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存在司法权力地方化、司法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等弊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改革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树立司法的极大权威,建立完善的司法监督体制,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重新界定和配置或限制检察权。     

新中国成立初期司法改革运动缘起新探——以对旧司法人员的政策调整为线索

1952—1953年司法改革运动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全方位改造司法机关、探索建立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部署。司法改革运动的兴起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清理“中层”运动、“三反”运动密切相关,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推动司法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司法改革运动解决了法院系统因留用旧司法人员导致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残余等问题,坚持和加强了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在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促进了新中国人民司法体系的发展,为1953年开启的大规模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司法保障。     

1952-1953年中南区司法改革运动述论

1952-1953年,为肃清旧法观点,改革司法机关中旧法的遗毒,使广大司法干部在思想上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纯洁性,中南区在党和司法机关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司法改革运动,运动大致经历了准备阶段、思想整顿与组织改造阶段、深入开展阶段和制度建设阶段。本文以翔实的史料真实地还原了中南区司法改革运动的全过程。     

司法公开的现实意义探讨

司法公开是司法实施的重大改革项目之一,在司法公开对现实的影响来说,主要有四方面的意义,即司法公开加快了司法独立;形成严格的司法惩罚制度,树立了司法权威;为实现司法公正做出表率;能够维护整个社会的正义。本文主要是探讨司法公开的现实意义。     

司法民主的意涵与困局

司法民主是中国司法制度秉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民主的意涵可以从认识论上的民主、司法的民主权利、司法民主制度来加以梳理。通过理论的梳理,发现司法民主的理论问题,总结司法民主实践中的问题,寻求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发展,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扬人民司法的重要保障。     

民初承审员选任制探析

民初实施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承审员作为辅助县知事断狱的准司法官,其选任的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呈现较大落差。在选任资格方面,形成司法部严定标准和各省司法行政机关借故变通现象;在设缺门槛及选任员缺数方面,司法部仅模糊规定最高限额,各省高等审判厅审核态度取决于县署能否自筹经费;在选任权方面,司法部致力于提高各省司法机关的主导权,但县知事牢固控制承审员的推荐和任用等权,导致承审员对县知事具有强烈的依附性。承审员选任的运作实况与设计理念的背离,折射出中央威权相对弱势背景下央地司法人事权的激烈博弈,反映了近代以来基层制度转型的复杂性。     

审判与调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清理积案与制度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大量民事案件,司法机关一度认为造成积案的原因是暂时的,这些问题可以在短期内通过应急突击得到解决,司法机关对调解的态度一度也较为审慎。基于处理民事案件和清理积案的现实需要,司法机关围绕审判与调解主辅关系的制度安排进行了探索和选择。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调解为主”的方针得以确立并趋于稳固。关于民事案件的这种制度选择对新中国司法探索和制度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探析

当前我国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存在诸多缺陷。为防止违法性行政规范性文件损害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和妨害行政法治建设,在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应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     

信任危机根源探究及对策

当前,政府、专家、企业面临着信任危机。具体分析,政府信任危机与职能缺位、对上负责、与民争利等相关;专家信任危机与违背科学精神、成为权钱的代言人、名号的被滥用、学术造假等功利化相关;企业信任危机与为利润损害消费者利益、以消费者利益受损为竞争代价等相关。综合分析,民间的监督力量薄弱、社会管理水平较低、信息公开不足、缺乏客观中立的第三部门等,这些都是政府、专家、企业产生信任危机的共同根源。笔者提出破除信任危机的对策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民间监督机制、实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建立服务型政府、疏导信息公开渠道、发展与扶持“第三部门”。     

论媒体监督对司法工作的影响

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司法权力也不例外,其主要措施是对司法权实施内部和外部监督。媒体监督是外部监督的主要措施。本文着重论述了媒体监督对司法工作的影响,提出规范媒体监督和司法关系的基本思路,以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我国司法统计信息的公布及其功能

笔者针对目前我国在司法统计信息公布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在于对司法统计信息公布的功能缺乏理性认识。认为,司法统计信息的公布,对于党和国家制定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对于人民群众了解司法工作,对于学界进行司法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明代厂卫制度干涉司法初探

明代的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强化,权力集中在了皇帝一人手中,作为皇权在体制外的延伸——厂卫组织在社会各个领域扩张,表现在司法领域上就是在常态法律之外滥用职权,破坏了正常的司法秩序,侵夺了明代政府的司法权。本文就厂卫制度干涉司法的表现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经行了初步的归纳总结,突出明代封建社会的衰落。并进一步探讨厂卫组织干涉司法的实质,反映了当现有社会制度不足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又不甘退出历史舞台时,便以畸形模式存在,但最终要以毁灭的结果回归的历史必然。同时也惊醒后人,司法的公平,公正,公开是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的因素。     

澳门司法辅助人员制度对内地法院书记员队伍建设的启示

人民法院聘任制书记员制度实施以来,由于对书记员工作缺乏清晰定位,又对其岗位设置、晋职晋升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和隶属关系不甚明朗,书记员队伍长时期来无法稳定,更难以走上专业化、职业化道路,若长此以往,不复重视,势必影响司法工作质量的提高。通过剖析现状、分析原因,借鉴澳门地区司法辅助人员制度的提示,以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司法高层重视,以及国家早日立法规范。     

理想与现实: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司法建设中的经费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最高司法当局一直勉力争取中央统一解决地方司法经费,1940年拟议多年的议案终于付诸实施。这一过程曲折迂回,起伏跌宕。统治者对司法建设的复杂认知,国家经济实力和战时环境,利益重新分割的矛盾,监督制度的落空,都对地方司法经费的划拨和使用形成窒碍,最终使划拨经费的预期目的没有达到。     

绥芬河市司法局

<正>近年来,绥芬河市司法局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司法行政工作实际紧密结合,把强化班子和队伍建设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并经过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共通努力和拼搏,目前,全市司法行     

独立审判，准备好了吗 专访十八届三中全会司法改革任务起草专家傅郁林

作为一名前法官和研究司法改革的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在2013年心潮起伏。上半年,她被借调到中央政法委参加十八届三中全会司法改革任务的起草工作;8个月后,法院去地方化、去行政化、司法职业化等系列司法改革措施公布,这是司法改革徘徊十年后,法律人期待的关键性变革之一。     

试论环境纠纷审判机制的完善

文章从妥善解决环境资源纠纷的角度出发,提出在我国推行将环境刑事案件、环境民事案件和环境行政案件归口到同一个审判庭审理的"三审合一"集中审判运行机制。设置环境资源审判庭,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实践,是人民法院保障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应当从司法机关的审判职责范围、审判队伍建设、审判层级设置三个方面加以完善,最终使司法机关在环境司法实践中,积极构建司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和谐互动的关系。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促进司法独立

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制度保障,坚持司法独立是实现法治的前提。只有坚持和保证司法独立,才能有效的防范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是党坚持依法执政的重要内容。为此,实行司法独立,必须在服从党的领导这个宪法原则下进行。     

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县级司法人事制度改革研究

国民政府时期,最高司法行政当局力图对县级司法人事制度进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县法院的普及.四川各县司法机构在省高院的部署下实施了改革.在人事任命上,提高了任职资格,采用新标准对既有人员进行甄别审定,采用考核录用的办法吸收新增人员,对未达标者进行培训,并建立一套常规考核办法.虽然经过努力改革目的部分得到实现,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有许多因素阻碍改革的顺利进行,如改革计划不切实际,合格的司法人员短缺,人员质量和数量的矛盾未能妥善解决等等,使得县司法处和县法院的建立一再拖延.另外,制度之间的冲突、围绕人事权力的争斗也消减了执行的力度.在监督方面,虽然最高司法当局规定了巡查制度和常规监督管理制度,但地方以种种应付手段使监督多流于形式.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地区的司法改革及特殊政策论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当局尝试在边疆地区推行司法改革,但由于内忧外患导致司法资源不足而没有大进展。不过,基于适应边疆地区的特殊性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考虑,有关各方围绕边疆地区的司法依据和法律适用、司法体制和法律组织以及司法人员职业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实施特殊政策,还不能满足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特殊的客观要求,可谓提出问题有余、解决问题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