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实践历程

正2014年6月2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缅甸总统吴登盛、印度副总统安萨里出席并讲话。中国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强权国际法理的彻底批判和否定,开辟了国际关系新纪元。中国在其中起了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者     

周恩来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今年6月28日和29日是中印和中缅两国总理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周年,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过一个甲予的历史考验,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成为发展国家关系和解决国际争端的公认的基本准则。     

试析新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试析新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孙友葵,王玉贵由中国政府首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发展我国对外关系的根本原则,已经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回顾并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关系中确立、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光辉历程与历史经验,具有一定的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产生及其国际意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用以指导自己同各国发展关系的一贯原则。 本文以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思想为指导,阐述了我国倡导和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论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什么是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必须遵循的指针的意义。     

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当代中国外交中的作用与意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在外交上所进行的重要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逐渐形成分别以美国、苏联为核心的两大国家阵营对峙的局面。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使得阵营间的对立不断加强,并严重制约了国家间正常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彼时,中国作为亚洲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亟须获得国际承认,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建立外交关系以融入世界体系。     

关于50年代中期中国倡导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分析

５０年代中期,中国倡导和奉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中国一开始是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后来又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同样适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赋予其以指导处理一般国际关系的普遍性意义。然而,由于当时...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对亚洲政策的提出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与印度、缅甸一起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延续和发展,促成了日内瓦会议的成功,打破了美国试图在东南亚建立对华包围圈的图谋,团结了参加科伦坡会议的国家,提出了中国对亚洲集体安全的政策,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嬗变

正一个主权国家对当前国际秩序的认知和理想国际秩序的追求构成了对国际的总体价值趋向,即国际秩序观。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国际秩序观经历了重大历史变迁。中国始终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断丰富和拓展国际秩序观的内涵。中国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从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转变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     

1954年中印协定与中印边界争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50周年回顾

1954年中印协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印边界争端中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当时的印度政府认为,1954年中印协定解决了中印之间包括边界在内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其主张的中印边界中段的条约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协定表明中国确认了印度政府主张的中印边界.中国政府认为,1954年中印协定和写入其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印边界无关,更不能表明中国承认了印度主张的任何一段中印边界.中国政府的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印度政府坚持上述主张及其拒绝续签1954年中印协定的做法,只是为了把其主张的中印边界强加给中国,这对中印关系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承认新中国与新民主主义外交的酝酿

新民主主义外交酝酿于香山时期。在香山时期,中共中央在考虑与英美为首的西方各国关系时,所主张的是建立外交关系,而非承认问题“。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作为两个国际法术语,各有其内涵,具有不同的性质。中共中央此时对美外交以及整个对外关系的处理,显然受到苏联的影响。国民党在冀图英美等不要承认新中国的策略上,曾寄望于通过联合国机制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无论是国际法理还是现实情势,都促使国民党认识到,妄图阻挠国际社会承认新中国,只能是徒劳。     

周恩来外交思想对建设和谐世界的启迪

反对并制止战争,实现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是建设和谐世界的根本前提。周恩来正视国际社会和平与战争这一主要矛盾,率先倡导并坚决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推动和平事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最集中的概括和最精彩的体现,最初是在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处理双边关系的过程中产生的,后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外交基本原则和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准     

当代中国和平外交思想的发展历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提出了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据此,周恩来于1953年底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推动会议达成了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     

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段史实

新中国建立后即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干涉一 , 。是美国出兵侵略朝鲜时即派出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侵略我们领土干涉我国主权对此中国政府, , 。采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对策进行反击 “ , ” , 。 另一方面来自邻国印度当新中国要完成统 。一祖国大业保卫祖国边疆解放西藏时印度政 、 、 ,府却进行干涉它一面教唆原西藏地方政府噶 。 (厦增兵昌都支援枪支弹药和电台妄图阻止) , 、 ,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另一面进行外交干涉一连 ; ,向中国政府提出三次…     

对解决南沙群岛主权争议几个方案的解析

时至世纪末,所谓“南沙群岛主权争议”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90年代以来,有关国家和一些外国人士先后提出了所谓“U形方案”、“环形方案”、“北海模式”等多种方案,但这些方案均从集团利益或本国利益出发,不仅抹杀了中国的主权地位．而且也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当然不可能为中国所接受。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就提出了解决南沙问题的新思路,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日益赢得有关国家的认同。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性方案,只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南沙问题才能得最终解决。     

苏区时期的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领导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立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开启以制度法理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伟大探索——“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则在此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参与在此预演,“一府两院”的基本雏形在此孕育,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民主建设的“初始样本”在此形成。     

试析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

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分歧;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大力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出现偏差并日趋"左"倾.中苏关系的这一段曲折历史为世界各国正确处理国际事务提供了前车之鉴,国际关系只有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拥有和平有序的世界.     

宗藩之溃：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派兵条款”形成考析

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中的“派兵条款”,是该约最为重要,也是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款。中方提出派兵权及该条款的产生,起因于撤兵问题,肇源于日本的侵朝野心。日方则坚决反对中方的独有派兵权,李鸿章为此反复调整方案。作为不同的理念和原则,“本有”之权与“均等”宗旨是中日各自主张的依据,反映了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由于清政府做出“非常之让步”,双方最后迅速达成协议,形成双方权利“均等”的“派兵条款”。该条款是中朝宗藩关系在法理上走向溃决的重要标志,为日本启动武力手段侵朝做了法理上的准备。     

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涉及房产规定争议的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该司法解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争议主要的聚焦点在于夫妻共同财产产权之认定和划分上。笔者以该司法解释所引发争议的财产性规定为切入点，通过实证和法理之分析，寻求“人情”与“法理”之间的平衡。     

殖民强权的“例外之地”和“绝对责任”制度在晚清中国的形成

外国列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晚清中国推行了一种“绝对责任”制度,用“炮舰外交”迫使清政府对外国人在“排外”争端中所遭受的损失和伤害进行赔偿并严惩涉事中国人和案发地区的官员,而并非照国际法惯例或中外法规来判定中方人员是否应被如此惩处。这种政策和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实施军事管制法和现代国家实施“紧急权力法”等现象在法理和政治哲学上有紧密联系,其理论核心就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法治和程序正义的“例外之地”。列强最终借1901年《辛丑条约》将这种政策变成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本文通过考察这个此前极少被学界关注的重要现象及其历史成因和国际背景,来剖析相关的霸权政治和殖民实践的运作逻辑。     

论南京“安全区”功能的错位及其原因

“安全区”和“大屠杀”是出现在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一对似乎矛盾的词语。本文认为所以出现这一现象 ,是由于南京“安全区”的功能发生了错位 ,即 ,安全区某些未定或是次要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而超过主要的功能。其原因是日军拒绝承认“安全区”;“安全区”的建立系个人行为 ,并非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对主权国家不具约束力。因而“安全区”被赋予的功能能否正常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当局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