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战争前后英国商人阶层对殖民地问题的反应

美国独立战争前后,英国商人阶层虽然反对政府对殖民地的高压政策并且主张母国与殖民地之间保持和平关系,但这些反应主要是在经济利益推动之下的权宜之计,而并非出于改变帝国内部关系的深远考虑。英国商人在对殖民地问题做出反应时,是以"不损害帝国主权"作为底线的。这种情况与英国商人阶层在英国政坛上缺乏足够的代表力量结合起来,限制了英国商人阶层在影响英国政府政策方面的效果。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近代商人与慈善义演

正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不难发现其中为数众多的著名商董在经商致富的同时,均曾积极从事各类慈善活动。而揆诸浩瀚纷繁的慈善文献史料,也会屡屡看到记载商人们的活跃身影。各地善堂、善会等慈善团体中的主导者,基本上也都是商人。毫无疑问,商人与慈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商人之所以热衷于从事慈善活动,虽主要取决于商人自身的经济条件与思想观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与中国"重本抑末"的历史传统与社会风气不无关联。20多年前笔者在评介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能源局长背后的骗贷案

风流参赞日本"留情",家人情人加拿大"创业"眼下对刘铁男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案件的全貌仍未展现出来,但通过已经披露出的细节不难看出,这是一起突出的官商勾结、官员家属牵扯其中的腐败案件。刘铁男及其妻儿、情妇徐某以及"裙带商人"倪日涛是案件中的几个关键人物。该案之所以突出,还在于刘铁男和倪日涛等所涉案情复杂,牵扯面广,甚至触及海外并购。另一方面,该案也表明腐败官员在权力寻租的过程     

清代商人组织的概念分析——以18—19世纪重庆为例

"行会"这一西方近代学术概念对中国商人组织历史研究具有长期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商人组织是中国社会与文化建构的产物,反映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特定过程.本文以重庆为中心,结合巴县档案等材料,分析了重庆历史上的"行"、"帮"、"会馆"、"公所"以及神会等不同组织概念的历史内涵,提倡在中国文化与社会环境基础上理解和解释中国商人组织的制度变迁问题.     

“贾名儒行”与“士风日下”:明清士商关系变动新论

明清时期,士商关系发生了变动,但这种变动并非基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与士人都未对商业实践进行价值重赋,商人所自信的是对士人之道的践行而非商业实践;士人对于商人的肯定以及所谓“新四民论”,底层逻辑是士人阶层对本身的反思与批判。因此,士人才是明清士商关系中的自变量。商人的自信实质上是对士人的质疑,这一方面基于商人自身对士人之道的实践,另一方面源于士人在财富下的异化。这种异化被正统士人批判为“士风日下”,士人也开始被质疑是否言行一致。这些批判与质疑则揭示出,士人之道已在实践与观念上破产。     

在“爱国”与“私利”之间——国民革命时期一例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工商关系

国民革命时期,"爱国"与"私利"的权衡始终左右着商人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持久程度.省港罢工伊始,粤商激于反帝爱国的民族情感,多能牺牲"私利"而积极参加对外经济抵制运动.然而,随着运动的开展,"私利"的严重受损驱使其对投资此次罢工的"风险和成本"重新审视.而"特许证"取消后,商人更以合作的姿态援助罢工.与上海五卅运动中短暂的"劳资同盟"相比,省港罢工中的"工商联合"却呈现出稳固、持久的特点.此种在阶级、民族利益博弈中形成的"工商联合",不仅与中共民族主义运动统一战线策略的成熟、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广州"工商合行"的行会传统及商人国民革命性的提高不无关联;更重要的是,罢工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商人深受其惠.正是"爱国"与"私利"的双重动因,共同谱奏着民族主义运动中工商关系绵延跌宕交响乐章的主题曲.     

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且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受中日甲午战争等国际局势影响,上海的对朝鲜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双边贸易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和商人网络等方面的条件。上海对朝鲜贸易的两大特点是上海腹地资源的出口和洋货的转口。大量物资从上海流向朝鲜,使上海的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朝鲜金银的大量流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朝鲜的贸易赤字,不受海关监管的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的走私也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海则获得了朝鲜的金银,也使中国商人具备了在朝鲜市场上与日本商人竞争的能力,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兴衰也折射出转换期中朝关系的变化。     

商人与袁世凯政权

中国资产阶级与近代政府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本文以资产阶级的重要成份──商人与袁世凯政权的关系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了商人对袁世凯当政时期几。关键事件的态度,从而厘清了商人与袁政权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并进而在历史考察的基础得出结论：中国商人低下的发展水平是商人阶层长期未能成为一支独立的积极的政治力量的重要原因。     

商代陶质酒器组合的研究

正商人重酒,这不仅可以从商人墓葬出土铜器组合中看出~((1)),也反映在商人墓葬出土陶器组合上。本文所谓"陶质酒器组合",一方面是指商人遗址中出现的具有酒器功能的陶器群;另一方面还需要参考青铜酒器群而定。我们都知道陶器本身没有自名,经籍和甲骨文上可供参考的陶器名称也很少,所以现代学者对陶器功能和组合的判定多参照铜器的功能     

冲赛康是值得感恩的福地

冲赛康是拉萨一个古建筑的名字——"观市楼",位于老城区八廓街北侧。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新一代藏族商人,主要来自康巴地区,在冲赛康之前的空场上开辟了独具特色的冲赛康露天市场。珠宝商们大摇大摆的站在冲赛康市场的马路中间做生意,人们把这种经营方式称作"康巴朗仓",意思是"康巴站市",或者叫做"康巴路市"。默默无语的冲赛康站市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千万富翁,此地无疑是藏族商人的福地。本文为作者采访康巴站市中的一位藏北老商人的口述记录。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     

我国古代"商"与"侠"的精神文化联系

在我国古代商人和游侠两个阶层之间,无论就行业关系或社会关系而言,都显得比较疏远,但它们的精神文化内涵却表现出很多共同特征.核心是"信"和"义"两项内容.     

“弃儒就贾”本义考——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弃儒就贾"是讨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的一个重要论题。一些学者视"弃儒"者为儒生或士人,将"弃儒就贾"之风作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与士商融合立论的起点或依据,进而提出所谓的"新四民论"和"士商相混"说。本文通过对"弃儒就贾"本义的考证后认为:一是此处之"儒"是指科举士子的举业,而非"四民"中的士;二是"弃儒"行为的发生与"弃儒"者儒学水平之高低并无必然联系,即"弃儒"者不一定是儒生或士人;三是"弃儒"不一定"就贾"。因此,"弃儒就贾"之风与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士商融合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对所谓的"新四民论"和"士商相混"说似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     

周佛海的贪色人生

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代理书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从共产党投向国民党,成了"三民主义理论权威",抗战爆发后又当上汪伪阵营的第三号大汉奸。贪色是周佛海的一大人生特色,他喜欢玩女人,除老婆、情人外     

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商人对五四运动的参与活动,可以说是一种商人外交活动,也具有民间经济外交的意义。五四运动的特殊国际和国内环境,使这次商人外交达到了新的水平,从萌芽阶段进入到基本成熟阶段。以五四运动为界,商人的外交活动有明显的进步,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间接转向直接、由依附走向独立,并日益趋向频繁化和国际化;商人的外交意识进一步强化,其出发点由原来的谋求自身的国际商务合作和作为政府的外交后援,日益发展到争取国际和平平等关系、自主开展外交斗争、获取中国应有的国际待遇,并由“在商言商”观念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转变。商人外交活动的特点表现出渐趋成熟的趋向,在组织上由自由联合转向全国统一,在目的上由防御走向进取,在认识上由感性发展为理性,在手段上由经济上升到法律。     

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与张明富先生商榷

张明富先生认为"贾而好儒"不是徽商特色,而是明清商人的普遍特征.本文不赞成这种观点,指出:一,张明富先生的论证方法有问题,单纯的例证法不足以证明某个事物的基本趋势、基本倾向.二,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与徽州这一特殊地区密切相关的.三,张文所分析的明清商人普遍"贾而好儒"的原因,从逻辑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四,儒家观念并非传统商人未能踏入近代门槛的主要羁绊,能否超越儒家思想的屏障也非中世纪商人与近代商人的最大区别.     

《商人救国》对商界的抗日救国宣传——兼论上海商人救国协会的性质

1932年成立的上海商人救国协会,并非论者所说之典型假托商人名义的团体,而是具有宽泛意义的商办爱国团体。在其存续不长的时间里,该团体围绕抗日救国宗旨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并创办会刊《商人救国》,广为宣传国难中商人的使命与责任,以及商人救国的途径。会刊《商人救国》改名为《商人公论》后仍号召商人坚持抵制日货,振兴国货,而且更加关心政治问题,甚至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发挥了"商人喉舌"的积极作用。     

论徽商的“贾而好儒”与莆商的“以商兴文”

本文论述的徽商是指明清时期的徽州籍商人：莆商则特指旅居在东南亚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的莆仙籍商人,而不是历史上的莆仙籍商人,也不是现在莆仙大地上经商办企业者或在省内外经商办企业的莆仙籍商人。     

刺桐——泉州的前生

马可·波罗第一次来到中国东南沿海时, 见到一个巨大的港口,他在游记中这样写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