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史分期意见述评

儒家经学,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经过中国封建王朝“法定”的经籍的阐发和议论。它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开创于孔子,终止于1919年“五四”运动。正由于经学在中国流传久,影响广,儒家经典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崇奉勿替,孔子偶像崇拜不变,而经书及其注释中又保留有大量历史和思想资料,所以讲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对经学的研究。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经学是要批判的;作为历史文化资料的经学,却不能简单抛弃,而要认真清     

《说文解字》引《诗》辨析

《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不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文字学家,而且是当时被称为“五经无双”的古文经学大师。他作《说文》的根本目的,在《说文解字·序》及其子许冲《上〈说文解字〉表》里说得十分明确,就是意图通过文字构造的分析,说明造字的本义,匡正“世人”对古文字的“非訾”以及他们对文字的曲解谬说,从而发扬“五经之道”,捍卫古文经学的统治地位。因此,《说文》在以六书理论解说文字的形、音、义时,往往引用儒家经典作为例证,其中又以引据《诗经》的语句为尤多。全书共引儒家著作中的词句一千零八十五条,其中引《诗》四百四十一处,占经典引文中的百分之四十强。由于许慎之师贾逵精     

论皇侃经学思想的主体与本质

皇侃《论语义疏》加入了很多玄学和佛道思想。尽管如此,儒家思想在《论语义疏》中仍然占据主体地位,儒家思想主体表现出越来越开放包容的趋势,玄学和佛道思想被主动引进,而又没有改变儒家体系,这是儒家主体成熟和自信的表现。关照现实是儒家思想区别于玄学佛道的鲜明特性。《论语义疏》中关于“忠”“孝”“礼”等问题的阐释,既植根于六合之内的孔子之论,又针对当时振兴儒家道德和完成礼制建设的社会现实进行议论发挥。它既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无源之水,也不是没有任何指向的抽象空谈,而是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的有机结合。因此,皇侃《论语义疏》具有鲜明的儒家特性。《论语义疏》大力阐发儒家经典的义理,使经学在思想理论形态上有了显著的提升。     

清代贵州诗歌之“王气”论略

钱仲联先生的诗学研究取向,始终以儒家经学传统为参照,其评价清代贵州郑珍诗歌,以“王气在夜郎”一语概言,既包含了有清一代“诗学”中心西移的客观信息,透露了清代诗歌历史的盛衰状况,亦强调了诗人的“学问”功底及作为诗人的经世致用功夫。在清代诗学“汉宋之争”与“宗唐崇宋”风气合融的道路上,钱氏以为惟郑珍独具“王者气象”。其核心在于文学经学化最高“体用”追求的张扬与发挥。     

宋代经学著作雕版印刷述论

经学是整个封建社会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学说。时至宋世,作为儒家经典合称的“十三经”完全确立。并与进入黄金时代的雕版印刷事业紧紧相连。宋代统治阶级的意愿、士人的经学研究状况以及普遍的社会风气作为三大社会因素。共同给予当时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而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则作为雕版印刷版本鼎足而立的三大系统,在经学著作的长期刊印过程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而且大大推进着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在整个宋代文化史上,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对于传播经学知识、普及经学思想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

东汉末年在何休时代,今古文经学已经合流,而佛教传人,道教形成。儒家经学在思想意识方面已不能发挥巨大作用,遂渐从统治地位而潜流于野;于是经师变作人师,无论其政治地位,思想情况,童年教育总是自儒家经学启蒙。以此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道俱有大师,儒家经学虽不寂寞,却步入训诂注疏之整理阶段,所谓“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繁芜,穷其枝叶”者,盖南学承玄学流风,北学袭服郑余荫。经学注疏虽云短于思想而长于名物训诂,但因儒、佛、道三家之思想交浸,在经解中亦渗透佛、玄思想,于是唐宋时代正义之学,亦具理学思想之萌芽。北宋理学由萌芽而结硕果,于是中国之哲学思想再现高峰。     

口碑和文章

清朝乾嘉年间,有一位名叫王鸣盛的大经学家、大史学家,他精心研究儒经,著作等身。尤其是在经学、史学研究中旗帜鲜明地声张儒家天下为公、重义轻利的理想,将那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一一置于儒家批判刀俎之上,真是大义凛然,让读者肃然起敬。史书记载,说他文如其人,“性俭素,无声色玩好之娱,晏坐一室,伊唔如寒士”。     

清末古文家的经世学风及经世之学

清末古家虽强调“求真”而非“致用”,但事实上发展了道成以来的经世致用学风。国粹派学是其典型代表。他们批评晚清今经学,自身却也重新诠释经学传统,并且“通经致用”,发展儒家的夷夏之辩及民本思想。他们又阐述非儒学派,把“经世之学”扩展到诸子学、史学以及佛学,从而学术格局由经学独盛变为多元并存。这为进一步汲取近代观念和西学方法创造了条件。作为晚清较为庞大的传统学术群体,古家的经世学风加速了传统学术的衍变和转型。     

经通於史而经非史——蒙文通经学研究述评

盐亭蒙文通先生，以经学与古史研究知名於时。其治经学也，以经世致用为归，承乃师廖季平之说而更进一步，别开新境。要而言之，约有三端。一曰上古中国文化，有海岱、河洛、江汉三方民族之异，周秦学术因之而判分。二曰两汉经学不同於周秦儒学，一为经生之学，一为儒士之业。三曰秦汉之际新儒家最为卓越，立新法，创新制，旨在民治、平等；贵贱贫富之悬绝，欲一举而夷平之，非孔、孟“从周”之见所能范围。然揆之以孔孟“为兆民”之意，则可谓一脉相承。文通表彰秦汉间新儒家，其意殆在斯乎。“论古之事，原以衡今”；“无事非究古义，亦无事非究将来”；“先哲之术，岂苟为涂泽耳目之具哉”：是谓文通经学研究之结穴。     

华夏人文地理献言

人文地理，乍看好象是一个新型的名辞，其实，它是人类文化中久已被人忽略而遗忘的学识，尤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早在秦汉以前，已经特别重视。即如儒家传统经学所谓“群经之首”的《周易系传》里，便已提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人文地理的纲要。演绎言之：从地球物理的时空方位来讲，     

经学与汉代的选官制度

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刘汉皇朝选官制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察举、征辟、博士弟子课试及茂才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而其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或出于儒家经典,或本于经学之旨,体现了对儒家经学的特别重视和对治经儒者的特殊关照。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使刘汉皇朝适时地改变人才观念,更新用人标准,拓宽选官范围,扩大统治基础,从而造就了一个名士云集、人才辈出的政治局面。这既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又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繁荣,还有利于经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同时,以儒家经学为指导思想的汉代选官制度的推出,标志着我国文官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后来科举取士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李军魏晋南北朝是秦以后中国古代分裂时间最长、动乱频率最高的历史时期,史学家们常常称之为“乱世”。从高等教育方面来看,这个时代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变革、大转轨。所谓大变革,是指从汉代正统的独尊的儒家经学教育中摆脱出来...     

王通主体思想管窥

自两汉到隋朝建立,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一直陷入长期的分裂之中,中原政权更替不迭,统治或重视黄老思想,或推崇佛教思想,而儒家衰微,传统的中国人伦道德经历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思想界混乱的状况与当时的政治状况完全相符,政治的状况也自然造成了经学本身的纷乱（孙昊、李静《王通与经学更新》,《江淮论坛》2003年第3期）。但是自孔子以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和奋斗,从孔孟的“仁学”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再到王通的“中道论”,儒家思想理论体系在不断完善。唐宋理学繁盛,特别是宋代程朱理学,     

略谈雷依群教授《西汉长安经学研究》的学术成就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解读儒家经典及其思想的经学便成为汉代最显赫的学问。经过古今学人的潜心探索,汉代经学研究蔚为大观,多有硕果问世。近年来,随着新史学的崛起,人们对区域社会和文化的关注不断升温,日趋活跃的区域研究为汉代经学课题的拓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在这种研究潮流的推动下,雷依群教授新著《西汉长安经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问世,开启了两汉经学研究的新局面。     

古代货币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研究古代货币要排除几种干扰研究古代货币应该文献、实物、社会经济发展史互相补充发明,而非互相抵触干扰,然而后一种情况往往有之。以本人之体会似有如下几种:一是“伪经论”的干扰,旧时儒家今文经学派为争夺儒家正宗地位,常用“伪经”“伪撰”、“伪窜”、“依托”等大帽子攻击古文经学。后人不察,把那些带着特殊思想感情作出的“考证”以及治学方法作为前人研究成果接受下来。这是不利于古代货币考证工作     

两汉经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经学历史悠久,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清末废科举为止历经两千多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又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今文经古文经交相辉映,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曰：“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在随后的历朝历代,经学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不论其如何被表述,理论基础始终是汉代经学。     

论西汉时的"子学没落,儒学独尊"问题

诸子思想的没落,并非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致。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并非是罢黜诸子百家全部。汉代独尊的是“六艺”经学而不是儒学思想。“经学”的崇尚．不只是在教育的仕进制度上取代了诸子思想的地位,在学术思想文化发展上更是诸子思想消沉的主因。     

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先生的成名作,它以坚实的证据解决了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康有为所力主的刘歆伪造诸经之说不成立。这一学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超越了今古文窠臼,而是一本“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的原则,彻底破除了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并冲破了“六经皆史”说之樊篱,达到了将经学问题转化为史学问题的目的。围绕《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其相关问题,钱穆与顾颉刚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这一讨论虽仍牵涉到今古文经学的一些老问题,但与清末康有为、章太炎之争已大为不同,非为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经学争论,而是史学层面上的正常学术讨论,“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无论是钱穆的信而有疑,还是顾颉刚的疑而有信,最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皆有益于近代新史学的成长壮大。     

理学与经学的关联及分别

由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意见而引发的关于新儒学渊源的论争,关系理学的属性,却始终悬而未决。其主要分歧在于:唐宋诸儒上承道统,声言辟佛,究竟是避名居实,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还是直探经学,反对异教;唐宋诸儒的义理之学,只是受到天竺势力大盛的时代影响(或压力),至多参酌佛禅性理之说,中心根本不出古儒家心学脉络,还是已经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即利用儒家心性说谈论佛教性理,以沟通儒释,使得谈心说性与济世安民相反相成;没有佛教以及吸收佛教的道教影响,新儒家能否再发现孟子心学,并且改造为义理之学。皇权的认定和新儒家的自许,让理学占据了宋以后经学的正统地位,对于中华文化的传衍至关重要。而儒佛属性的模糊及其衍生的问题,使得理学是否属于经学的范畴变得难以捉摸,以至于出现二者的盛衰适相反对的认识。尽管内心排斥,清代的经学与理学以及汉宋之争,只能在经学的领域内与理学争正统,无法根本反理学。必须深入经学的堂奥,又跳出经学的局限,才能把握经学与理学的关联及分别。而要彻底破解这一世纪悬案,还须留待有心之人。至于理学的旧途径之于中国未来的意义,则有待于来者发扬光大。     

略论汉代经学的发展阶段与内在理数

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居于核心地位,汉代则是经学发展的极盛时期。在汉代,经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而汉代经学出现上述阶段性特征的原因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性需求,儒家社会理想与学术理想的矛盾以及儒经的语言文字特点等。今、古文经最后合流,也是由其自身的内在理数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