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内部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

正古希腊历史上发生过两次重大战争:一次是公元前500至前449年的希波战争,另一次是公元前431至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一次战争是希腊人联合起来抗击波斯人的入侵,其事迹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后一次战争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交战,属于希腊城邦之间的内战。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至前396年)亲历这次战争,写下鸿篇巨制《伯罗奔尼撒     

同盟困境与美日同盟--日本的同盟政策分析

同盟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也是一个战争扩散的通道,同盟困境所显现的是同盟国间基于国家理性,围绕着利益、权力、地位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政策选择行为上的合作与冲突。本文以日美同盟的战后发展过程为主线,以美日政策互动为核心,考察了各个时期日本维系同盟政策行为的根源,并在同盟框架内对不同政策的相关性进行了部分梳理。     

1797-1800年美国与法国准战争探析

18世纪晚期,美国为维护海上权益与地缘安全,加剧了与英法之间的矛盾。美国在《杰伊条约》中对英国的让步,换取到美英之间十年的和睦,却导致美法关系紧张,美国与法国从同盟走向准战争状态。最终美法危机得以和平解决,但这场准战争深深影响了美国早期的内政和外交。     

“仿照庚子互保”：江浙战争与江苏耆绅的和平运动（1923—1924）

江浙关系与全国政局相表里,自1922年以来两省关系深受直系与“反直三角同盟”牵动。1923年沪杭成为“反直中心”后,江浙关系恶化,以苏社集团为代表的江浙耆绅主张仿照东南互保先例促成江浙和平,他们推动两省军阀签订和平公约,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战争爆发。但1924年直系战败,“反直三角同盟”主政,为此张謇等苏社诸理事促使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下野,避免了战争扩大。在此过程中张謇与苏社其他耆绅态度常不一致。这些政治运动展现出苏社集团的政治力量与江苏“绅军政权”的特质,也展现出晚清政治在北洋时期的延续性。齐燮元素与江苏耆绅关系密切,双方均以“保境安民”为要约。但江浙战争期间,军阀受派系利益求“保境”,士绅因地区利益求“安民”,军绅之间发生严重分裂。军阀无法安民,其存在的合法性亦发生动摇。     

中苏同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作用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不是针对美国的,但中苏同盟的建立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苏联是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强大后盾。《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力地牵制了美国,使其不敢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苏联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有力的军事援助;苏联积极帮助中国打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大力援助中国建设工业基础;苏联在外交上坚决同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作斗争。这些对中国人民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和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和保证。     

二战时法西斯三轴心国首脑从未齐聚会晤之原因探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轴心国在世界几大洲点起了战火,全世界人民英勇抗战。除了中立国以外,形成了两大主要阵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国率先形成法西斯同盟,而反法西斯同盟主要以英美中苏为主力军。反法西斯同盟开过多次重要的国际首脑会议。首脑会议不仅仅是为了商讨策略,更是一种联合的象征,是首脑之间彼此重视的体现。然而法西斯集团虽然形成得早,在备战和战争的十年间,却并没有举行一次三国首脑齐聚会晤,原因何在?本文主要从人为因素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战争形势和自然环境出发,探求三国首脑从未聚首的原因。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正斗争──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谈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说：“这个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①怎样理解毛泽东概括的这个内涵丰富、言简意赅的精辟论断呢？无疑要借助胜于雄辩的事实。只要认真回顾一番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再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历史,仔细考察一下蒋介石和毛泽东对《雅尔塔协定》截然相反的态度,再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特别是这两个条约的附件进行反复比较,是非便注渭分明了。1941年12月7日,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已达四年之…     

清代平定华南海盗战争(1790—1810)的官方纪念与历史书写

清代平定华南海盗战争的官方纪念活动,包括举行纪念性仪式,修建纪念性建筑物,刊行纪念性文献和绘制纪念性图像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建筑、实物、文字和图像资料意在强化官方权威,为这场颇有争议的海疆危机提供盖棺论定的历史叙事。这样做,既延续了盛清时期书写“战争征服史”的传统,表现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也折射出嘉道以降国势衰落期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变迁。由于亲历战争灾难的地方集体记忆并未被完全抹去,私家对战争的记录和纪念冲击了官方统摄一切的主导地位,使得由各类载体构建起来的历史书写和战争记忆存在很大的伸缩性和歧异之处。     

历史的宿命与怨念——沈志华谈朝鲜战争

近年来,朝鲜屡次宣布不承认《朝鲜停战协定》,而今年正是朝鲜战争停战60年,历史学家沈志华出版过《朝鲜战争揭秘》《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等著作,对朝鲜战争素有研究,在这里,他回顾和梳理60年前的那场战争,起因过程解决影响,以及其中的大人物与小人物     

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

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沈志华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毛泽东与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６月２５日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１０月２５日中国政府宣布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中国出兵朝鲜与中苏结成同盟有什么直接和内在...     

北京政变前后的冯玉祥

草亭秘议 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成为继袁世凯、段祺瑞以后的突出人物.就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当时除孙中山、张作霖和卢永祥三角同盟之外,也形成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合反吴的三角同盟,对吴佩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一场政变在酝酿之中.     

美英法与德日摆脱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不同方法之原因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场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英法通过改良,用民主的办法渡过了危机;德日却通过建立法西斯专政,用战争的办法摆脱了危机,使人类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战争灾难.在同一危机的打击下,这些国家为什么会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付方法?我认为是由于以下四个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一、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不同     

试析1941年苏英关系中的第二战场问题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德、意、日轴心国逐步升级的对外侵略扩张,直接威胁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全。为了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为了粉碎法西斯侵略势力,彻底摧毁法西斯军国主义战争机器,苏联、英国和美国经过长期努力,终于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这是世界进步力量的重大胜利,为彻底打败法西斯军国主     

1959—1962年中印边界危机恶化的原因

中国与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20世纪50年代,两国关系一度非常密切。从1959年开始,由于印度对中国西藏问题进行干涉,不断挑起边界争端,导致中印边界危机逐渐恶化,最终爆发边界战争。边界危机的恶化是历史与现实、印度国内政治与国际冷战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战前夕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浅释

高中《世界历史》课本第87页上说:“从1908年到1914年,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这句话的内涵,主要是指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前夕所发生的几次国际政治事件,即波斯尼亚危机、摩洛哥危机、意土战争、两次巴尔干战争及其影响等。为充实教学内容,下面按时间顺序,分别作些浅显的解释。二十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两个军事侵略集团的最后形成、列强间力量发展不平衡的加剧、重新瓜分世界问题的提出,造成国际形势异常紧张,特别是到了一战前夕,这一紧张局势更发展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因而出现了一系列恶化世界局势的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问题。这些危机和战争,列宁把它看成是准备世界大战的路标。其一是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1908年10月,奥匈帝国吞并了早就垂涎的居民大多数属     

元代医祀三皇考

“三皇”曾是古史辨派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尤其是顾颉刚先辈对此颇有考证,但对医祀三皇的研究并不多,只是在《三皇考》中提及过。医祀三皇是元朝独有的现象,是医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和元朝维护统治的必然产物;但它悖逆民族融合的潮流,因而未被后世承袭。     

1965年印巴战争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

1965年印巴战争不仅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矛盾和冲突发展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大国关系在南亚地区变化的直接结果。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美国决策者把遏制中国作为其南亚地区政策的核心,同时以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作为实现其南亚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但是,美国的政策中存在着援助印度对抗中国与同时发展同巴基斯坦的同盟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对1965年印巴战争的反应和政策,就是以不介入及以停止援助作为迫使印巴接受停火的压力,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关系的惩罚。美国的政策实际上丧失了对印巴两国施加影响的渠道,这不仅使得苏联在调停印巴关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且也导致苏联在1965年印巴战争后大力援助印度并发展同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巴基斯坦发展和密切同苏联及中国的关系,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迅速减退。美国对1965年印巴战争的反应和政策表明,以对外援助作为实现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其作用和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     

底比斯与雅典和斯巴达关系的演变——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界

关于伯罗奔尼撤战争的研究，国内外多数学者都将重点放在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诚然，雅典和斯巴达是战争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理应得到学术界的较多关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诸如底比斯、科林斯等次等强邦在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底比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重要一员，在战争前后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与雅典和斯巴达关系的变化，将引领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乃至整个希腊城邦之间关系的演变进行再认识。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与中美关系

1958年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是战后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曾企图通过战争威胁和压力迫使中国做出让步,但由于美国公众舆论和盟国的反对,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灵活的对美政策,使美国以“核威慑”战略为主要内容的对华政策破产。尽管双方剑拔弩张,但事态终究没有失控。即使在危机高潮时期,双方仍继续保持着有限的对话,这对于化解危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再一次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美对抗的基本特征。     

迪士累利与1875—1878年近东危机中的英俄之争

“东方问题”是“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及其各继承国之间的对抗而在东南欧引起的各种问题的总称”。简言之,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它形成于18世纪末,贯穿整个19世纪。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是继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东方问题”的又一次高潮。此次危机形式多样,内容繁杂:有巴尔干斯拉夫人反抗土耳其素丹政府的民族起义,有俄土战争,还有大国对土耳其遗产的争夺及由此引起的分歧与冲突。其中,英俄之争是主要矛盾,并成为当时欧洲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迪士累利是此间英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