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形成于1930年代."中华民族"一词在清末出现时,主要有三种表述:一是指中国境内独立的各民族,二是指以汉族为主体的集合,三是指汉族.清末对中华民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汉、蒙、满并列"到"汉族"的变化,各族间的关系主要表述为斗争和冲突.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为"各民族总体"的含义被重视,民族关系表述上,有"民族一元说"和"民族同化说"等方式,强调中国各民族起源上的一致性和外族与汉族的同化.1930年代后,"民族融合"成为主要表述方式,注重中国各民族历史上的融合以及现实中的平等关系,他们互相影响,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华民族"成为全民族的认同.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认识的变化过程.     

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正"中华民族复兴"论,就其核心概念"中华民族"与"复兴"旨趣之明确组合的思想自觉形态而言,可以说形成于民国时期,大约在20世纪10年代末和20年代早中期开始出现,九一八事变之后逐渐风行全中国。但若溯其源头,恐怕还得从清末孙中山的"振兴中华"论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谈起。前者代表排满革命党人的汉民族主义之"光复"理想;后者则预示了后来立宪党人融合中国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的"大民族主义"(梁启超语)之国族"振兴"愿望,它们为共同孕育这一时     

日本负罪感一议

正读罢《炎黄春秋》2015年第12期何方先生的《我看日本与中日关系》,感慨颇多。我很认同该文对日本对外侵略是"民族犯罪"的观点。众所周知,早在中国明末,日本统治集团就开始向国民灌输"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必须开拓生存空间"的观念。至清末甲午战争之际,这种观念已成为日本国民的主流意识。1931年占领我国东三省后,中国国土占领之容易与中国矿产资源掠夺之轻易,使"尽快征服全中国"的理念成了全日本国民的决心,并冠以"大     

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在五四时期的发展

萌发于清末民初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到五四时期有了新的发展。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与清末民初比较,五四时期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复兴"或"民族复兴运动"思想,而且这时所讲的"民族复兴"是包括汉、满、蒙、回、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亦即"中华民族"的复兴,而非清末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时仅仅是"中华"亦即"汉族"的振兴,尤其是孙中山对什么是民族精神、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处理好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与向外国学习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述,是对民族复兴思想的重大发展。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经历过从汉族的代称到汉族与汉化民族的统称再到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称谓的演变。从1922年7月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观念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共所讲的"中华民族"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汉族"。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38年8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讲的"中华民族"是汉族与汉化民族的统称,其代表作是杨松的《论民族》一文。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其"中华民族"观念的演变和民族政策的形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华民族的论述,则标志着中共"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中共"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内涵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     

爱国：张謇企业家精神的核心

正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作为有着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的企业家,张謇继承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传统,以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投身于救国的实践之中。与此同时,     

清末买官卖官的公开化与合法化

以捐纳制度为标志的公开化、合法化地买官卖官,为中国历代秕政,至清末登峰造极。其品种之齐全,可谓挖空心思,五花八门。朝廷公然以此作为财政收入,中饱"公"囊。市场官场化,有所谓"红顶商人";官场市场化,到处是买官赚钱。卖官之滥,使得官职候补几十倍于编制。卖官卖掉了江山,如此腐败黑暗,不亡实无天理。请看《清末买官卖官的公开化与合法化》一文。     

探寻中华民族自觉兴起之历程——评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以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为骨干,借助新文化史的研究进路,将情感、思想形态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用翔实丰富的史料与扎实的理论分析,呈现出中华民族观念与认同推进的各个历史步骤,同时也精确地勾勒出相关研究领域内部的前沿讨论格局,并为回答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如果说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是一个自我重塑的过程,则《重塑中华》也内在于这一过程,代表着从"自觉"向"更大的自觉"的思想实践。     

士志于道——“华夷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基于历史文化认同,中国古代社会的众多民族经过长期不断的交融,为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华夷之辨(夷夏之辨)"观念也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华夷之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旨在用礼仪文化构建"大一统"的"天下"秩序。广义的"华夷之辨"包括"严夷夏之防"和"用夏变夷"两方面的内容,为儒家所提出、阐发和实践。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华夷之辨"观念不但从未被淡化,而且还为越来越多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和奉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历史文化认同。所有这些,与恪守"士志于道"行为准则的儒士群体的付出和牺牲是分不开的。文章通过考察宋辽金时期不同政权下儒士群体对"华夷之辨"的实践活动来明晰上述认识,以增进对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深入理解。     

农民经济观念的变迁与小农理论的反思——以清末至民国时期江西省寻乌县为例

清末至民国时期,地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农民,面对近代开埠通商以后席卷中国的近代化浪潮,其就业、消费、生产经营和市场风险意识等经济行为与观念在承袭传统的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近代化发展趋势.寻乌的个案表明,从长时段和整体行为反应来看,传统农民并非注定是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相反倒很可能成长为市场经济的"搏击者"和现代化的"适应者".     

“共和”政体包容“五族”——辛亥革命前后变更与民族关系建构

清末,王朝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国家转型之路,在此过程中王朝国体转向"共和",王朝臣民则有了"五族"之分,相当一段时间,似乎清王朝政权将以裂解为其前途,而种族民族观念的传播似乎也加剧了这一趋势,王朝中国与"共和"中国对接进程中,"共和"政体包容了"五族",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革命派建立汉民族国家的历史偏差,为平等民族关系的建构开辟了历史道路。     

民国福州钱庄的式微

福州是中国钱庄的主要分布城市之一。在历经清末至民初的发展兴盛后,至20世纪20年代末却走向了下坡路。     

关于召开“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十次学术年会”的通知

正由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与山西省文物局联合主办、山西博物院承办的"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十次学术年会"拟定于2018年9月18日至20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本次年会以"科学保护文物弘扬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进行文物科技成果的展示和学术交流。     

社会、学校与家庭:民国人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引介和实践

博物馆观念自清末被引入中国以来,清季士人及民国知识分子皆对其教育功能有所体悟、发挥和实践。以"开民智"、"倡实学"为目的而被晚清士人所乐道的博物馆,于民国期间又演化出了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功能,这既是民国人对博物馆教育功能引介和思考的结果,也应该成为今日中国博物馆学发展之基础以及自身学术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全面细致梳理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学发展概貌之后,才能对当下中国博物馆学的学术现状与不足产生深刻明晰之认识。     

清代汉学的家法观念辨析

清中叶以降,汉学的家法观念逐渐凸显,且与学术评价和汉学衍变密切相关,但研究者至今对清代汉学的家法观念仍缺少系统论述。本文梳理了清代汉学家法的本源,分析了清代今、古文家的家法观念,认为古文家注重区分汉、宋,侧重小学方法或经说师承;而今文家倾向于区分今、古文经,以"三统""三世"说为家法的核心。清代汉学的家法观念在清末呈现出淡化之势。     

探索民族间的心灵沟通——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

对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传统的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发表的五篇文章,从历史文化认同传统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历史文化认同观念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关系、历史文化认同传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等方面作了讨论。瞿林东教授的文章指出,不同历史时期对国家的认同乃至对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都是以历史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深入研究历史文化认同传统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自觉、自信和自尊,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易宁教授的文章分析《尚书·周书》对历史之"同"及历史连续性的认识,指出中国古代建立在人文基础之上的历史认同观念所蕴含的异中见"同"和从变化中把握相对不变真理的思维特点源于殷周之际周人的历史思维。汪高鑫教授的文章指出,汉代大一统政治的建立,加强了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汉代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明显增强,具体表现为对治统、思想、民族和地理等方面的认同。向燕南教授的文章指出,五代至鸦片战争前虽然北方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然而各少数民族均普遍认同汉族的历史文化。在此长达近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构成各民族之间关系的主旋律。张越教授的文章指出,近代历史研究重视探讨以汉族为主体,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强调民族文化认同是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的重要基础。这五篇文章,对于深入认识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传统及其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     

民初国会存废之争与民国政制走向

清末民初国人学习西方建立国会政制,但质疑声也随之而起。先是章太炎在清末发表《代议然否论》,明确对该制说否;20世纪20年代初,章士钊响应太炎,再次发难批评斯制。此时,中国国会政制实践已逾十年,代议制弊端充分暴露,加之受西方议会批判思潮影响,代议"然否"讨论很快转至"存废"方向,废除国会成为各界近乎一致的诉求。由于政治家面临"法统"与"革命"的两难选择,结果在未明确否定国会制度的前提下取消了现存国会。国人批判代议制的主要理由是人民的意志不能代表,代议制是间接民主,最好的政制形式是直接民主。在批判并处置国会的过程中,被认为体现直接民主的"国民会议"主张被各界提出。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政制设计与实践证明,直接民主在实际运作中难免因"僭代"而发生畸变,结果走向民主政治的反面。     

夕阳未逝月华新远水流霞分外明--忆美学家洪毅然先生

一那是一个孕育着"新"与"变"的时代,西方列强叩开了中国沉睡百年的大门,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终于湮没进历史的尘埃。尽管老态龙钟的中华民族显然还跟不上世界的步伐,但"现代化"却以潮涌之势裹挟着西方现代科技和观念,以一种蛮力搅动着死水微澜的中国。这种新旧交替的撕扯不仅深深刺痛和影响着当时普通的     

历史教育与民族复兴:抗战时期学术界对历史教育于民族复兴之意义的认识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而"历史教育与民族复兴"的关系是讨论的问题之一。基于历史于国家和民族之重要性的认识,学术界特别强调历史教育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认为历史教育是"复兴民族的原动力"或"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并就历史教育怎样为民族复兴服务,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历史教育的培养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的功能,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条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专业的边疆研究刊物、社团创立,部分大学设置了边政学系等边疆教育研究机构,边疆研究的内容在传承中得到了拓伸,同时也开始了构建近代意义的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尝试。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重视中华民族观念的讨论,是"致用"与"致知"双重社会需求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政府组织与推动的时代特征,表现出突破传统史学窠臼向独立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在研究理念上呈现出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多维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