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志批评

在我国志苑中,志书多评论少,志评专著更少。新方志编修十多年来,也是志书多评论少,专论志评的文章更少。缺少的东西,恰是方志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东西。 (一) 方志批评,或称方志评论,应当是一门社会科学性质的、对以方志志书为中心的一切方志范畴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判断评论的科学。方志批评的对象,涉及方志领域一切范畴。包括方志志书,方志学家,方志思潮,方志流派,方志理论,方志实践。一切方志范畴都是在志书基础上产生的,又随志书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方志批评要以方志志书为中心。方志批评与方志,是同时出生的“双胞胎”。     

论近代报刊对方志批评的革新

在近代方志转型的多重因素中,报刊上刊载专论、书评、图书广告等形式的方志批评发挥着重要作用。专论多出自方志学精英之手,实现了由重印象感悟式的传统方志批评向较有系统性、较富有思辨特点的近代方志批评转变,引领了近代方志转型的方向;专栏刊发以学术批判为目的的方志书评,营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方志批评舆论空间;方志类图书广告是市场营销语境下方志批评的一种形式,使方志常识与方志理论在一般知识阶层中传播。     

再论方志功能的历史演变及其新的内涵

方志功能,是方志这一客观事物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体现,是方志这项独特的传统文化事业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之所在。研讨方志功能的历史演变,科学地赋予方志功能新的内涵,是新方志编纂实践的自身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方志事业的迫切需要。方志的功能,取决于志书的价值取向。只有客观地界定方志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作用,全面、系统、深入地把握新方志的功能,才能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的方志文化,科学地展示方志事业的发展前景,才能高质量高品位地编纂出经世致用的佳作良志,     

方志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意义

狭义的方志文化研究是指从文化的角度,用文化、文化传播学的理论来研究方志与方志工作。这种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进展缓慢;2006年之后,在中指组领导及论坛、年会、《中国地方志》等平台的引导下,逐渐兴盛起来。30多年的方志文化研究,揭示了方志文化的概念和内涵,论证了方志文化的地位、作用,总结了传统方志文化的特征和精神,探索了传统方志文化的继承和新时期方志文化的建设问题,初步构建了方志文化理论体系。这些研究对新时期开展方志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方志文化理念使方志工作的文化属性更明确,指出了新时期方志工作的用武之地,为新时期方志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学习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方志理论与方志实践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方志理论来源于方志实践,另一方面,方志理论又必须为方志实践服务,并接受方志实践检验。方志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作为人们思想认识的方志理论也必然随着方志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方志理论不能随着方志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那它就会滑到固步自封、思     

作序点思

方志撰写序言,始于唐宋,以后成为方志独立的组成部分和特殊体裁。古代学者和方志专家们往往都把自己在修志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或者对方志编纂的认识,阐发于方志的序言中,使古代方志序言展示了历代方志专家们的编纂思想,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方     

新方志理论创新初探

<正>加强方志理论研究,对于新方志的创新和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新方志编纂过程中,方志理论研究从末间断,不断深入。随着时代的发展,方志理论也在不断创新。一、思想观念的创新明确指导思想事关新方志的定位和方向。第一     

韩章训《方志学基础教程》问世

韩章训研究员继《普通方志学》之后 ,近时又推出新作《方志学基础教程》。《教程》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于 2 0 0 1年 1 0月出版。该书按照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相统一原则进行谋篇和理论思维 ,涵盖了从修志到用志的全过程。全书有 53万字 ,设 1 5章 70多节 ,有绪论、方志观念、方志价值、方志属性、方志活动、方志发展规律、方志编纂、方志写作、续志编修、方志作品、方志接受、方志阅读、方志批评、方志学科、方志方法、方志行政及附录诸部分。中国方志协会副会长魏桥在该书《序》中说 :此书“立论新颖 ,体系完善 ,视野广阔 ,阐…     

地方志编辑出版中的方志批评

加强地方志编辑出版中的方志批评,可以对方志编辑出版的专业化、规范化和学术化产生积极作用。本文辨析方志批评与方志评论的异同,对方志批评进行重新认识和界定;通过对方志批评诸现象和目前形势任务的回顾,提出方志批评正当其时;认为方志批评的主要对象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和编纂原则,方志批评应该基于具体的文本;提出方志批评要“经世致用”,学界应该更多地关注新编地方志书;主张方志界和出版界要在方志批评方面互相交流学习,互相汲取有益养分。     

物质·制度·精神——关于方志文化建设的思考

从方志发展历史来看,方志文化已远远超越狭义的物化文化范畴,广义方志文化包含人们在方志编纂和应用实践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的总和。方志文化结构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全方位建设方志文化要开阔视野,拓展发展空间,着眼于大文化概念,促进物质、制度、精神文化三者协同发展。在物质文化上,以志鉴为中心,开发多元方志产品,为方志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持。在制度文化上,依法修志,创新工作机制,为方志文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在精神文化上,内修志德,外营识志、用志氛围,推动方志精神的传播。     

清代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以清代皖志为例

清代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巅峰,方志编纂理论随之获得很大发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各地方志的编修普遍开展,大量文人学者积极投身于方志编纂,大大提高了方志的质量,同时方志编纂理论研究也趋于深入。清代方志编修者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方志编纂的理论问题,对于清以前的方志编纂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与此同时,在方志编纂理论的影响下,清代方志编纂体例、方志的结构形式出现了较大变化,在承袭旧志体的基础上,开始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这种现象反映了志书编纂实践发展的新趋向。     

方志资料性浅议

方志是资料性著述 ,这是近年来关于方志本质的一种通行说法。在这一概念引导下 ,不少人认为方志的本质特征就是资料性。方志是否是资料 ,或者是否是资料性著述 ,资料性是否是方志的本质特征 ,目前似乎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 :第一 ,方志是资料还是著述 ,关系到方志体裁、内容及学术规范等一系列问题的确定 ;第二 ,这关系到方志在社会科学中的定位 ;第三 ,这种定位是否准确又关系到方志及方志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方向。本文不赞成方志是资料或资料性著述 ,而认为志书是建立在丰富资料基础上的著述。     

方志资料性浅议

正方志是资料性著述,这是近年来关于方志本质的一种通行说法。在这一概念引导下,不少人认为方志的本质特征就是资料性。方志是否是资料,或者是否是资料性著述,资料性是否是方志的本质特征,目前似乎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第一,方志是资料还是著述,关系到方志体裁、内容及学术规范等一系列问题的确定;第二,这关系到方志在社会科学中的定     

浅议方志编辑

如何看待方志编辑学,如何看待方志编辑工作,以及方志编辑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虽然方志编辑学早已经提出此问题,但“方志编辑”这个概念还没有定性,方志编辑工作尚未被社会广泛认可,方志编辑的职能、作用和责任还没有完全确定。方志编辑在方志标题、概念、语言、文字方面都有具体要求,与其他编辑也有着不同的编辑方法。     

《清代直隶方志研究》评介

<正>中国方志纂修肇始于汉代,至唐宋编纂制度和体例逐渐完备,明清以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荒远山区、边疆地区的开发,方志纂修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方面表现在方志数量大大增加,内地府州县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都纂修了本地区的方志,另一方面表现在围绕着方志的产生、发展及其运动规律等问题,方志学理论研究逐渐深化。在现存的全国8200多部方志当中,清代方志就有5600种左右,占到70%。显然,不管从理论原理探讨,还是从方志编纂和方志学史来说,     

试论新媒体时代地方志文化的传播

新媒体时代,需要以新媒体技术推动方志文化传播和应用。然而,传统媒体不能满足新时代方志文化传播的需要,方志机构在新媒体平台建设上发展不平衡、相当滞后。方志机构应该充分发挥方志工作者主观能动性,提升工作者新媒体素质,树立方志文化传播的营销意识;努力搭建各种方志文化传播新媒体平台,完善方志文化传播新媒体平台功能,通过发展方志网站、移动网络、微信、微博、手机短信报纸等新媒体平台,精选内容推送给广大用户,促进方志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方志传播学的构建

方志传播学是方志学与传播学相互交叉、融合的产物。方志传播学应以方志和方志知识为研究对象,以传播学的视角,立足于自古至今方志与方志知识在空间与时间上的传播事实,并结合当下的信息化传播发展,探究方志与方志知识的传播历史和发展趋势,目的在于探求方志与方志知识的传播规律,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志的社会价值,提高社会传承地方志的自觉性。方志传播有直接传播、中介传播、转换传播三种,研究采用的方法除传统模式外,更要注意从时间、空间和个案三个维度进行。     

论民国方志体例大类目的变革

方志学作为史学的一支,和史学一样同样受着西方知识系统的逐渐引进而发生变革。方志类目的变化反映了西方知识系统的影响,而方志类目的现代化首先出现在乡土志中,同时在晚清的县志中也出现了反映现代社会的新类目。在编纂实践中,方志编纂者和方志学家在使方志编纂和方志学融入现代知识系统的困难,反映了两大古今知识系统的矛盾,而要将两大知识系统融合,方志编纂采取了如同史学的专门化整理,即将方志学内容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总之,方志编纂不是简单地用新的门类和名称将志料概括和表述的问题,问题实质是一个学理问题,即西方知识系统中的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在方志编纂中的深化。方志编纂只有运用现代知识系统大类目,来重新归类方志内容,才能使得方志走向全新的社会主义方志。     

谈青年方志编者问题

孔令士同志在《加强方志理论建设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黑龙江史志》199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方志事业的基本建设主要有三项:一是方志学科建设;二是方志理论建设;三是方志队伍建设。”方志队伍建设成为方志事业的基本建设,这一点在志界已经有了共识。我们认为,在方志事业的三大基本建设中,方志队伍建设是最重要的。鉴于此,李铁映同志指出:“要稳定、健全修志队伍。队伍的素质决定志书的质量。志书的质量决定了修志工作能否继续下去。”(《李铁映同志八月十七日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5期)看来,志书编者问题,不仅是方志领域里的基本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方志事业生死攸关的大事。方志队伍建设已成为方志事业基本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而要使方志事业后继有人、方志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不出现断层,青年方志编者的培养问题,就成为这一基础性工程的基础。然而,这一问题目前在志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成为方志事业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仅就当前青年方志编者问题发表一点浅见,希望能引起志界的关注。     

试论民国方志的过渡价值——以民国《南康县志》第二编为例

新方志相对清代以前的方志,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民国方志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具体表现为记述内容的大幅度调整、记述形式的探索创新和思想方法的重要变化。这种过渡是方志变革的实践和探索,是方志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反映了民国方志在方志发展中的应有地位。