界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