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档案揭示的“八一七公报”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签署了关于解决美售台武器问题的联合公报,习称“八一七公报”。它与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一起,并称为处理两国关系的三大基石,在官方文件和学者著作中频频提及。近年来,随着美国一些外交档案的解秘,“八一七公报”谈判前后的某些细节渐为人知,耐人寻味。现将美国方面的材料整理如下,供读者参考。     

中美《上海公报》谈判的第一阶段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发表了第一个联合公报,即著名的《上海公报》,标志着中美长期隔绝的结束和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上海公报》的谈判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10月20～2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第二阶段是1972年2月21～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第一阶段的谈判经过了三个回合,双方先后各自提出了三个版本的草案稿,涉及公报的写法、内容、表述等问题,但核心是台湾问题。经过双方反复讨论,中美各有让步,除台湾问题外,其他问题基本达成共识。这就为4个月后的尼克松成功访华和第二阶段的谈判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而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历史时刻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1日,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交换了意见。22日,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27日,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并于28日发表。《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艰难曲折的“基乔会谈”

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周恩来和尼克松之间的会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姬鹏飞代外长和罗杰斯国务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华沙会谈多年来的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副外长乔冠华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双方如何发表公报的问题。这个公报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中美《上海公报》。     

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的“第二层会谈”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为了不让美国国务院参与到中美高层的核心会谈和起草（《中美联合公报》的谈判中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精心设计了“三层会谈”：尼克松和周恩来关于中美政治关系的会谈为“第一层会谈”,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开展“第二层会谈”,而中美双方起草联合公报的会谈为“第三层会谈”。在两国部长级会谈中,富有实质性的讨论是关于在未来积极开展两国人员、文化、贸易等双边交流的问题。     

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续）

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之间实现了和解。此后至1973年5月双方互设联络处,结束通过秘密渠道进行沟通的方式,建立起正式的直接的联系机构,中美双方一直从实现各自战略构想的大方向上,谋求两国关系的稳步发展。但是,越南战争还在继续,美国仍然希望北京能够影响河内的谈判方针,以助其尽快摆脱战争梦魇。中国这时对越美方针的变化可以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乔冠华在起草《上海公报》中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经过双方最高领导人的紧张会谈,访问取得了重大成果。经双方磋商并同意,以中国外长姬鹏飞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为首的班子商量有关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副外长乔冠华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双方如何发表公报的问题,这个公报也就是以后人们所熟知的《上海公报》。乔冠华踱步钓鱼台思考难题深知任务艰巨的乔冠华在钓鱼台的房间里踱着步,反复思考着各种公报形式和公报措词以及会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反复及各种关系。中国政府为尼克松一行作了精心安排,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尽兴地到北京各处参观,基辛格…     

从三个联合公报看美台军售

进入2010年,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64亿美元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什么美国这一行为激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呢？可以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中找到答案。     

从大众传媒角度解析影片《水门事件》——兼谈中美报纸业差异

《水门事件》是围绕美国政府臭名昭著的＂水门事件＂拍摄的电影,影片重现了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博·伍德沃德两位记者如何一步步揭开这场政治黑幕。本文将从大众传播的角度解析该影片,深入分析报纸业在美国大众传播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此外,通过对美国报纸业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中美报纸业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当前中国报纸业存在的诸多问题。     

浅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背景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一个僵持性谈判。在冷战白热化的年代里 ,中美两国为什么要启动这样一个双边谈判 ?了解启动中美大使级变化的历史背景 ,有助于了解我们理解其僵持的原因。本文认为 ,中美两国启动大使级谈判的背景为日后双方的谈判出现长期僵持局面埋下了伏笔。在要不要进行双边接触的问题上 ,中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态度。基于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 ,中国一直在积极地寻求双边接触的办法和途径 ,而美国则不断地回避接触 ,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并没有促使美国与中国进行直接接触 ,而中国随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却迫使美国不得不考虑通过双边接触的方式化解危机。在讨论中美双方会谈的议程和谈判内容上 ,双方存在着巨大矛盾 ,其实质是对待台湾问题的政策目标的根本对立。     

中美《上海公报》谈判的第二阶段

中美《上海公报》谈判的第二阶段是在1972年2月21～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谈判前夕,黑格访华,其名义上是为尼克松访华做技术上的准备,实际上是以苏联的军事威胁来吓唬中方,迫使中方在《上海公报》台湾问题上让步,但中方不为所动。《上海公报》谈判第二阶段共进行了六次谈判,双方在台湾问题、"人民要革命"以及双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措辞上进行了争论。《上海公报》谈判最终取得了成功,其主要经验和启示是:应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妥善处理台湾问题;认识和尊重差异,寻求和发展共同点。     

美国对华鸦片从走私到公开贸易的演变

美国对华鸦片输出经历了鸦片战争前、五口通商时期及《天津条约》后鸦片贸易合法化三个阶段.从美国进行土耳其鸦片的行销开始,美国就开启了对华非正常贸易的道路.相比英国,美国鸦片走私时间晚、质量次,但鸦片走私的速度与影响力一点不弱于英国.中美《望厦条约》中,美国以支持鸦片走私的态度换得了中国政府的信任,此后,美国国旗成了掩盖鸦片走私的最好保护伞.18世纪中后期,随着美国西部开发及工业资本在国内的发展需要,美国商人逐渐将在华资本回调到国内参与经济建设,活跃的美国商界先驱与鸦片走私逐渐淡出中国市场.     

论20世纪初的中美联盟风潮

20世纪初的中美联盟风潮中,在清末舆论界,无论是革命派、立宪派还是清廷控制的报纸,多有主张。倡导与美国结盟的清末朝野人士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驻外公使、东北官员、其他官员、立宪派分子、革命派分子等,朝野上下合奏出了一曲结盟美国的强音。尽管主张中美联盟的呼声很高,仍然有反对的声音,代表人物是章太炎和梁启超。与清末舆论界大力鼓吹中美联盟相似,美国也多有赞成结盟的倾向。日本国内舆论有相当强的反对之声,其政府在外交方面也有应对,主要体现在促动主张中美联盟的我国驻美公使伍廷芳离任、封杀《民报》及与美国签定协议三事上。中美联盟风潮之所以发生,与清末的危殆情形有关。就内在理路而言,作为中美联盟主张的支撑,以夷制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论及影响,中美结盟对清政府而言,重要的是政治意义。     

战后美军在华处置战犯问题初探

二战结束后,驻华美军自行在中国境内处置战犯,极大地侵害了中国主权,引发中美司法管辖权之争。中美双方就是否存在以及如何理解中美口头谅解协议和盟国间引渡战犯条约这两项文件展开交涉。虽然口头谅解协议及美军的行动,不仅突破了中美《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所规定的司法管辖权,甚至也超越了中美《新约》签订前有关领事裁判权的权限,但基于"中美军事同盟"的压力和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民政府最终又不得不单方面妥协退让,吞下苦果。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国民政府主权意识的薄弱和官僚制度的弊端,也折射出战后中美关系及战犯处置问题的复杂性。     

美国“援华”与1947年蒲立德访华事件

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美两国关系得到了快速发展。美国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都对国民政府提供了援助,"美援"也成为当时中美外交的一个频繁词,但两次援助的性质与结果截然不同。本文借助于对二战之后中美之间的关系分析,通过中美外交的一个侧面,即蒲立德1947年的非正式访华事件,包括对蒲氏的访华历程、访华结果和访华影响的分析,来达到对当时"美援"问题的再探究,     

《麦诺森法案》的出台与《排华法案》的终结——对1943年《纽约时报》所载《排华法案》存废之争的解读

美国国会于1882年签署通过的《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意义上以种族为限制依据的移民法案。二战期间,中美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在战争进入全面转折阶段之后,1943年《麦诺森法案》出台,《排华法案》终结。这一进程的背后是各方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妥协。本文通过解读美国《纽约时报》1943年所载有关存废之争的报道,试图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排华法案》为何在二战期间被终结。     

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与中美首脑外交

中美两国的外交不仅对两国具有深刻影响,更会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因而中美两国关系在新时期被赋予了更大的意义。探讨中美首脑外交、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意义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与我国的对策研究

台湾问题是当前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发展。美日插手中国台湾问题,主要是出于两国战略利益和遏制中国的考虑。但事实上,这不利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有损于自己的利益。在中美日三角关系框架下,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应采取的对策包括提高综合国力,发展中美、中日关系,坚持睦邻友好外交等。     

《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简介

日前 ,南开大学出版社推出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张注洪教授主编的《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一书。该书凡 3 2万字 ,运用丰富、翔实的中外文资料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美两国在宗教、教育、科技及政治等各个方面交流的情况 ,并对迄今以来国内相关课题的研究状况和成果进行了述评。书中若干涉侨内容 ,作者也引用许多第一手资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例如 ,关于美国退还庚款兴学 ,作者认为此举旨在防止类似义和团运动和因 1 90 5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而引起的中国人民的反美斗争。从主观上看 ,美国有其培养亲美人才、试图影响和控制中国知…     

《蒲安臣条约》历史成因考

1868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蒲安臣条约》。清政府启用外国人蒲安臣担任对外使团领袖,是一种外交创举和追求变革的体现。美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促成了这个较为平等的条约。内外交困的清政府意图扭转不利的外交局面,学习先进西方科学技术增强国力,抵御外敌势力扩张。这种愿望促成了《蒲安臣条约》。蒲安臣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真执行外交任务的精神也促进了条约的顺利签署。外交政策实则体现了国力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