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尼普尔银贷业商人档案研究(上)

古代两河流域银贷业商人的苏美尔文为dam-gàr,他们是从事借贷和买卖获利的专业人员。本文根据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原始经济档案研究了7个主要商人的借据档案,总结了有息和无息贷款、大麦借贷的基本高利率,大麦和其他物品的一般价格,以及银钱和大麦转换借贷形式等规律,并对散乱发表的出土借据中的7个主要商人的文件进行了档案重建,进而为理解古代两河经济领域中货币形式、银贷利率、商人职能等金融和商业规律提供第一手史料。     

本期寄语

本期刊出12篇专题论文和一组笔谈。"古代地中海文明"栏的3篇文章中,包括吴宇虹和吕冰合作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尼普尔银贷业商人档案研究》的下篇"档案重建"。该文根据在尼普尔出土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经济档案文件的原文集,     

周原出土商人庙祭甲骨来源刍议

不仅从我国古代宗法制度的考察,可以否定周人在周原立商王庙并祭祀商先王的说法,而且H11:1、H11:84、H11:112、H11:82等庙祭甲骨本身的解读(特别是祭及商族先王成唐、大甲等)和刻辞行款的分析,也更说明了这些庙祭甲骨应为商人之物。但是,这些商人庙祭甲骨在周原出土却是事实。为什么商人庙祭甲骨却在周原出土呢?这是在否定了这些甲骨为周人所有说以     

近代出土档案文献的社会价值

出土档案文献,不仅为学者研究古代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宣示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不单具有史学的价值,同时也具有文字学等方面的价值。出土档案文献是档案中的瑰宝奇葩。     

读王宇信先生《周原出土商人庙祭甲骨来源刍议》等文后的思考

读王宇信先生《周原出土商人庙祭甲骨来源刍议》等文后的思考谭步云１９８８年,王字信先生接连发表了《周原出土商人庙祭甲骨来源刍议》、《周原出土庙祭甲骨商王考》、《试论周原出土的商人庙祭甲骨》、《周原庙祭甲骨＂周方伯＂辨析》等文章①,极为详尽地申论了在周原...     

咸阳古渡遗址出土的隋唐佛教造像

咸阳古渡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古渡遗址附近出土了大量文物,为人们研究当时的经济、文化、军事提供了重要的物证。丝绸之路也称为佛教之路,咸阳古渡遗址出土的大量隋唐佛像为研究当时佛教文化活动以及中原和西域国家的佛教文化交流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资料。     

高昌王国贸易史研究综述

吐鲁番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业重镇,来自东西方的商品与商人汇集此地,进行中转贸易;而吐鲁番墓葬出土了大量的文书及其它考古实物,为揭开吐鲁番贸易史的真相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学术界对吐鲁番贸易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本文对高昌王国时期的贸易史研究状况进行综述。     

肯尼亚乌瓜纳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

2010~2013年,北京大学考古队对肯尼亚31处古代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研。乌瓜纳遗址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处。本文对乌瓜纳遗址出土的299件中国瓷器进行了整理和介绍。这些瓷片包括了从南宋至清代的产品,产地涉及浙江龙泉、江西景德镇、福建、广东等地。从统计数据来看,元代至明早期、明代晚期是中国瓷片输入东非的高潮阶段,代表瓷器种类分别为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花瓷。从乌瓜纳遗址出土中国瓷片的个案出发,本文从政府政策、商人构成、流通环节等角度对东非输入中国瓷器的阶段性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玉器——谈美国佛里尔艺术馆玉器藏品

美国收藏家查尔斯·兰·佛里尔(Charles Lang Freer,1856-1919)生活的晚年,购置了一批中国古代玉器,这批玉器绝大部分得自上海和纽约的商人之手,其中一部分据说出土于浙江省。1923年,佛里尔艺术藏品对外展出以后,这批具有特征的玉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甚至对其时代产     

从《一千零一夜》中商人形象看阿拉伯文化重商情结

阿拉伯人自古重视商业经营,按古代历史学家的说法,阿拉伯人不是掮客便是商人。阿拉伯文学奇葩《一千零一夜》中商人形象比例也在各类人物中占绝对优势,这源自古代阿拉伯的社会文化背景,即古代阿拉伯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优势使得《一千零一夜》成了一个展现商人生活的大舞台,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阿拉伯文化的重商情结。     

商代陶质酒器组合的研究

正商人重酒,这不仅可以从商人墓葬出土铜器组合中看出~((1)),也反映在商人墓葬出土陶器组合上。本文所谓"陶质酒器组合",一方面是指商人遗址中出现的具有酒器功能的陶器群;另一方面还需要参考青铜酒器群而定。我们都知道陶器本身没有自名,经籍和甲骨文上可供参考的陶器名称也很少,所以现代学者对陶器功能和组合的判定多参照铜器的功能     

战国秦汉时期环东中国海地区的陆路交通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古代货币的流通影响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如果以这一时期货币的出土资料为依据,研究环东中国海西、北、东三岸地区的陆路交通构成状况.就可以以这些交通道路的走向为依托,了解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对朝鲜、日本等周边邻近国家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论中国古代的广告传播媒介

中国古代广告媒介是古代广告信息传播的工具和载体。广告媒介的使用者往往也是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广告媒介使用范围基本没有超出原始族群活动区域和商人活动的狭隘“市场”范畴;从其社会功用看,古代广告媒介大致分为肢体语言、借代物和手工广告媒体三大类。中国古代广告媒介传递着中国古代社会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     

出土竹笥饱水保存期间微生物病害的初步研究

<正>引言竹笥是由竹篾编织而成的箱子,一般长48~50厘米,宽28~30厘米,高15~16厘米,也有规格稍大一些的[1][2]。出土的竹笥主要用来盛放衣物、食物和书籍等随葬物品,外边拴着竹简或木牍,一一说明竹笥内所装为何物[3]。竹笥是我国考古发掘中常见的一类有机质文物,它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编织技术水平,是研究古代手工艺和古代经济的重要实物资料。由于长期埋在地下,出土竹笥大多呈饱水状态,出土后如不及时进行处理,一旦水分蒸发,篾     

文化交流融会,文明共存共荣

正古代丝绸之路兴盛和繁荣发展的1000年,促进了东西文明的交流,长期持续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荟萃,吸纳了不同地区的文明精华,丰富了中华文明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催生了公元4~14世纪的敦煌莫高窟735个洞窟和窟内4.5万平方米壁画、2000多尊彩塑,以及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公元5~11世纪的6万多件文献和艺术品。莫高窟的佛教石窟艺术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除保存了大量有关中国古代的政治、宗教、艺术、文学、经济、科技、民俗等珍贵史料外,还保存了许多反映古代亚欧文明的材料。如莫高窟公元5     

叙永出土古代铜鼎

叙永县文物部门新近收藏了一件出土完整的珍贵文物——古代青铜鼎,它对深入研究古代川南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这只鼎是叙永县定水中学(原定水寺)修建花台时出土的。鼎由青铜铸造,呈长方槽形,长18厘米.宽14厘米,高21厘米,长直立耳,高圆柱空心足,重1.5公     

国家档案

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铜奔马”。为东汉青铜器,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雷台墓。东汉时期镇守张掖的军事长宫张某及其妻合葬墓中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奔马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     

中国动物考古学的思考与研究

<正>动物考古学通过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科学和全面地采集,开展鉴定、观察、测量、测试及各种统计和分析,结合考古学的出土背景进行探讨,认识古代的动物种类、古代的自然环境和古人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及古人的行为,从特定的角度探讨古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研究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①。在中国考古学中具备动物考古的思考是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步几乎同时发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1921年,以瑞典人安特生对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为标志。而在1924年,     

中国山羊的起源与扩散研究

家养动物的起源与扩散与农业起源、古代贸易、文化交流密切相关,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山羊(Capra hircus)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为早期人类提供了重要的肉食资源、奶、羊毛和毛皮,在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由于早期动物考古研究的局限性,动物考古学家并没有仔细区分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绵羊和山羊,而是笼统地以羊来代替,导致我们对山羊在中国的起源、驯化及其传播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本文系统整理了中国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资料,同时结合现代山羊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以及古代山羊的古DNA研究,阐述了中国古代山羊的起源与扩散过程,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从甘肃出土文物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世界古代科技文化发展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甘肃近年来出土的一些文物为我们重新认识四大发明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新的依据,也证实了甘肃是古代科技文化的重要传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