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苏关系近四十年变迁

我于1970年北大毕业后,经唐山军垦农场储备劳动和北外回炉进修之后,于1973年3月进入外交部,被分配到苏联东欧司苏联处。通过参与中苏边界谈判和其他对苏工作,我对中苏之间近四十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了解。     

阳光狂风雨露伴我行(下)

在江西的日子里 1957年7月,我和一批应届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车站登上了莫斯科——北京的列车,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苏联,又激动地盼望快点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由于我学地质,地质部人事部门按预分配方案接待了我,并把我引到地质部南方总局路兆洽总工程师办公室,在进行简短的交谈后,路总通知我已被分配到江西省地质局赣东北地质大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

正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回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毒事件（三）

我是1959年8月从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张村公社卫生院当护士的。那时,我年纪轻、身体好,又懂得护理知识,所以卫生院领导就让我参加了救治61名中毒民工的工作。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简

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科学的道路上一路追寻

正1988年,我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环境医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年,一直工作在防疫战线的最前沿。我的工作就是和传染病打交道,斗智斗勇,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不仅在历次重大传染病疫情如非典、禽流感、新发传染病的防控工作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还在科研上勇于创新。自2009年加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永振教授领衔、澳洲悉尼大     

在全总工作期间我见证的中苏关系

1949年12月我从哈尔滨外文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工作,直到1957年1月调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我在全总工作的七年间,作为翻译,参与、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间的一些外事活动,这为我以后在中办翻译组专门负责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成长

《工作着是美丽的》,这是女作家陈学昭写的一篇小说。小说的名字比内容更深刻地打动了我。我是从小学一口气读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30年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78年改变我命运的高考。1982年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根本用不着自己操心,国家就给分配了工作。当时,年仅20岁的我没有多少权力观念,     

邓大姐参加我的婚礼

在我走过的岁月中,50年前的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1953年,我从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政务院机要处工作,和陈其贤同在一个处。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相     

忆吴晗

<正>我于1961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历史学会工作,有幸在吴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5年,深得教诲。吴晗的为人、作风以及大家风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追忆那段岁月,仍使我颇多感触。这里,我想就我在历史学会工作时和吴晗的接触作几点回忆。     

压岁钱里的父爱

我在我们家里还算个宠儿,兄弟姐妹五个惟有我一个被父母供上大学。其他几个最多也不过上个初中,其中两个几乎就没进过学校。在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边远山区工作。我被分配到最基层完全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本来我是被分配到县城工作,父亲去找了一回我们的局长,     

回顾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

1959年我从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从此和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我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常务副行长,负责组建了农业银行.1980年,我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金融体制改革;1990年至1992年,我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继续研究和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作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见证人、亲历者,我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我给“洋厂长”格里希当副手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后．上级从技术科抽调了三名专业技术人员跟随格里希,配合工作,协调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其中有我一个。1966年,我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1967年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     

我给“洋厂长”格里希当副手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后,上级从技术科抽调了三名专业技术人员跟随格里希,配合工作,协调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其中有我一个。1966年,我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1967年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     

我的高僧表哥(三)

在我返回家的路途中,我回忆起解放后第一次我们兄弟俩见面的情景。那是1976年,文革即将结束,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被分配到西藏日报社工作。一天门卫忽然来电话通知我,说外面有个要饭的要见你。     

毛主席点将罗瑞卿任公安部队司令

1953年，我于中央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政治部青年部工作五年，有幸领略罗瑞卿大将领导的公安军领导机关的风彩。虽已经过48年了，但记忆犹新，终身难忘党的培养教育。     

参加襄城县土改工作的回忆

我于1949年5月考入许昌专区干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许昌地委土改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我学习了土改的政策、方法、工作步骤等知识,还聆听了地委宣传部部长纪登奎所作的土改工作经验报告和团地委、专区妇联的工作报告。学习结束后,我成为一名土改工作员,到襄城县三区参加土改运动。     

人民海军派员入朝秘密布雷行动

1952年5月,我在南京海军联校第一分校水中武器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华东海军工作,先后在护卫舰第六舰队的济南舰、临沂舰、瑞金舰和沈阳舰工作。在六年的舰艇生活中,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     

华国锋骑单车接送孩子

1953年冬,我毕业于湖南省立长沙女师幼师班,即现在的长沙师范专科学校,被分配到湖南省政府第二干部幼儿院工作。解放前,湖南省没有幼师专业学校,我们是从旧社会至新中国成立时湖南省第二批毕业的学前教育专业的幼教工作者,仅30余人。     

华国锋骑单车接送孩子

1953年冬，我毕业于湖南省立长沙女师幼师班，即现在的长沙师范专科学校，被分配到湖南省政府第二干部幼儿院工作。解放前，湖南省没有幼师专业学校，我们是从旧社会至新中国成立时湖南省第二批毕业的学前教育专业的幼教工作者，仅3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