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战时外交体制探析——以宋子文使美为中心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体制的功用,体现在重大外交决策以及人事安排上,其特征就是高度集权于蒋介石个人。自1940年6月起,宋子文以蒋介石个人代表的身份长驻美国期间,直接对蒋介石本人负责,与蒋介石之间的重要联系力求绕开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也绕开驻美大使胡适,对美交涉成就显著,是战时外交体制灵活、高效、保密且成功运作的范例。蒋介石的最高决策地位,既是战时外交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这一体制得以维系运作的重要因素。战时外交体制的确立,固然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集体抉择,但对战时外交体制的认同却是非常复杂和难以掌控的,其运作过程的稳定性也就难以保证,这也是战时外交体制的主要局限性所在。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国民政府为什么对日本采取了“诉诸国联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确立诉诸国联的政策是以国民政府中央部分领导人所形成的共识为基础的,是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它是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前提下、在直接交涉走不通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其次,它是国民政府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外交策略的必然选择;最后,申诉外交政策的抉择与国民政府和国联关系的发展有关。     

1931—1938:汉冶萍公司与国民政府关系述略

九一八事变至武汉抗战是国民政府与汉冶萍公司关系处理的一个特殊时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囿于对日外交的考量,长期对汉冶萍采取放任态度;抗战爆发后则断然实施强拆内迁。这一方面体现了国民政府履行了债权人角色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加强战时经济统制,增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工业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抗战前期中国争取同苏联订立互助条约始末--兼析《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932年和1935年,国民政府先后向苏联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问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争取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促使苏联出兵参战,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工作的重点。这一条约最终未能订立,但有关交涉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结束。本文探讨了这两个条约的相互关系及交涉的全过程。关于互不侵犯条约,重在分析国民政府从首先提议,到不愿订立,再到急于签订的种种原因。关于互助条约交涉,则着重梳理其过程,并分析其对中国战时外交的影响。本文最后指出,两个条约交涉的不同结局,是由两国战略利益的异同所决定的。     

论俄罗斯的石油经济

俄罗斯联邦的石油经济,是在俄罗斯帝国及苏联石油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石油外交主要通过石油公司实施。俄罗斯石油外交呈现出与苏联石油外交不同的特点。俄罗斯联邦时期石油外交主要由国家掌控;石油公司的对外石油贸易兼有实现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重任;国际石油贸易中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之间争夺与合作并存。石油经济对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很大。石油出口刺激俄罗斯经济的增长,石油政治与石油外交既影响俄罗斯外交政策决策,也受到对外战略的制约。后冷战时期,俄罗斯以石油扩张弥补地缘政治的削弱,但国家经济过分依赖石油出口也带来负面影响。     

蒋介石与战时平准基金

蒋介石与战时外汇特别是与战时平准基金的关系,迄今为止未见有专门性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在查阅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及其他史料基础上,系统梳理蒋介石对于战时外汇问题尤其是对于平准基金和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态度,分析蒋介石对于战时重大外汇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作用,进而探讨相应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冀深化对于蒋介石研究和战时财经领域的研究.     

多层外交与救护侨胞——国民政府对战后缅甸归侨遣返危机的处置

论文以二战后国民政府围绕缅甸归侨遣返交涉为中心,论述了缅甸归侨遣返的背景、遣返工作中断的原因以及国民政府对缅甸归侨遣返危机的处理过程。结果显示,国民政府的战时难侨救济和战后归侨遣返工作,是近代历史上中国政府规模最大的救侨运动,其中缅甸归侨遣返工作,是战后归侨遣返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缅甸战后的归侨遣返工作因缅甸政局变动而一度停滞,造成归侨滞留危机。从1946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站在维护侨胞权益的立场上,充分动用多种途径,采取多层外交策略,迫使缅甸当局有所让步,达成70%遣返目标。国民政府维护侨权的坚定立场、灵活务实的多层外交策略展示了近代中国政府对华侨权益的高度重视,值得肯定和借鉴。     

二战前后英国工党外交政策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国际格局的变迁,英国工党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理想主义是战前工党外交政策的主调,在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它信奉集体安全政策,主张发挥国际联盟的作用,反对重整军备。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工党逐渐接受了丘吉尔战时政府的现实主义外交原则,战后初期工党执政后,在外交政策方面摒弃了过去的理想主义,把现实的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工党政府推动美国参加欧洲防务,借助美国的力量建立起欧洲均势,满足了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在非殖民化问题上,工党政府同样从现实主义出发,撤出了印度和巴勒斯坦。从战前的理想主义到战后的现实主义,工党外交理念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外交的演变过程。     

国民政府争取成为“租借法案”受援国

中国战时外交把中国的抗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一直努力积极争取西方国家的援助,特别是美国。国民政府认清美国需要中国战场牵制日本的条件,积极通过外交途径争取美国租借援华,同时社会舆论界也对争取美租借援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加拿大独立外交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加拿大在外交上一直依赖英国,未能独立地处理外交事务.二战为加拿大改变过去的传统,独立自主地开展外交活动提供了契机.本文[1]将简要回顾加拿大的传统外交,系统梳理二战爆发后加拿大调整外交政策的具体过程,着重探讨加拿大如何适时地根据本国的安全与利益开展战时外交,与关国进行防务合作,全力支持英国,通过"互助法案"援助反法西斯盟国,以及加拿大战后外交目标的确立,即作为"中等国家"参与国际事务.     

中国代表团出席国联第十九届大会总报告暨金问泗在第二委员会上的演说词

1938年9月,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国联第十九届大会,事后编成总报告书一份,分述会上讨论与中国有关之重要问题。国民政府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金问泗曾在本后大会第二委员会上发表演说,说明日本侵华对在华外人权利之影响及中方如何克服图难致力于经济建设之情况,以争取世界各国对战时中国的了解与支持。本刊特予刊出,以期对研究国民政府抗战期间参与国际组织并利用其发挥外交作用有所裨益。     

论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

广州国民政府(1925.7-1926.12)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较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虽然仅仅存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但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目前史学界关于民国史方面的研究文章不少,但关于广州国民政府方面研究的文章、论著则不多。下面笔者拟就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作简要论述。一、外交方针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方针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依据孙中山遗嘱制定的。广州国民政府根据孙中山遗嘱与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对外政策,把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外交政策的总方针。在如何对待帝国主…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德军事和经贸合作关系的若干史事述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奉行反苏、亲日、疏华的政策,在远东视日本为其最主要的盟国。国民政府低调处理与德国政府之间接连出现的重大政治分歧,力图维系原先十分密切的军事经贸关系,虽然未能挽回在华德国军事顾问的召回,却在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着对德易货购料往来,一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才最后中止,有助于在外交、军事和经贸等领域,支持艰苦卓绝的抗战事业。另一方面,中德军事经贸合作关系的倒退,也促使国民政府把寻求国际援助的重点转向苏联和英美等大国,从而打开了战时外交的新局面。     

1941年美国冻结中日资产案北大核心

1941年美国同时冻结中、日两国资产,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远东政策的转折,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局势的演变。在该案酝酿、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中国因素均产生独特影响,彰显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中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面对中国战时外汇危机,美国总统特使居里提议冻结中国在美资产以实现“外部外汇管制”,中方进而要求美国政府将冻结中、日资产两案捆绑进行。为促使美国政府内部统一意见,国民政府积极配合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外交,并与美国财政部合作开展对华经济调查,经过长达半年的反复磋商,就中国外汇管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与美方达成重要共识。在美日谈判之际,国民政府竭力敦促美国坚守冻结日资的底线,有力推进了战时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开辟了中、美、英等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格局。     

抗战初期军委会参事室参事周鲠生拟《外交方略》

军委会参事室参事周鲠生早年留学日、欧,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初期,周鲠生据其对国际现势的观察与判断,拟具"外交方略"一件,指出战时中国外交的工作重点、目标及实施步骤,以供中枢决策。     

四联总处对战时银行机构的法律监管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四联总处”通过一系列立法活动加紧对银行机构设置、业务范围及业务检查等工作实施监管。监管目的在于维持战时金融经济运行的稳定,保障战时国家财政经济的金融需求,有意强化中央银行职能,以建立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体制,对战时中国金融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受国民政府实行的多元化银行监理体制的影响,机构设置重叠,事权未能统一,四联总处对银行的监管力度与监管实效明显不足,致使战时通货膨胀日益加剧。     

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

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对陆军武器装备建设较为重视,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31.9-1937.7为第一阶段,属平时建设时期,国民政府为了适应对日备战与陆军整编的现实需要,在其成立初期陆军武器装备建设的基础上,一边大量引进德造装备,一边积极谋求兵器自给,使国民政府陆军的装备水平有了一定改观;1937.7-1945.9为第二阶段,是战时建设时期,国民政府以保证军队对武器装备的需求为目标,凭借外购以及战时的兵工生产与外国军火援助,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国民政府陆军的装备水平,支撑了国民党陆军的抗日作战.但从历史的纵向角度看,国民政府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无论战前还是战时,均存在着严重缺陷.     

抗战时期天津租界中国存银问题——以中英交涉为中心

1938年春夏之交,为避免留存于天津租界的巨额白银被日本窃夺,中国方面展开以英国为主的对外交涉。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对天津租界存银问题关注不够,直接从事对英交涉的外交部与主管货币银行事务的财政部未能充分沟通和融洽合作,加上英国一味维护自身利益,不顾中方反对,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进而影响法国也向日本作出同样让步,中国存银最终被日本监控并攫夺。在对英交涉中,国民政府对英国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重大利益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因此英国在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下降。     

二战后国民政府对德侨的管理

如何处置在华德侨是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内政与外交事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二战后国民政府的德侨政策经历了由沿用战时办法,到采取德日侨民同等待遇,再到"宽待德侨"的演变。根据《德侨处理办法》,明确以集中、留用、遣送的方式管理在华德侨。在政府监督与德侨自治的模式下,德侨的集中营生活颇为舒适。国民政府留用德侨则采取实用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策略。中美遣送德侨标准不一,引起双方关于遣送名单的博弈。二战后国民政府对德侨的管理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折射出原本已实现"内政化"的外侨管理复萌"外交化"的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