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内讧”毋须正名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四期上发表有杨丙昆同志的《天京悲剧和农民战争的命运》一文,读后觉得文中总结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时所指出“非惟天时,抑亦人谋”,颇有见地。但文章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其中《正名》一节,杨丙昆同志主张禁用“内讧”这个术语,认为“‘内讧’是太平天国革命阵营以外的人物对太平天国内部     

王新旅行也要返璞归真

我们所熟知的王新是《侦察记》中的李春林，《铁血使命》中的刘成，《向着炮火前进》中的刘建功，出演过多部战争片的王新已然成为不折不扣的“军人专业户”，正义的革命形象深入人心。他说：“大学刚毕业那会儿特别期待饰演英雄人物，目前还真演了不少。而现在就是想演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些生活当中家长里短的事情，越普通越好。可能是因为这类题材近些年拍得偏少，越是返璞归真的东西对人的考验越大，所以还是很期待。”其实无论是年代剧还是现代剧，作为一个演员，王新一直用心塑造着每一个角色。     

黄克诚面示我们历史地书写林彪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开始编纂,我是军事人物分支学科的副主编。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对待林彪这个人物。首先是林彪能不能列条目上书?经过反复讨论,我们认为,林彪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罪行,在历史上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我国军事历史上他毕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浅谈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形象

《巴黎圣母院》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雨果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性格迥异的人物,每个人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表达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接受着读者对他（她）们的是非评判。一直以来,人们对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道貌岸然,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也有人认为“克罗德也是个悲剧人物,他既是宗教罪恶势力的代表,又是宗教禁欲主义的畸形产物。”“而我认为,克罗德的人格具有多面性,是一个善恶并存的、值得怜悯的特殊人物形象．     

能反省历史的民族才有光明的未来

有一则消息称英国电视台近日对3000名观众进行了一项关于历史名人的调查，有23％的受访者竟认为丘吉尔是虚构人物，却有58％的人认为福尔摩斯确有其人。还有其他一些历史人物如甘地等也有不少人以为是虚构的。读到这一消息当然令人惊讶。我已见到我国不止一家报刊以不同的方式刊载此事，语气调侃者有之，生发感慨者有之，上海《文汇报》刊登一篇短义提到“忘记历史就是背叛”，还举一反三联系到日本人不知道“东京审判”，我国《三国演义》掩盖了正史《三国志》等等。并提出要引起教育界的反思。     

论《艺术家的生涯》中“咪咪”的角色塑造

本文主要根据剧本的创作,音乐形象,人物命运发展等方面对普契尼《艺术家生涯》中咪咪的人物角色理解。笔者通过阅读大量的书籍,观看不同版本的歌剧视频,并且演唱了“咪咪”的咏叹调及二重唱,感触颇深。因此,以“咪咪”这个经典的角色进行理解和分析,希望对歌剧演唱者能够有更深的理解,更好的诠释这部作品。     

危险的教育实验——“狼爸”和他的孩子们

“狼爸”萧百佑认为自己是管教,而非虐待,他不认为打孩子会伤害孩子的人格,“小孩还没有独立的人格,需要的是爱护、保护,而责打就是对孩子最大的爱护和保护。”但即使有3个孩子考上北大,对于“狼爸”的教育实验的成果,     

下岗工人王超的救赎

《安阳婴儿》是王超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这一年他36岁,他开始回想起他长达10年的工人生涯,最后他说,“于大岗就是我。”于大岗是《安阳婴儿》中为了得到每月二百元钱的抚养费而收养婴儿的下岗工人。拍完《日日夜夜》后,坐在北京深冬的茶馆里,他说,广生也是我——那个试图向师傅赎罪而又遭到命运捉弄的煤矿工人,后来的矿主。王超从来都张扬着自己的卑微。     

读者论坛

向艾怀森问好 我自小喜欢看漫画版的《庄子》,那个时候喜欢和家里的玩具对话,和外面r 花草交谈。让我忆起童年逸事的就是这期《华夏地理》。自卷首语谈及庄子开始,翻到《无止境的高黎贡》。看罢这期《华夏地理》．觉得一页一页独立的篇目其实大有关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比如高黎贡。能理解欣赏天地之美的人．可能是庄子这样的人罢。谁理解高黎贡呢？我的姑姑给我讲过,     

我所了解的韦君宜和杨述

读韦君宜的《思痛录》,我也像作家宗璞那样,是在“痛读”,越读越有沉痛感,越挂念韦君宜的病情,越怀念她已故的老伴杨述。君宜在此书的《缘起》中说: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她这样自悔,这样严于     

从“圣人”看中国古代的智慧人格

一个、民族的智慧观念和智慧特征必然凝聚在理想人格的设计上,中国古代的智慧人格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具体呈现。三国时魏国人刘邰在《人物志》中说：观察一个人的聪明程度,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层次的人。又说：圣人这种称号,就是指智者当中最明智的人。可见,“圣人”是中国古代儒家所塑造的智慧人格的最高典范,“圣人”的本义就是与普遍人相比具有高超智慧的人。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思想家对“圣人”形象的描绘和被尊称为“圣人”的历史人物、传统人物,来把握中国古代智慧人格的基本特征。一、“条能”“各扬”“多能”、“多知”是智…     

“人格”的四重奏:五四运动前后女校学潮中的群体心理与社会历史(1911-1925)

本文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女校学潮中学生的心理及其得以产生的日常情境与历史环境,试图探讨宏观层面的社会历史对学潮学生的主观性倾向和“捍卫人格”的精神气质的影响。正是通过这些个体心理与宏观结构的关联,才能对学潮女学生的言论与行事有更为共情式的理解。学潮女学生经常提到对“人格”“女子人格”的捍卫。“人格”作为一种话语,除了表达女学生面对外部环境、捍卫独立与自由的社会性意涵,还具有对于历史上传统女性缺乏“人格”的克服与超越;同时,捍卫人格的学潮实践在伸张个人价值的同时,更包含了对“女子人格”这一群体权利的维护。这四重内涵共同构成了此一时期女学生对于自我的整体性认识,对于理解近代新女性的自我与人格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论“五四”时期高一涵的自由主义观念

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学界的一个热点。本试图采用微观实证的研究方法,依据高一涵“五四”时期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的论和译作,对他的自由主义观念加以具体的分析与评述。为了深化研究主题,作采用了对比分析的研究范式,将高一涵与不同时代的西方思想人物和《新青年》群体其他代表人物加以比较。作认为“五四”时期高一涵的自由主义观念既有显的个性特征,也有那个时代的一些共性特征。他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法治”等概念的分析论述,大大超越了《新青年》群体的一般认知,但他依然无法彻底摆脱中国传统的泛道德政治观和欧美各国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本的分析论述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自由主义观念在“五四”时期的具体表现形态,而且可以揭示“五四”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转变的多种动因。     

汉代“酷吏”——郅都

郅都,也算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酷吏传,第一个写的就是他。然而,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一提起“酷吏”,大家更多地想到的可能是周兴、来俊臣之流以及“请君入瓮”的故事。人们一致认为,这些人做官便是如狼牧羊,他们一个个心狠手辣,专以整治人为能事,类似于现在所说的“迫害狂”或“虐待癖”!不错,“酷吏”的共同特点就是;冷酷无情,贪婪无度！可是,郅都不然。其人冷酷有之,贪婪则无,而且廉洁奉公,堪为楷模。     

中晚明江南士人陆树声“自适”思想探析——以《适园杂著》为中心

江南士人陆树声于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前期撰有《适园杂著》一书。该书所谓的“适园”命名体现陆树声对“适”的理解。《适园杂著》的序、跋以及《适园逋客记》一文以三人视角为切入点,认为园之界限在我“适”、追求达到善适与自适其适的状态、消解主客之辩,层层递进,阐释陆氏“自适”思想内涵。作为晚明文界革新的重要人物之一,陆树声“自适”思想亦展现晚明江南士人与晚明文学思潮的联系。     

"水浒"文化与祈雨风俗

不少学人把张岱的《陶庵梦忆》作为吴越民俗风土的历史记录,这是不无道理的。例如“扬州清明”、“二十四桥风月”、“越俗扫墓”、“绍兴灯景”、“龙山放灯”、“目莲戏”、“闹元宵”、“西湖香市”等都是江南地区明末民俗的历史资料。陈平原在《“都市诗人”张岱的为人与为文》中,就认为张岱“对于民俗文化与都市风情的理解和把握胜过了史书和方志”。林邦钧在《梦醒寻梦-张岱及其小品文》中也认为,“张岱小品的内容十分丰富,殆同一幅全景的明末风俗画”。潘承玉认为《陶庵梦忆》是“史文”,并论证了它的历史性1。其中的《及时雨》一篇…     

命运的偶然

记得琼瑶电影《燃烧吧!火鸟》有一句话：“偶然＋偶然=命运。”我和高大哥的认识应该就是一种命运的偶然吧。从歌迷到助理再到经纪人,这中间很漫长,有很多回忆,很多人以为我对高大哥的离世很淡定,     

《潜伏》中“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原型李俊才

近年来最火的谍战剧《潜伏》播出之后,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引起人们的关注,剧中“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的真实人物就是我的堂叔李俊才,至今仍健在,他是我父辈中最小的堂兄弟,我称他“六叔”。     

释“帝”兼及“皇帝”

王鲁湘于《河(?)》第二集《命运》解说词中曾提及:“研究古文化的学者们提出过一种说法,黄帝的 ‘帝’字,可能是土地的‘地’字.‘黄帝’就是黄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国人常爱说的‘皇天后土’的‘后土’,意思是地母.”(载《文汇报》1988年6月28日)该段论述涉及几个问题,其一:“帝”是否即是“地”,是作者的臆测与附会,还是查有实据.其二:“黄帝”命名的含义为何,是否就是“黄土地”的代名词.另外还     

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辨

一些史家认为,春秋时越王勾践在兴越灭吴中,实行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计划或谋略,事实不是这样.若果有此事,有关史书一定会有所反映.然《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墨子》、《吕氏春秋》、《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涉及吴越史迹的典籍中未提及,可见此事并未发生,但我意它亦非后人虚构,盖因于引用史料失当所致.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语,出自《左传》哀公元年,话出吴国老臣伍子胥之口,显然,它并不是越国的兴国计划;第二,伍子胥言“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时在吴败越、越提出求和之际,当时,越王勾践还未入吴为奴,自然就谈不上越国后来的兴越灭吴的计划了,而伍子胥更不可能提前道出数年后越国实施的计划;第三,伍子胥言“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退而告人曰”,这种私下对人所谈的话,断不会为越国君臣所获致,自然也就不可能作为越国的兴国计划.由此可见,“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乃是吴国老臣伍子胥在吴王夫差不听其谏言,轻率地同意与越国讲和的情形下,从内心发出的哀叹,实非后来越国君臣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