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的冯玉祥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内战,容纳各党各派各军共同抗日救国,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张学良、杨虎城、中国共产     

传统政治文化观与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和蒋介石

作者从传统政治文化对张学良和蒋介石不同影响的层面,论述、阐释了张、蒋二人在西安事变中不同的思想、行为及其原因。张学良“以道事君”──“为民请命”的传统政治文化观是其得以发动事变的重要心理因素,而“事君以敬”──“负荆请罪”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和时代全国精神的结合则是导致他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送蒋回宁的重要思想因素。相比较而言,蒋介石的君王意识和君臣心理支配下的“威武不屈”──“捍卫人格”的思想和行为,则表现了其思想的保守、阶级立场的顽固和集团私利的狭隘。     

西安事变中的洛阳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关于它的历史意义已早有定论。本文仅就洛阳在西安事变中所处的地位作一探讨。洛阳地处陇海线,是陕西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为了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以在洛阳“避寿”为名,在其周围部下重兵。约有嫡系30个师的兵力部署在今京广铁路郑州至武汉段和陇海铁路郑州至灵宝段上。然而,蒋的如意算盘却把张、杨“逼上梁山”。     

西安事变中"莫斯科回电"解密

西安事变是影响现代中国的一桩大事件,它的发动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在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因素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共产国际、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发生有何反应?其间有哪些微妙的变化?共产国际、苏联方面的因素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     

贝兰特笔下的西安事变和中共抗日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事变初期,国内外因不了解内情而传言蜂起,一些敌对势力也在浑水摸鱼。英国记者贝特兰通过采访事变亲历者和深入延安,及时将西安事变和中共领导人民抗战的真相公布于世。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扣蒋于西安城内,逼蒋抗日。这其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9-1941)扮演的角色,常常被人忽略。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欲意迫使张杨继续“剿共”。5日,正在西安的张季鸾在华清池谒见蒋介石,告以西安谣言甚盛,流行的政治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伟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回忆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发生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的“西安事变”已过去６４年了。这一震惊中外的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确保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前,当年最主要的当事人张学良将军作古,让我们重新回首现代史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回忆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龙飞虎将军当年跟随周恩来赴西安解庆西安事变的亲身经历,全面介绍了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时的力挽狂澜、砥柱中流的作用。     

1898-1931年哈尔滨早期现代化特点研究

哈尔滨的早期现代化历时三十余年,起于1898年中东铁路的修建这一外力的推动,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结束。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哈尔滨的经济和政治、文化教育与观念、城市和社会生活等,都历经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此,研究1898-1931年哈尔滨早期现代化的历史特点,可以为中国其他城市乃至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历史启示。     

关于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几点认识

关于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几点认识徐宗勉政治民主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要求,是中国走出传统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它不仅来自同专制主义政治的对立,也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必然要提出的目标。所谓政治民主化,就是由专制的政治体系向民主的...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民主化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5月13日至14日,由南开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创新基地主办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民主化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围绕古典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欧洲民主的历程、中国及东亚的政治民主化、非洲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美洲民主等5个专题,就政治民主化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意义展开了深入的研讨。一、古典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黄洋教授分析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关系、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以及大众与精英的关系等三个方面的问题,指出雅典民主…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意见分歧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它使中共和西北红军转危为安,也使得全民族各党派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是存在着意见分歧的。     

西安事变中的罗瑞卿

1936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应事变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商解决,时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的罗瑞卿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西安之行的两个多月里,罗瑞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灵活机动的手段和过人的胆识,协助周恩来等为胜利完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其善后问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受到中共中央以及代表团全体成员的高度评价。     

充分中国化与充分世界化

正近代中国历史主题,过去有各种各样的描述,但今天看来主要就是一个传统中国如何在西方因素影响后走出传统,重构一个现代国家。按照现代国家标准进行衡量,工业化、城市化、管理数字化、政治民主化等,都是对中国传统的必要补充。事实上,经过1860年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国在这几个方面都获得了巨大进步。在"历史三峡"转轨过程中,中国已走完了大半,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出了一幅现代化大致图景。     

西安事变前的外国记者们

西安事变前夕,有三位外国记者出现在西安：斯诺、斯诺夫人与史沫特莱。但在事变发生时,三人中却只剩下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史沫特莱还在西安,似乎碰巧遇上了事变,从而成为当时唯一在西安向世界报道事变的外国新闻记者。从西安事变作为秘密战线一大杰作的角度来看,史沫特莱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关键岗位,应该不是偶然的。     

从“训词”看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将军的思想轨迹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伴随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联共逼蒋抗日的宗旨得以实现,从而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并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什么西安事变会发生?为什么张学良会在这一事变中扮演主要人物?为什么这一事变能够得以和平解决?这决非偶然性的因素所致,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固有的内在规律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偶然性中为自己开阔道路”。按照事物     

宋子文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民族危亡日益加深而蒋介石仍坚守"攘外必先安内"的严峻形势下,西安兵变的消息让国内震惊、世界哗然。但短短的两周内西安事变竟奇迹般地以和平方式解决,本文将着重介绍活跃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宋子文在解决事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谈谈西安事变初起时的社会反响

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对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当然功莫大焉，而且也是个多赢的结局。但是，事变初起时在社会上的反响不一，可以说反对的呼声更高。知识界反应尤为强烈，当然“左中右”（传统说法）的反应不一致。旗帜鲜明的“左派”或“右派”难免左袒、“右倾”，     

张学良五访阎锡山

张学良五访阎锡山任振河在西安事变前的１至１０月间,张学良为寻找联共抗日的同路人,曾五次亲赴山西秘密访问阎锡山。阎锡山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长期坚持“拥蒋剿共”和“亲日反共”的政策,直至１９３６年５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后,他的政治态度才开始发生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