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和印度河文明串珠研究的启示

<正>珠饰的考古价值1在西方很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19世纪以来,埃及和印度河流域都发现有大量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珠饰遗物和一些作坊遗迹。如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就非常重视埃及考古所见的各种装饰品,并在考古报告中对珠饰辟有专门记录。上世纪40年代,夏鼐先生参与整理皮特里收藏的古埃及珠饰并撰写了博士论文2,这也许是考古界唯一对古埃及新石器时代至罗马时期珠饰进行通盘梳理的专论3。印度河流域的珠饰研究在二战前也已开展起     

合浦汉墓出土绿柱石宝石珠饰的科学分析

采用便携式拉曼光谱仪对广西合浦出土的新莽(8—23年)和东汉(25—220年)晚期的宝石珠饰进行了原位无损分析,新发现了一批在外观上极易被误认为各色水晶的绿柱石族矿物(如海蓝宝石和透绿柱石)制作而成的浅蓝色和无色透明珠饰。利用手持式显微镜对绿柱石宝石珠饰的穿孔形状、孔径大小及其内部微痕特征进行了观察分析,参考南亚和东南亚同时期石质珠饰的钻孔工艺及钻具研究成果,认为这批绿柱石珠饰采用了钻石钻头双面对钻钻孔工艺。结合南亚地区宝石资源、出土绿柱石宝石珠饰及其钻孔工艺和加工作坊等情况,认为这批绿柱石宝石珠饰是由南亚经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舶来品。研究结果为探讨汉代中国南方与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有益信息,有助于提高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贸易网络在传播珍贵物品的认识。     

中国先秦时期热处理滑石器初探

热处理用于改善材料性能以及获取所需色泽,彰显了古人的智慧与技术.除石器工具的热处理之外,象征性器物的热处理也是旧石器时代末期以来的一项重要人类行为.滑石因硬度较软,很早被中国先民用作装饰品和礼仪器,但很少用作珠饰.青铜时代早期至西周时期,滑石珠饰大量出现,部分经过了热处理.与近东和南亚地区相比,热处理滑石珠饰在器型、功...     

养心殿宝匣内五色珠饰的科学分析

故宫养心殿屋脊内宝匣中有紫、蓝、绿、黄、褐五色珠饰,本文采用实体显微镜、微束X射线荧光光谱仪、拉曼光谱仪、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和X射线断层扫描等设备对养心殿宝匣中的五色珠饰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紫色珠饰为紫水晶,剩余四色珠饰实为玻璃材质。基于玻璃的显微观察、成分分析、制作工艺及风化产物的分析研究,加深了对这些玻璃的认知,对此类来源于建筑物宝匣内珠饰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依据。     

北魏平城佛教造像与儒学中“礼”的关系——以美术考古重新解读

美术考古作为考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科的提出是以美术相关作品和历史语境来认识历史、解读文化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以期深入了解历史中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国古代社会崇尚“礼”,在礼制的影响下展现出了不同时期的文化交融与精神风貌。北魏是佛教初传入中国并尝试融入中国社会的关键时期,佛教作为一种源自域外且带有明显域外特征和文化的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深受当时魏晋南北朝广为流传的儒学的影响。同时,佛教造像的衍变和发展也受到“礼”的约束。文章试图从佛教传入中国后,传播过程中为保持其信仰的独立性和优先性,在与汉文化中“礼”的矛盾性处境中从造像方面衍化这一内容出发,浅析佛教造像的样式风格、题材与审美意象的衍变。     

南红的收藏与南红珠品的鉴赏

近年来,随着古代珠饰的逐渐流行,以前不太为人重视的古代珠饰的价格也大幅上涨。其中受众最广,价格上涨幅度最大的古代玛瑙珠子非南红玛瑙珠子莫属。仅仅十多年,南红玛瑙珠子从不为人知而转变成风靡全国的古代珠子品种,可以说达到了只要是收藏古代珠饰的收藏者,就肯定知道南红玛瑙的地步。价格也涨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即使是品相极为普通的单颗重五六克的小圆珠子的价格,     

浅析当代佛教慈善团体的组织化建设及发展趋势——以雅安地震后文殊院的慈善救济为例

佛教慈善团体作为社会慈善团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关注度也随着政府部门的重视而日趋上升。雅安地震后,文殊院在第一时间进入灾区并展开了积极救援行动,此次快速有效的支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灾区的燃眉之急。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佛教慈善团体的组织化建设及发展趋势,笔者访问了成都文殊院弘法利生部的负责人庆妙法师,并对当代佛教慈善团体的优势与不足进行探讨与研究。     

大河口西周墓地M6043出土釉砂珠饰的科学分析研究

本文对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M6043出土的12件珠饰样品进行了显微结构观察和化学成分分析。研究显示:12枚珠饰均为釉砂制品,其成型工艺皆为在木质芯撑上直接塑形且使用了风干施釉法,其中表面有釉层的7件又使用了包埋施釉工艺。其K2O含量高于Na2O的助溶剂特征及以Cu作为着色剂的特征显示了这些釉砂皆为中国本土自制。本文为研究西周时期釉砂制作技术体系提供了新材料。     

浅析吐蕃时期藏区僧人产生的政治与文化背景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人吐蕃,便开始了与当地社会文化漫长的融合过程,即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传人,有着其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而藏族本土僧人群体的产生对佛教在藏区的传播以及藏传佛教的诞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政治和文化两个角度分析藏区本土僧人产生的背景,说明藏区僧人的出现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     

云冈石窟中表现的“孝道”思想——云冈“睒道士本生”画解

佛教艺术自汉代与佛经同时传人中原,一方面将印度及南亚和中亚地区的社会宗教意识带入中国,另一方面也不断兼容着中国传统化思想的精华,从而形成多民族化不断融合的艺术表现形式。云冈石窟作为中国早期佛教石窟的代表之一,在表现佛教思想的同时,吸收古印度社会生活中能够配合佛教思想的寓言故事(以翻译的佛经为根据),加以集中表现。     

武威出土的一批唐代佛教石造像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与繁荣时期。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同时由于唐朝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与推动，使佛教得到了空前的传播．达到了中国佛教兴盛与发展的巅峰。当时，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中西交通枢纽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中心的武威，佛教及佛教艺术也在这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修寺、建塔、开凿石窟造像之风方兴未艾．留下了众多的寺庙石窟遗址及石雕造像。     

雷家坪遗址出土六朝玻璃珠的相关研究

采用显微观察、X射线衍射物相分析和X射线荧光光谱成分测试等手段,对湖北省巴东县雷家坪遗址六朝时期墓葬出土的若干精美“珠饰”进行了观察和分析,阐述了它们的特征,确定其材质;并与其他遗址出土不同时期的玻璃制品进行比较,发现其配方和我国西周至汉代玻璃,以及西方传统玻璃差别甚大。结合考古背景资料分析,这批珠饰很有可能是我国古代工匠在原有玻璃技术基础上,借鉴和吸收了外来玻璃的制造技术,在中国境内自行烧制的。     

从石窟艺术中透视宗教题材所反映的世俗生活

佛教艺术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由印度阿育王弘怫而产生,巽伽王朝时代（公元前3世纪-1世纪）,佛教艺术得到了很大发展,出现I佛传和本生故事的雕刻。公元1世纪马鸣和尚创大乘佛教以后,特别是陀罗佛教艺术兴起后,“允许民众礼拜佛像,于是开始了佛像的雕塑”①。一种文化艺术的产生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后,经过近两千年的传播与发展,在我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根、繁衍,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佛教的信仰和学说曾经对我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活、思想、学术的许多方面产生过深…     

试论民国时期佛教的困境——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佛教界对自身积弊的反思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有关中国近代佛教复兴问题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撰写的论文及论著亦日渐增多,但他们所认为的复兴一般是一系列的革新运动或居士佛学的复兴。笔者认为,只有出家人才是佛教的真正主人,佛教的兴衰应以僧人为主要评价标准。但近代以来,作为僧人载体的僧团混乱不举、僧人整体佛学修持低下,僧人和佛教甚至毫无任何社会地位可言,以至失却了整个社会的信仰。凡此种种都说明,佛教不但没有复兴,反而处于更加艰难的困境。     

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人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一种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意识形态。“佛教传人中国后和中国原有的思想相接触,不断变化,不断发展”,形成了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也不同于印度的思想,而是吸收了印度学说的一种宗教哲学。魏晋南北朝佛教广泛流传的过程,就是“不断消化变通印度佛教的过程,就是与中国固有思想融合并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有着密切关系。     

谈隋唐时期皇帝对佛教的态度与影响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虽然产生于公元前六到五世纪的印度,而其鼎盛时期却出现在中国的大唐王朝。六世纪末到八世纪末即隋朝到唐朝前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繁荣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恰好亦到了顶峰,即鼎盛期。安史之乱后,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佛教自身的发展亦由顶峰而走向停滞和衰落,经过九世纪中叶武宗会昌毁佛的致命打击,传统佛教从此也一蹶不振,步入衰亡期(当然,作为中国佛教的特产——禅宗在晚唐五代还红极一时,但它毕竟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佛教。本文“中国佛教”只指“汉地佛教”,不包括后来的“藏地佛教”)。可见,皇帝对佛教的态度与影响作用甚大。     

我国佛教的发展历程

<正>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又为我国外来的第一大宗教。在佛教传入后,在中国本土化的发展中,其异质文化不断地吸收了我国母体文化中的有益成份。儒、道、佛思想的相互作用,及相互间形成的互补关系,奠定了中国思想历史文化的主体内容。两千年来佛教于我国的社会政治、哲学、文学、艺术、民间风俗诸意识形态领域,皆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基本内涵佛教的创始人,系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释迦族的王     

浅析金代契丹人的佛学思想

契丹人作为辽朝的主体,在辽朝时历代皇帝都对佛教极期推崇,佛教徒参与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当中,可以说,佛教对于整个辽朝的国运都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所以契丹族从皇室到普通民众对佛教都有一种持久而普遍的信奉。而金国在开国以前,就有了佛教信仰的流行。辽金两朝对佛教基本上是持崇奉的立场,这也使佛教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古代佛教旅游发展及其启示

本文研究了历史时期佛教旅游发展以及佛教寺院作为旅游吸引物功能转换过程。研究认为佛教旅游作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旅游活动形式之一,在不同发展时期,佛教旅游活动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与内涵。佛教寺院在满足日常宗教活动同时,也采取"顺俗"措施,其作为佛教旅游核心旅游吸引物的各项功能也在不断完善。历史时期佛教旅游发展对现代宗教旅游开发有着重要启示:本质上现代佛教旅游是古代佛教旅游发展和延续;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需求是佛教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调整佛教寺院旅游功能是促进佛教旅游健康发展的重要现实途径。     

近代以来格鲁派衰微的原因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传入西藏后,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熏陶民族性格,影响民变了社会观念和民众的文化心理状态,它的兴民族有很大的影响。许得存发表在《西藏研究年第一期上的文章研究了格鲁派兴衰的原因。为西藏社会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种种矛盾加展封建农奴制社会日益堕落、腐朽,藏传佛教文封建农奴制的尽头徘徊,面临着改革。广大增禁欲的殿堂,把兴趣转向世俗事务,参与政泊欲望高涨,没有更多地考虑传统佛教向近现代变和适应的问题,忽视了佛法修养,拒绝接受化,以在雪域圣土固守传统佛教而自乐,从而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的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