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地方立法问题刍议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是我国立法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的重要内容。当前,民族自治地方立法面临诸多问题,制约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的回顾

<正>20世纪50年代,国家军事领导指挥体制等进行了多次调整,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与当时战争形态和军队建设条件相适应的领导指挥体制,主要分以下三个阶段: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国家政权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国防建设并指挥全国武装力量;1954年9月至1958年,重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奠定了新中国军事领导指挥体制的制     

浅析赤峰市地方性法规贯彻执行情况——以《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群保护条例》为例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首次将立法权下放到设区的市。赤峰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盟市,自此正式取得了立法权,开始行使地方立法权,先后制定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在立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立法后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方性法规的贯彻执行。《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群保护条例》是赤峰市享有立法权后颁布的首部地方性法规,文章以《赤峰市红山区文化遗址群保护条例》实施为例,对赤峰市首部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分析。文章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条例的颁布情况进行简单介绍;第二部分详细介绍条例实施后所做的工作,取得的成效;第三部分从条例自身及实施情况两个方面分析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希望对赤峰市地方性立法工作有所帮助。     

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历程与特征

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历程,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至1978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化发展时期,1979年迄今是市场经济取向下的城市化发展时期。中国50年来城市化历程的突出特征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工农业两极对峙的二元发展模式。分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和基本特征,对于实现城市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行政系统、化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未成年人保护地方立法探析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等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地方在立法过程中应在不违背上位法相关原则的基础上注重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随着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地方立法权进一步扩大,享有立法权的地方如何科学合理地制定地方立法成为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以未成年人保护的地方立法为例,通过对当前未成年人保护地方立...     

几个国家法律制定程序的比较考察

立法(制定法律)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活动。国家机关在其职权的范围内,依照一定的程序制定法律规范的活动即是立法。立法权一般由国家权力机关议会行使。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58条)。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权掌握在议会或国会手中。立法机关为了保证立法的质量,严格规定一个合理的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各国无不重视法律制定程序。法律制定程序一般为:提出法律草案、委员会审查、大会全体会议讨论、表决通过这样4个阶段。现在,分别考察如下。     

浅谈我国旅游立法滞后对旅游业的影响

本结合中国旅游立法的现状,从旅游业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旅游、旅行社和旅游资源)的角度,分析中国旅游立法的相对滞后给旅游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以促使相关立法机关重视旅游立法,进一步健全完善现有的旅游法律法规,制定新的法律。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选题及变通问题初探

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选题与变通问题,始终是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重要内容,本针对这一问题,从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立法变通权两个方面,论述了如何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搞好立法。     

南京临时政府的宪政体制及其实践

南京临时政府的宪政体制是立法权与行政权两权分立的总统制式的分权制衡宪政体制。在实践中,临时政府与参议院之间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矛盾冲突:借款事件和定都之争,但两次冲突都在体制内较好地化解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宪政体制还不完善,还存在一些缺陷,但基本架构和运作是良好的,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西方民主的起点模式——1688年英国分权政体剖视

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部门彼此分立、相互制衡;三种国家机构相辅相成,谐调运行,这是近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一般政体模式。资产阶级为寻觅适合本阶级需要的统治形式,经历了异常艰难的历史跋涉。先行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首先确立了国会立法权支配君主执行权的“两权分立”政体。这是三权分立政体的雏型,也是西方民主的滥觞。本文试对这个政体加以解剖,旨在探索分权政体的一般性历史成因、结构功能特性和基本运行机制。     

民族自治条例的立法变通权探讨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是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的立法权。其法定依据是宪法、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以及法律、法规中具体授权的规定,但其行使受到宪法、立法法等的限制,并且,对自治条例的立法变通权还设置了批准后生效、备案、审查、违法撤销的监督制度。     

俄罗斯生态立法对三江源生态保护立法的启示与借鉴

俄罗斯联邦是世界上进行生态立法较早的国家。其立法进程大体经过了1917年以前、苏维埃政权时期、重新独立以后三个阶段。俄罗斯生态法的内容主要表现在确立生态安全、公民生态权利和义务、生态文化建设、生态鉴定制度等方面。借鉴俄罗斯的生态立法经验,三江源生态保护立法应遵循生态优先,确立生态本位的立法理念,以维护生态秩序,保障生态安全为立法目的,确立公民的生态权利和义务,发挥本土文化的积极作用,确立三江源生态鉴定制度。     

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国情,迫切需要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依法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理分权体制。本文重点从分权的原则,分权的模式改革目标以及对现有的分权体制的法制化改革等若干问题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     

南京国民政府县级政权的运作机制：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县级政权运作机制开始向分职化、科层化运作方向发展.县的法律地位与组织架构较为明确,县行政体制中出现了县政会议、县行政会议、区长会议、县党政谈话会、以及各类专门委员会会议等运作方式;县对地方事务也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决定权;县司法与县行政逐步分立.县级政权运作机制中出现的这种新因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政权组织中分权制衡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因素在实际操作层面,成效不大,因而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其现实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关系的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二者关系有所变化。训政前期,国民党中央通过立法原则等手段直接控制立法院;抗战期间,控制更为直接,立法院的立法权部分被替代。在这两个阶段上,立法院为维护立法权的行使,不断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表示异议,但未否决过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尚未表现出反控制的倾向。宪政准备期间,立法院出现了反控制倾向;至"行宪"后,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力大为减弱,立法院独立性与反控制倾向显著增强。二者关系的变迁是在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组织状况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其对立法权的运作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爱德华·黑格斯教授南京大学讲学

20 0 2年 9月 2日至 6日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爱德华·黑格斯教授应邀到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 5天的访学。在这期间他作了 4次报告 ,论及了几个热门话题 ,如 ,英国国家的发展、信息国家的兴起、英国的贫困和福利制度、英国的档案和立法等。其中不乏新颖别致之处 ,现概要介绍如下。民族国家的发展是近年来历史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教授主要从行政机构的发展这一层面来论述英国国家的发展 ,即从分权向中央集权转变的过程。近代早期英国国王依赖地方封建领主执行他们的意愿。行政管理基本上是教区和各个郡的事情 ,而非国家一级的 ;国家立法通常是地…     

《民法典》:民事权利的保障书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中国民事立法新的里程碑和集大成者

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和政府都高度重视民事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于1954年、1962年、1979年、2001年和2014年先后五次启动民法典的制定工作。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作为民事权利的保障书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实现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又一座里程碑,是中国民事法律制度成熟定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完备的民事法治保障。     

建国50年反贪立法的审视

本文对新中国建国50年以来的反贪立法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各个历史阶段的立法实践作了分析,从时空上较全面地反映出这一时段反贪立法的概况及其特点。文章指出,反贪立法,一直是党和国家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路罪的法律武器,并且在反腐败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发展。50年来反贪立法经历了初步发展、新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历史经验表明,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加强反贪立法工作,加大反贪力度,贯彻反贪的立法精神,有利于推动和加强社会主义廉政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福利立法初探

社会福利立法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初期。为了解决与工业化发展相伴生的社会问题,发展现代社会福利事业,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法规并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体现出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事业已在一定程度上步入现代化轨道。但由于立法本身很不完善,立法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弊端,其执行效果与立法的初衷相距甚远。     

迈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关键的一步（一）——王汉斌访谈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快立法成为国家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立法工作几乎是从零开始的。197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法制委员会,由彭真同志任主任,主持立法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修订和起草了选举法、地方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个重要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